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无限风光在险峰，但高处确实不胜寒，因而越是身居高位的人，就越要时刻让自己保持警醒。我们做人为官，应深知“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的道理，在如日中天之时，不要忘记在内心给自己画上一道警戒线，提醒自己什么可以逾越、什么不能越雷池半步，以避免撞上南墙，悔之晚矣。
峣峣易折皎皎易污，才高自敛可保周全
“灵芝与草为伍，不闻其香而益香，凤凰偕鸟群飞，不见其高而益高。”人生于世，唯有善藏者，才能一直立于不败之地！有道是“君子之才，玉韫珠藏。”所谓君子，必是高深修养之人，他的心地应像青天白日一样光明，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相反，君子的才华则应像珍藏的珠宝一样，不应该轻易炫耀让别人知道，否则必会走向取祸之道。曾国藩身居高位，若不懂得才高自敛，取“龙蛇伸屈之道”，恐怕是很难全身而退的。
正所谓“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那些品行高洁犹胜白玉之人，往往容易受到污损；那些性情刚直不阿之人，极易横遭物议。对此，世人很形象地描绘道“出头的椽子先烂”。文人墨客感怀于此，说得更是凄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人必非之。”
做人还是含蓄、低调一点好，切不要锋芒毕露。要知道，锋芒在彰显个人才华的同时，很容易刺伤身边的人，激起他们的忌妒心理，这岂不是自找苦吃？会为人者，应懂得锋芒内敛，韬光养晦，以免成为别人的眼中刺、肉中钉。
《菜根谭》说：“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谁标榜自己的个性是外露还是含蓄，也不可能随便给谁贴上标签。相反，大多数人都在追求外露型与隐忍型两种合一的为人规范。给人留下直爽印象的人，骨子里可能隐藏着什么不便明言的小秘密，而那些让人老觉着阴险的人，则可能张口就称自己是个直肠子。其实，这就是一种深藏不露的处世哲学。有些人为了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韬光养晦’，长线投资。这类人中不乏‘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之徒，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们常以圣人般的言行出现在人们面前。生活上，勤俭克己；工作上，推功揽过；处世上，左右逢源。但一旦自己的地位变了，就会变本加厉地寻求补偿。”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守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申为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忌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
走直线虽最近，但也最难。急于求成的人最难以克服的弱点就是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地表现自我，自高自大，不懂得龙蛇屈伸之道。为此，曾国藩始终主张不可表现欲过强。《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
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智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
为人应力戒表现欲太强，这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中，第一条就已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另外，曾国藩还说：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就像孔雀因为自己的美丽，总喜欢在众人面前展示一样。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誉的人更是这样。同当士兵，就想着要高出于同列。同当小军校，就想着要在军校中获取成功性格。同是将军，就想着比别的将军略胜一筹。同是主帅，也仍想着要比别的主帅高明。尽管才能有大小浅深的差别，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不知足、不安守本分。能打破这种世俗的风气，就能和他谈论用兵之道了。
曾国藩的处世，深谙龙蛇屈伸之道，他说：“处兹大乱未平之际，唯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圭角于外，至要至要。”他说，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他经常研讨《周易》，他对其中的“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深有同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思想修养好的人，语言简洁，不乱发议论；而性情浮躁的人，滔滔不绝，却言之无物。
嫉贤妒能，几乎是人的本性，所以有才华的人会遭受更多的不幸和磨难。
锋芒外露，显然不是处世之道。自恃才华，**不羁，人们难免会觉得你轻浮、不靠谱，一不小心还会招致横祸。杨修如何？其人才思敏捷，聪颖过人，才华、学识莫不出众，单从他数次摸透曹操心思，足见其过人之处。然而，他恃才放旷、极爱显摆，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命殒黄泉的下场。由此可见，做人必须要事事谨慎、时时谦虚，尽量将你刺眼的光芒隐藏起来，如此才是明哲保身之道。我们每个人都想成就一番事业，可成功难免招致忌妒，当受到别人忌妒时，倘若你依旧不懂韬光养晦，那很可能就要大祸临头了。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材，都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上、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易经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
正所谓“显眼的花草易招摧折”，自古才子遭嫉、美人招妒的事难道还少吗？所以，无论你有怎样傲人的资本，你都没有炫耀显露的必要。如若这时你还不能及时醒悟，赶紧用低调的策略保护自己，你就是将自己置于吉凶未卜的漩涡急流当中，到时，即使你想抽身也难了。
