韩侂胄是北宋名臣韩琦的曾孙，母亲是宋高宗吴皇后的妹妹。娶吴皇后的侄女为妻，无子，侄孙女是宋宁宗的恭淑皇后。凭借这双重身份，韩侂胄走入官场。几年后，官至汝州防御使，知阁门事，正五品。
绍熙五年（1194年），他与宗室赵汝愚等人拥立宋宁宗赵扩即皇帝位。
韩侂胄自以为在这次行动中立了大功，加之还有个外戚的身份。哪知赵汝愚根本看不起他，说：“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则当推赏。”
赵汝愚这话说得冠冕堂皇的，我是宗室，你是外戚，做这个事儿，本来就是我们分内事，还谈什么功劳？
韩侂胄当时听了这话，心里当然不会舒服。
宁宗即位后，韩侂胄任枢密院都承旨，传达诏令，得到宁宗和韩皇后的信任，又得到朝中抗金主战的官员的支持，其中的有力人物是参知政事京镗。京镗在宋高宗死时出使金朝，曾叱退金朝全副武装的卫兵，要求金朝撤除音乐（表示哀悼）。宋孝宗称赞说：“士大夫（指儒生）平时都以节义自许，有能临危不变，像京镗这样的么！”京镗执政，支持韩侂胄，和赵朱集团形成对立。
收拾政敌的机会终于来了，让韩侂胄有机可乘的，是朱熹。
朱熹是宰相赵汝愚集团的人，被推举为宁宗的侍讲。朱熹初次见宁宗，就进讲正心诚意、人欲天理的道学。任侍讲后，进讲《大学》。旧制：单日早晚进讲，双日休息。朱熹却不分单双日和假日，每天早晚进讲。借着给皇帝讲书的机会，多次进札，对朝廷政务多加论议。朱熹又和吏部侍郎彭龟年弹劾韩侂胄，并在进讲时说宁宗被左右的人（指韩侂胄）窃取权柄。
韩侂胄正和皇帝打得火热，朱熹还没有把《大学》讲完，就被宁宗下诏免去了侍讲，对朝臣说：“朱熹所言，多不可用。”赵汝愚拜谏，陈傅良、刘光祖、邓驿等纷纷请求留朱熹在朝，都被宁宗拒绝。彭龟年上书攻击韩侂胄，说：“陛下近日逐得朱某太暴，所以也要陛下逐去此小人。”彭龟年被贬官出朝。
由此，赵汝愚与韩侂胄之间矛盾公开化。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右正言李沐上言：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赵汝愚罢相出朝，又被劾曾图谋篡权。翌年，赵汝愚在永州病死。京镗任右相。韩侂胄加开府仪同三司，权位重于宰相。韩、京等取得政权，演出了禁道学和北上抗金的场面。
韩侂胄掌权，开始对赵汝愚的理学派进行清算，指示手下搜罗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罪状。右正言刘德秀上书，说道学是“依正以行邪，假义以干利”，“如饮狂药，如中毒饵”，“口道先王语，而行如市人所不为”。又说：“孝宗锐意恢复，首务核实，凡虚伪之徒言行相违者，未尝不深知其奸。臣愿陛下以孝宗为法，考核真伪，以辨邪正。”请宁宗效法孝宗抗金，识辨道学。太常少卿胡纮上书说“比年以来，伪学猖撅，图为不轨，摇动上皇（光宗），诋毁圣德”。大理寺司直邵褒然上言“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宁宗下诏：“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言行不一，说：“朱熹引诱两个尼姑做妾，出去做官都要带着。朱熹在长沙，藏匿朝廷赦书不执行，很多人被判徒刑。知漳州，请行经界，引起骚乱。任浙东提举，向朝廷要大量赈济钱米，都分给门徒而不给百姓。霸占人家的产业盖房子，还把人家治罪。发掘崇安弓手的坟墓来葬自己的母亲。开门授徒，专收富家子弟，多要束脩（学费）。加上收受各处的贿赂，一年就得钱好几万。什么廉洁、宽恕、修身、齐家、治民等，都是朱熹平日讲《中庸》《大学》的话，用来欺骗世人。他说的是那样，行为又是这样，岂不是大奸大憝！”沈继祖的弹劾已超出道学范围，多有攻讦。宁宗下旨，朱熹落职，朱熹门徒蔡元定送道州编管。
朱熹被迫上表认罪，说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笼统承认“私取人之财”、“纳其尼女”等，说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表示要改过。朱熹门徒，纷纷离去。
这年，叶翥知贡举，和刘德秀等上疏，请将道学家的“语录”之类，全部销毁。叶翥主考进士，凡是考卷讲到程朱义理者，一律不取。儒学六经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成为“世之大禁”。据说，以致“士之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
直到嘉泰二年（1202年），长达八年的酷烈党禁才基本解冻，却已对南宋后期历史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此前的宋代党争，大都限制在政见之争的范围内。庆元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表象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在歪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权的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而所指向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藉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几乎所有的是非从此颠倒，随之而来，在一般士大夫中引起了普遍的价值危机与道德失范。不仅庆历元祐间“以天下为己任”的那种风尚**然无存，即便与绍熙以前的政风士风也不可同日而语。“绍熙之前，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为吏者喜立功名。”自庆元党禁后，“世俗毁方为圆，变真为佞，而流风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
问题还不止于此。在党禁方兴之时，宋宁宗尽管暗弱无能，却代表着专制君权，正是他的最终转向，致使位仅从五品的韩侂胄在与宰相赵汝愚的党争中站在了上风，占尽了先机。其后六七年间，宋宁宗听任韩侂胄倒行逆施，为所欲为，专断朝政，排斥政敌，走上了权臣之路。及至党禁松动之日，其权臣之势却已如日中天，不可摇撼。“君子之脉既削，小人之势遂成”，而韩侂胄擅权不过是南宋后期接踵而至的权相专政的开端。从这一意义上，说庆元党禁是南宋历史大逆转的拐点，也毫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