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刚刚当皇帝时，并没有在意武将们手中的兵权，他还是比较相信哥们儿义气的。

杯酒释兵权的始作俑者是赵普，这位“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军师，适时提醒太祖，得防着那些手握重兵、威望甚高的将军们，“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兵权”，这是赵书记（赵普担任赵匡胤的节度掌书记）给新天子治军的十二字方针。

说起来，并非赵普多有先见之明，军阀动辄扳倒当朝皇帝自己坐上龙椅的事情，在五代，属于家常便饭。这正是赵普替太祖担心的起因。而另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证是，赵匡胤就是拥有无边的军权后，从人家后周七八岁孩子柴宗训手里，把天下“顺”到手的。你能顺别人的天下，就敢保证别人不会顺你的天下？道理很简单。

赵普提醒时，赵匡胤开始还有些迟疑，哥们儿会掀翻我吗？回到后宫一琢磨，情况确实还不容轻视。尤其是他梳理回忆起自个儿黄袍加身的一个个细节，再也坐不住了。随后便上演了那一出颇具传奇色彩的“杯酒释兵权”的桥段。

那日，赵匡胤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此时是公元961年）。

酒过几巡，赵匡胤命令在旁侍候的太监退出。他拿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里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赵匡胤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眼红呀？”

石守信等听出话音来了。大家着了慌，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

赵匡胤摇摇头说：“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

石守信等听到这里，感到大祸临头，连连磕头，含着眼泪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指引一条出路。”

赵匡胤说：“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买点田产房屋，给子孙留点家业，快快活活度个晚年。我和你们结为亲家，彼此毫无猜疑，不是更好吗？”

石守信等齐声说：“陛下替我们想得太周到啦！”

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以后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

过了一段时期，又有一些节度使到京城来朝见。赵匡胤在御花园举行宴会，席间，他说：“你们都是国家老臣，现在藩镇的事务那么繁忙，还要你们干这种苦差，我真过意不去！”

有个乖巧的节度使马上接口说：“我本来没什么功劳，留在这个位子上也不合适，希望陛下让我告老还乡。”

也有个节度使不知趣，唠唠叨叨地把自己的经历夸说了一番，说自己立过多少多少功劳。赵匡胤听了，直皱眉头，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尽提它干什么？”

赵匡胤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各地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通过这些措施，新建立的宋王朝开始稳定下来。

赵匡胤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其后辈沿用，主要是为了防止兵变，但这样一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但却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以致后来宋朝在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连连败北。

“杯酒释兵权”的负面因素，主要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朝封建国家逐渐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难以自拔。这也是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再者看，“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赵匡胤与整个武将集团的一场政治博弈，既然是博弈，作为博弈双方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无本生利，不付代价。很显然，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武将集团虽然失去了手中的“兵权”，但换来了皇帝赵匡胤许诺与赏赐的奢侈与享乐，对国家来说平白滋生了一些新的腐败与贪婪阶层，对百姓来说则是无形中增加了更多更大的负担与伤害。显然，这种做法有些得不偿失，于国于民利弊同在。

据史料记载，太祖的武将们后来几乎清一色地都成为“贪财好色”之徒。史书上称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楚昭辅“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尝引宾客故旧至藏中纵观，且曰：‘吾无汗马劳，徒以际会得此，吾为国家守尔，后当献于上。’及罢机务，悉以市善田宅，时论鄙之。”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曹翰“贪冒货赂。”张铎“州官岁市马，张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瓶。”田景咸“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王晖“性亦吝啬，赀甚富，而妻子饭疏粝，纵部曲诛求，民甚苦之”……这一切的一切，皆由“杯酒释兵权”而来，平添许多悲剧色彩。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太祖时期的一些武将在最初时期，其实并不都想跻身贪污腐败行列，但因害怕过于洁身自好而被赵匡胤怀疑有不臣之心，只好以“作秀”方式应付，故意装出自轻自贱、自甘堕落的样子，但后来环境改变人，意志不坚定的人就容易变坏。如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不仅作战勇猛，且一向重义轻利，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忽然顿悟，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异常“表现”，《宋史》如此评价道：“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朝大将王翦那样，在出征灭楚途中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故意“自污”罢了。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之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只是在“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并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如此种种，“杯酒释兵权”的后遗症已跃然纸上，无可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