谦谦君子泰而不骄，在胜人处不可求强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因此便有“谦谦君子”之说。“谦”是传统美德，“假谦”自然也威力无比。其一，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易于团结人；其二，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易于骄敌；其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易使敌疏于防备，伪谦假恭皆出于迷惑政敌的官场斗争需要，攻则出其不意，守则无懈可击。曾国藩深知清廷猜忌汉臣，因而轻易不会与人交恶，这也是迫不得已之下的明哲保身之道。
永争第一是绝大多数人竞争的一种性格，但成大事者不在于处处争强，而在于适当地保存实力，在最需要的地方争第一。
处处要争第一名就是争强好胜。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如果控制得好的话，可以帮助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永葆充足的动力。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争强好胜也不例外，如果不能对它加以有效控制的话，它也很可能会成为影响我们正常发展的一个弱点，成为我们得罪别人的性格弱点。
1868年5月16日，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由于筹办“剿”捻的后路军火有功，封予他云骑尉世职。在一年中数迁，曾国藩可谓荣耀之极，这也表示清政府似乎对他很重视。可是，恰恰相反，他感觉到有一个阴影一直围绕着他，就是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满人，在汉官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广总督之职。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知其不可动，遂处处推美让功，以笼络官文，使得湘军在诸事上均比较顺利。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维持着表面的和气，但实际上已变得十分疏远。此次，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同居一城，骤然间双方的关系紧张起来。
因为湖北按察使唐际盛与曾国荃的至友黄南坡仇隙很深，于是唐际盛便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以使其离开武昌，免于督抚同城。由此，曾国荃便与官文结怨，并伺机进行报复。
曾国荃先是奏参唐际盛，接着就弹劾官文。由于曾国荃营中无文员，奏折草拟后无人商量，恰逢曾纪泽在营中，但又不知参劾官文后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发出后，语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长，首尾不相顾。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载道：原折沅公亲笔，而刚（曾纪泽）所商定，并为缮写，以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循例纠参装头，后列各款，语多不中肯，文句亦冗沓拖长，首尾不相顾。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其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他。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持反对态度，就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也认为此事大为不妥。曾国藩十分担忧，唯恐由此开罪了满洲贵族，于以后不利。因此，曾国藩在事先和事后均表示出忧虑之情，不太赞同此举。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书信中。他嘱咐曾国荃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原因是：“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眈眈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者。”总之，“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顺斋一案，接余函后能否中辍？悬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再过十天，曾国藩已得知奏参官文之折已发，反复叮嘱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国荃的性格是，一旦他认定了的事就非干不可。他陈述自己为何要参劾官文的出发点是：“臣窃维端揆疆寄，乃国家之重臣，非于军务、吏治、国计民生、地方安危，确有关系，虽至愚极戆，何敢曝其所短，轻列弹章？”进而，他在奏折中具体列举了官文七条罪状。事情发生后，经反复筹思，曾国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请勿深究”。可是，曾国藩此举，却引起了外间的纷言，一时间曾国藩“劾老九”之语，纷纷扬扬，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只有“麻木不仁处之”，以静观时变。
军机处派出专查此案的钦差，则“字字开脱，列据各司道文武禀覆供词，以驳原参，几无一事稍有影响，连阅前后两折，直如儿戏，直足令人喷饭”。甚至有人认为曾国荃指责官文“肃党”一事不实，要求照例反坐，治曾国荃诬陷罪。
慈禧那拉氏心里清楚，此次参劾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捻军正盛，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因此，开去官文的湖广总督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实际上对官文并没有什么损害。
