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于求成的人，都是狂躁症患者。他们想一夜暴富，所以恨不得长出九十九只手到处去挖金银财宝；他们想吃壮身体，恨不得用四十九张嘴去狂吞天下佳肴。这种痴狂梦常常伴随在他们左右，让他们心跳，让他们口渴，让他们燥热。殊不知，此等人一定是成功之路上第一批被淘汰的人。事业之所成，一定是稳扎稳打者的专利。

不随外物流转而动，平心静气稳中求进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心不净则必然理不清，理不清则必然事不明，人一旦心乱，就会失去理智，陷入迷茫。相反，人心若能进入“静”的境界，就会豁然开朗，人生便多了一些祥和，少了一些纷争；多了一些福事，少了一些灾祸。不过，要完全按捺住内心的浮躁，也绝非易事，其实就连“理学大师”曾国藩，亦曾陷入过浮躁的怪圈。

事业生涯的发展总有一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人们付出很多琐碎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依靠日积月累的办法，最终，这些琐碎的努力才会像涓涓细流汇聚为势不可当的汹涌波涛，而且有的时候，成功的到来比你预计的要早。因此，任何人都应当在事业生涯面前力戒浮躁性格的滋生。认识这一点，对你大有好处。

有人面对危难之事，抓耳挠腮，性格狂躁发怒。有人临危不乱，性格沉着冷静，理智地应对危局。前者是失败者，后者是成功者。

急躁的性格常能使人毁于一旦，在平常状况下，大部分人都能控制自己的性格，也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一旦事态紧急，他们就自乱脚步，而无法把持自己。

保持冷静头脑法和爆发潜能法。这两点都有助于我们克服和阻止急躁性格的弱点来缠绕自身，并且还有助于将急躁“冷却”下去，变得冷静。一个人有了冷静的性格，就能做事不慌乱。这是至理，却有很多人做不到！

曾国藩认识到浮躁已成为他的一大病根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却一无所得，甚至连文字都不能背诵。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他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望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因为只是翰林院检讨的小官，没有担当重责，因此人倒格外放松。我们从他这几年的日记中可见曾国藩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庶吉士散馆（相当于进士再深造后的结业），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按往常的惯例，散馆只有第一等的少数人留在翰林院，其余的或到中央部院任职，或到地方从七品知县干起。这一年的第一等17人，二等26名，三等3名。曾国藩在三个等级共46名中排名第三十六，是较靠后的。但这一年只有2人到部院任职，3人到地方任知县，其余都留在翰林院，所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可谓千载一遇。”

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在翰林院为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清朝有名的清官于成龙在边远的广西罗城为县令，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在破庙里“办公”。加之水土不服，随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于成龙很快便成了孤家寡人。于成龙的真正出名当然也不是在广西，而是他后来做了直隶巡抚。与曾国藩前后中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9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离开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他在最初的一两年间，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生活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员标准，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除了往来吃请、征逐日月之外，还有一个“喜色”的毛病。他的早期日记里经常检点“房闼不敬”，并把它作为“三大戒”之一。本来一个青年才子，志得意满，起居生活不注意小节，这乃是人之常情。但除家庭生活外，曾国藩颇有“喜色”之意，对于有志成为理学家的他而言，就属非分之想了。

日记中记载这样几件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一位朋友新纳一小妾，年方14，人称貌若桃花；曾国藩与一帮文人朋友谈诗论赋之余，不免也常谈东家美媳西家婆娘之类所谓“浑话”。这对本不紧张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种调剂。曾国藩得知他的朋友纳姬甚美后，心中艳羡不已，一次借故到朋友家，曾国藩先聊了点学问，随后称赞这位朋友的“艳福”不浅。这还不算，曾国藩还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愿，但曾国藩“欲强之见”，无奈，朋友只好将新过门的姬妾呼之而出。曾国藩还当面说了些挑逗的话，令人很难堪。当天的日记写道：“狎亵大不敬。在岱云处，言太谐戏。车中有游思。”狎，是过分亲近而态度轻佻之意，亵，是轻慢、**的意思。从曾国藩所记“大不敬”而言，他肯定有出格的举动。岱云是他的另一位好友，由于曾国藩没有忘情他的“狎亵”之举，因而他说的话都是“谐戏”之语，甚至在回家的路上，还浮想联翩。

