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之所以失败，与王安石本人的性格有关。王安石性格执拗，又不修边幅，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可算是特立独行。这也招致了不必要的攻击，如苏老泉在他拜相之前就写了《辨奸论》来影射攻击他，书中针对他的生活习惯有这样的字句：“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进而预言：“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来影射将来王安石会祸乱国家，由于苏洵是当时的名作家，因此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性格方面的影响还在于，因王安石的特立独行、刚愎自用，造成上层官僚之间关系紧张，加大了改革的阻力。如：文彦博、富弼，这两个人是仁宗一朝的重臣，久居中枢，门生故吏遍天下。富弼见神宗重用王安石，而王安石议论偏执，心里很不痛快，数十次上表要求辞职。出判亳州，临卸任时，神宗征求意见，问谁接替合适，富弼荐文彦博，不合神宗心意，君臣相对默然。过了很久，神宗亲自开口说：“王安石才识甚高，卿以为如何？”富弼居然也以沉默对抗。不久，文彦博也以司空的荣衔出判河阳，离开了朝廷。因与这两人交恶，他们的门生故吏们就先有成见，对改革的具体实施也就大打折扣。司马光、范纯仁等名臣，也对王安石颇不以为然，多次在皇帝面前与之争论，司马光更以拒绝出任枢密副使来拒绝与王安石合作，到洛阳专心著书去了。可见当时阻力之大。

那么既然当朝君子不与之合作，王安石只得起用新人来推行新法，这给了小人以钻营之机，并由此形成了新旧两党。后来的事实证明，旧党人士虽然因循守旧，但是个人品行方面确实堪称君子；而新党之中，有不少钻营小人，个人品行差了老大一截，当时的社会声望更不能与旧党人员相比。

改革就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旧党人员一直找机会攻击变法，新党也对旧党实施打压。终于，旧党等到了绝好的机会：熙宁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皇上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遂下诏罢新法十八条。恰巧下诏那天天降大雨，旱情得到缓解，各大臣入朝庆贺，神宗就拿出郑侠画的《流民图》来，责备群臣。因此王安石请求辞职。这是第一次罢相，变法受到打击。

那郑侠是撒谎吗？不是，客观地说，这其中当然有天灾的原因，更因为王安石推行新法太过心急，以青苗法为例：青苗法，本来是为了使农民便利，如有需要，可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青苗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收获了再附带一部分利息偿还官府，一来使资金周转困难的农户免受高利贷剥削，二来不至于影响了农业生产，三来官府也可以收些利息来增加财政收入。看起来是官府、农户互利互惠，但是一方面定的利息太高（20%），另一方面推行办法失当，如果是农户自愿向官府借贷，虽然利息高一点，总比借高利贷要低很多。但是，王安石把推行青苗法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指标，因此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再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能够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因怕贫下户无力偿还，如此需要借贷的反而借不到，不需要借贷的反要强行摊派一定的份额，来承担利息，这还谈什么惠民呢？所以实际上是百姓未受其利，先蒙其弊。这是造成《流民图》所描绘现象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由于推行不得法，结果事与愿违。

后来几经反复，新旧法之争演变成了新旧“党争”，新党得势时，就对旧党人员残酷打击，如苏轼等一批旧党就遭流放远至广东，后又因东坡作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新党章惇等人觉得他过的日子还是太舒服了，又将他远放海南。自王安石二次罢相后，原来政见不合之争变了性质，沦落成结党营私的排挤、打压，乃至人身迫害。而在新党小人主持下的革新，更加不得人心，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变法实际上自王安石退居金陵，就已归于失败。1085年，神宗在变法失败的困惑中，郁郁病逝。年幼的宋哲宗即位，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尽废新法。

通常的说法是，变法失败，归于触动了官僚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和神宗的年轻无知，缺乏坚定的政治主张，容易动摇，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凡是变法，总要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从商鞅变法开始历次变法莫不如此。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此，是不恰当的。王安石对变法的难度估计不足，推行不当，及其执拗、刚愎自用的个性，才是主要原因。

变法本为富国强兵、提振国势，结果适得其反。作为一个转折点，北宋帝国自此更是江河日下，直至灭亡。因之形成的党争之患，到北宋灭亡，仍然余波未尽，一直延续到宋室南渡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