但令曾国藩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此后不久，一大批湘军官员纷纷被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觉得这有可能是参劾事件所引起的后果。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写道：官相（官文）刚才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困难之耶，思之悚惕。这不能不使曾国藩为自己的末路忧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对为官不得罪宦室更有了一层深切的体验。9月13日，曾国藩奉到上谕：“著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著马新贻调补。”曾国藩深知，由两江调往直隶，这并非是对自己重用，而身在直隶，上下瞩目，只恐难以任久。可及早辞谢，又难于为陈请开缺的措辞。所以，曾国藩选择了不以胜人为胜，而是以退为进，极为聪明。
有些人信奉强者之美，认为做人就该多为自己着想，多多地表现自己，至于别人怎么看自己根本无需在乎。须知，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是存在很大弊端的，试想，一个不顾及别人感受的人又怎能获得别人的认可呢？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学会不必处处胜人。拿破仑的家务总管康斯坦在《拿破仑私生活拾遗》第1册73页曾写道，他常和约瑟芬打台球：“虽然我的技术不错，我总是让她赢，这样她就非常高兴。”
我们可从康斯坦的话里得到一个教训：让我们的顾客、朋友、丈夫、妻子，在琐碎的争论上赢过我们。
争强好胜不可能消除误会，只有靠技巧、协调、宽容，才能消除误会。
正如林肯所说的那样，“任何决心有所成就的人，绝不会在私人争执上耗时间，争执的后果，不是他所能承担得起的。而后果包括发脾气、失去自制。要在跟别人拥有相等权利的事物上，多让步一点；而那些显然是你对的事情，就让得少一点。与其跟狗争道，被它咬一口，不如让它先走。因为，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的咬伤。”
争强好胜虽然说是人的共同心理，但也要注意尺度与分寸。如果只是一味热衷于自我利益，处处都要争强，傲慢他人，对他人不屑一顾，这样很容易给人造成骄横跋扈的印象。所以在与人相处时，得让人时且让人，这样才能真正赢得别人的赞赏与好感。倘若总是与人针锋相对、抢着出风头，就会遭到别人的怨恨，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
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倘若福祸的初始可以被觉察到，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前预防，并在危险没有形成的时候就避开它，不过这是需要大智慧的。人们在危险的萌芽阶段，往往浑然不知，而在危险来临时，则束手无策，大受其害。倘若我们平日能多留点心眼，谨慎处事，小心做人，敏感地觉察到事物的变化，那就可以将灾祸化于无形了。曾国藩对此显然有所准备，他一贯主张：“盛时常为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若非如此，上场只念上场时，盛时上场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他便不可能善始善终。
护身之道，因人而异，因时而别，凡是善于护身的人都知道这一点秘密，一定要把心中的秘密藏在最隐秘的地方。
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善谋国也善谋身。他在业成功垂之后，不仅不居功自傲，还能自谦相让，实在难能可贵！对于张良的功成身退，史家多有褒贬，说法不一。但是作为一个谋略家，张良是非常懂得权衡利弊关系的。在国家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身体不好，年迈知退，让位后人，现在看来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智者虽然获取了成功，但是要预先给自己留有一条出路，想到自己不曾获取成功性格的时候那种尴尬和难受，这样才能更加珍惜自己眼前的所获。曾国藩并不想一时荣耀，而是想一生荣耀。因此，他能凭借自己犀利的眼光，看出人生的几条路来。这是一种无法匹敌的智慧。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虔信程朱理学的学者，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兴名臣。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两年，他一直在过问军事。他仿照明代戚继光创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军（官兵）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正当它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下令解散它。他为朝廷创建了一支军队，却为自己解散了这支军队。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权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备尝艰辛，但他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了下来。在1857年回家守制时，他深刻地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后来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曾有所提及：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有鉴于此，他将周公旦视为自己的楷模，时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专横跋扈而不得善终为戒。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以后，对如此位高权重却显得喜不胜忧。曾国藩在日记中披露了他的真实心迹：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覆蹈负乘之咎也。