数日后，曾国藩听说在菜市口斩一位武臣，别人邀他一同看热闹，曾国藩“欣然乐从”，连杀人这样的事都愿看，曾国藩觉得自己成不了理学家，“仁心丧尽”；走在路上很后悔，但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归”。他说自己“旷日荒谬至此，尚得为人乎”？

曾国藩虽然没有看斩杀武臣，但回去后怎么也静不下来。他又无所事事地来到雨三的家中，当时雨三本来很忙，但曾国藩东拉西扯，非要谈谈“浑”。日记中说：“谈次，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从雨三处出来，已是很晚，曾国藩仍不愿回家，又到子贞家中，三更而归。日记说自己“无事夜行，心贪嬉游，尚说甚学”！嬉游、狎亵往往是出入歌馆妓院的不正当行为的用语，曾国藩的日记中有几次这样的记载，是否说他也不能免俗？从他的父亲给他写信，嘱咐他要“节欲、节劳、节饮食”来看，早年的曾国藩极可能有这方面的不检点之处。曾国藩的妻子当时同住京城，此外他没有姬妾，尽管他的日记中屡有“房闼不敬”、“晏起”之类的话，即是说他的生活无节制，但如果属于夫妻正常的**，何必烦老父千里之遥，殷殷致嘱呢？而且，节欲、节劳、节饮食正好说明曾国藩经常四出征逐、酒欢宴席已成一大习惯。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身体不是很好，时常患病。一次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由于所拜之家钟鸣鼎食、姬妾如云，这使曾国藩“大开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东张西望，颇失大雅。日记说：“是日，目屡邪视，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当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后，惶然不适。加之妻子闹病，因此“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白天的佳丽美景与病榻上的呻吟之声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国藩无法忍受，乃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初归”。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国藩请吴竹如来诊视，由于周身为私欲所填塞，曾国藩的理学功夫大减，一听别人谈论理学，感到格格不入。而用宴请吃酒之事打发时光，他倒很得意。

汤鹏是他的好友，著有《浮邱子》一书，颇得曾国藩好评。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前往汤鹏家赴喜筵，席间见汤的两个姬人，曾国藩故伎重施，“谐谑为虐，绝无闲检，**至此，与禽兽何异！”曾国藩早期日记的类似记载不限于以上几例。这说明血气方刚，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也有七情六欲，也是一个正常人，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的情感世界。他后来能够取得成功，就在于一改昔日所为，“截断根缘，誓与血战一番”。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自以为如何、如何才是最好，但事与愿违的事情时有发生，往往令我们意不能平。其实，我们所拥有的，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上天对于我们最好的安排。倘若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你便能在顺境中心存感恩，在逆境中依旧心存喜乐。

然而，在某些人的内心深处，总是有那么一股力量使他们茫然、令他们感到不安，让他们心灵一直无法归于宁静，这种力量就是浮躁！浮躁不仅是人生的大敌，还是各种心理疾病的根源所在。

浮躁这种情绪，可以说是我们成功路上的最大绊脚石。人一旦浮躁起来，就会进入一种应激状态，火气变大，神经越发紧张，久而久之便演化成一种固定性格，使人在任何环境下都无法平静下来，因而在无形中做出很多错误的判断，造成诸多难以弥补的损失。长此以往，便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终使我们被淹没于生活的急流之中。所以说，一个人若想在人生中有所建树，首先就要平心静气，其次便是要脚踏实地。

人生在世，必要时，我们需要在心中添上一把柴，以使希望之火燃得更加旺盛；有些时候，我们又要在心中加一块冰，让自己沸腾的心静下来，剔除那些不切实际的欲望。其实，只要我们能够真正静下心来，我们就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