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可50000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表露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去年三四月间，吾兄弟方万分艰窘，户部尤将江西厘金拨去，金陵围师几将决裂，共事诸公易致龃龉，稍露声色，群讥以为恃功骄蹇。在这里，曾国藩并非教条地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忧天，因为他已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清朝200年来权势最大的汉人，一举一动都将引来众人的瞩目与猜忌。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道：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曾国藩十分了解其弟曾国荃的秉性：精力充沛，有谋有勇，敢作敢为，愿为人先。同时又不失骄纵、蛮横。随其势力逐渐扩大曾国藩愈益为他担心，唯恐其稍有不慎，而酿出祸患。因此，在天下瞩目的天京战役上，曾国藩苦口婆心，提醒曾国荃要慎而又慎。
这些外界的流言，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思惩之。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胜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谋划出相应的处理办法。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
于是，他在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自重的态度。
然而他持盈保泰，裁军“自抑”，而非裁军“自灭”，因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已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钱，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莅临。1864年6月16日攻下天京，7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25000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在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这也是他强人之处。
曾国藩裁军不辞官，在攻破天京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爵位。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圻，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心怀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制，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轨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道如何应付，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分的恐惧，以为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要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做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在这里，曾国藩所采用的是韬晦的办法，用“自残”来应付君主的猜忌，从而保证自己安稳度日。我们所处的生活中、职场上，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波涛汹涌，每一次不慎，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漩涡，将你卷入海底。谨慎一些，将自己伪装得笨拙一些，你就能躲过很多不必要的伤害，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创造生活中去。
人在鼎盛之时，应有一种忧患意识，想一想开创事业不易，以励自省。功业的长久，不是靠一时的威慑，而是靠长远的眼光。正所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民族，唯有居安思危，盛时常做衰时想，时时自省，才能永葆昌盛。
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青蛙效应”，它出自一个实验——有人将青蛙置于温水中，然后一点点加热，青蛙便会在浑然不觉之中、安安逸逸地死去。其实很多人又何尝不是犯了青蛙一样的错误，他们在舒适的环境中极易麻痹大意，根本不去思考可能出现的风险，于是变故来临便手忙脚乱，瞬间便被击倒。
要知道，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幸运与不幸、顺境与逆境往往交替出现，所以做人必须有一种忧患意识，当事业成功之时，要想到可能遇到的失败与挫折、不幸与灾难，做到未雨绸缪，这样才能在变故面前应对自如。
身居高位时，若仍能做到居安思危，则昌则盛；反之，则衰则败。芸芸众生，能做到未雨绸缪者，方能成为人上人。
居安思危方能有备，有备才能无患。这种意识不仅对个人，乃至对一个企业、对于一个民族，都具有警示和指导意义。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莫在荣时犯糊涂，时刻使自己保持一份清醒，对可能出现的危险做出预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减少危险对于自己的伤害。
弓满则折月满则缺，故快意时需早回首
“百计营求都得意，更须守己莫心高”。大凡人在初创崛起之时，不可无勇，不可以求平、求稳，而在成功得势的时候才可以求淡、求平、求退。这也是人生进退的一种成功哲学。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很有原则，他有取清代之的能力，却一直甘居人下。无论后人贬其愚忠也好、怯懦也罢，但不得不说，这亦是稳中求进的处世哲学。
《菜根谭》中有云：“恩里由来生害，故快意时，须早回首。”意在告诫世人，在得到恩惠时往往会招来祸害，所以在得心快意的时候要想到早点回头。一个人应该有自知之明，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摆正自己的位置，保持自谦上进的品质。即使是为国家建设有大功，成为天下崇拜的英雄，假如自己产生自夸功勋的念头，把自己沉浸在荣誉的花环中，那他的大功不但会在自傲中丧失，说不定为此还会招来意外的祸患。
得意时早回头，这是人们根据长期生活积累而总结出的经验之谈，其政治含义很深。在封建社会，有“功成身退”的说法，因为“功高震主者身危，名满天下者不赏”，“弓满则折，月满则缺”，“凡名利之地退一步便安稳，只管向前便危险”都说明了“知足常乐，终生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权力最能腐蚀人心，而人们由于贪恋名利，往往会招致身败名裂的悲剧下场。而从做人角度看，得意时更要谨慎，不骄不躁。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卖力的是王闿运、郭嵩焘、李元度。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但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于是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元度。在曾国藩的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元度慎审的记载，虽未明记，但大体也是指这件事。曾国藩死后，李元度曾哭之，并赋诗一首，其中有“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句，潜台词仍是这件事。
李元度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合曾意，其后“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联说：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曾国藩一见此联，极为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但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土话，湘人俗称荆棘为草案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
还有传说，曾国藩寿诞，胡林翼送曾国藩一联，联说：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曾国藩最初对胡联大为赞赏，但胡告辞时，又遗一小纸条在桌几上，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悄悄地撕个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左宗棠写好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加封转给了曾国藩。曾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又原封退还胡。胡见到曾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国藩改了左宗棠下联的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所以胡林翼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座船犹未靠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差弁，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不应。
此事对曾国藩来说，不敢乘势而进，是怯懦，顶住众人压力是勇敢，这进退去从之间谁能分辨得清，谁又能把握得好呢？
获取成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足以体现人生价值。但是你自己有多大能耐在一个群体里脱颖而出，有哪些有利条件？有哪些不利因素？都需要你知己知彼；否则你是瞎子点灯笼——白费。因此，曾国藩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并没有脑袋一热，极度自我膨胀，而是分析自己的利与不利，找出克服不利的办法，为超越别人打好基础。这就是在获取成功过程中“停一停，看一看”的经验。
很多人在得意之时，往往会将压抑已久的张狂、独断与专横暴露出来，亦有可能会得寸进尺、欲求更多，因而趾高气扬、指手画脚、盛气凌人，或是逆势而行，完全一副“当今天下，谁能挡我”的架势，骄横而不可一世。而这种人，到头来多不会有什么好的收场。
因为壮大，往往滋生自负、自满的情绪。危险往往就潜藏在人们的自满中，在人们懈怠的那一刻突然出现。所以无论现状有多好，我们时时都要具有忧患意识。只有居安思危，做好迎战噩运到来的思想准备，才能使“盈满”的状态保持长久，一旦危机来临，也不会措手不及。
张狂骄傲，不可一世会让人生迷失方向。当我们“煮酒论英雄”之时，可曾想过“山外青山楼外楼”的道理？是否明白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粒微尘？就此而言，我们是不是更该谨慎？是不是该在稳中求进、人前多恭谦、得意时多低调？相信如此一来，我们的人生会更加和谐美好。
天道忌盈，人事惧满，月盈则亏，花开则谢，这些虽然是出于天理循环，实际上也是人的盈亏之道。事业达于一半时，一切皆是生机向上的状态，那时可以品味成功的喜悦；事业达于顶峰时，就要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来待人接物，只有如此才能持盈保泰，永享幸福。否极泰来，物极必反，就像喝酒喝到烂醉如泥，就会使畅饮变成受罪。有些人就上演了使后人复哀后人的悲剧。往往事业初创时大家小心谨慎，而到成功之时，不仅骄奢之心来了，夺权争利之事也多了。所以每个欲有作为的人都应记住“月盈则亏，履满宜慎”的道理。
做人，还是深沉一点好。不要为一时之得意而忘乎所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以致招来非议，断了自己的后路。须知，乐极反而生悲。
人之一生，总有荣时衰时，人在得意之时，多会通过某些形式表达内心的喜悦，此乃人之常情。但切记，得意之时更应保持冷静、清醒、理智的大脑。倘若太过疏狂，难免要引火烧身，得意之情太过，即便是身边至亲之人，也会心生反感的。人在失意以后还要遭受罪责，都是在得意时埋下的祸根。所以在拥有成功和圆满的生活时，一个正人君子不能不时时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