这世间本不存在绝对的完美，在人生旅途中，有太多的未知因素影响着我们，这其中既有顺境亦有逆境。或许此时，我们风生水起、无往不利；或许彼时，我们步履艰难、如履薄冰。面对人生中的林林总总，倘若我们能够抱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态度，将心置于安定之中，不随外物流转而变动，我们的生活就会潇洒许多。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循序渐进按部就班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对于成功的迫切渴望人人都有，但建功立业绝非一蹴而就的事。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太过急于求成，就会像饥饿之人猛见食物一般，狼吞虎咽、大快朵颐，反而会引起消化不良。不过，凡事急于求成，应该说是很多人的通病。对此我们似乎应从曾国藩的成功学中汲取点有价值的东西。

真正能够成就大事之人，必有一份定力，遇事不慌不乱、淡然处之，凡事不急于求成，这也是一种做事的大智慧，如此，才能真正地有所成就。

须知，任何一件本领的锤炼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急功近利的心态都是要不得的。一口气根本吃不成个胖子，急功近利只会使结果走向反面，落下个揠苗助长的笑话。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朱熹强调，“宁详毋略，宁近毋远，宁下毋高，宁拙毋巧”，正是对“欲速则不达”作了一番精彩的诠释。

毋庸置疑，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靠空想得来的，只有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尝试、去体验，才能最终取得成功。不管你拥有过怎样知名学府的毕业证书，也不管你获得过怎样高的奖励，你都不可能在踏出校门的第一天就获得百万年薪，更不可能开上公司所配的“宝马”跑车，这些都需要你踏踏实实地去干，去争取。如果你不能改掉眼高手低的坏毛病，那么，不但初入社会就遭遇挫折，以后的人生旅程都将布满荆棘。

人的成长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不是任何文凭、学位可以缩短或替代的，否则就会出现断层，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这是一句歌词，也是一条真理。“随便”是指空想、浮躁，只有去掉这些，发扬务实的精神，万丈高楼才能拔地而起。初入社会是一个人的品质和生涯定格的时期，如果你能在这个时期树立起务实的精神，扎扎实实地练就基本功，那么还有什么能阻碍你成功呢？

曾国藩主张“缓中取胜”，通俗地说就是“慢功夫”。政治家的功业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同样，成就大事业、大学问，获得大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肤浅的人谈论他人成功，只看其一两件惊天动地、不同凡响的事就以为他的成功原来就是因为如此，那就大错特错了。农夫收获庄稼，士人积累学业都是积之数年而有所成的。如同鸟类伏在卵上，昼夜不舍，用体温使卵内的胚胎发育成雏鸟，像燕子营造巢穴，日积月累方才坚固一样，强调的都是慢功夫。

曾国藩由事物的生长道理，联系到治学、练习书法也当如此，他以练字须下苦功，不可求速效为例，教训他的弟弟说：你临柳帖《琅碑》，如果学其骨力，就会失其结构，有其间架结构，就会掌握不住它刮摩的功力。古帖本来就不好学，而你学习不过半月时间，怎么能各方面都掌握住，收效那么快呢？

我以前学颜柳帖，每一次临摹就是数百张纸，可仍是一点也不像。我四十岁以前在北京所写的字，骨力和间架都不好看，自己都感到太不好而自觉惭愧。四十八岁以后，练习李北海《岳麓寺碑》，经过八年之久，数千张纸的临摹，才有了一些进步。今天你用功不满一个月，哪能一步登上神妙的境地呢？对于一切事情都要下一番困知勉行的功夫，你不可求很快出名，很快就见成效。以后每日练习柳字百个，单日用生纸临，双日用油纸摹。临帖要慢，摹帖要快，专门在学其间架结构上下功夫。数月之后，手会变得越笨，字会变得越丑，兴趣也会越低，这就是所谓的困。困时切记不要间断，熬过这一关，就可有些进步了。再进再困，再熬过这一关，就会大有进步了，就会有亨通掌握之日。不仅是练字，做什么事都有极困难的时候，只要克服困难坚持下去，就是好汉。我给你布置的功课并不多，每日练习一百个字，读五页《通鉴》，背诵熟书一千字（或经书或古文、古诗，或八股试帖，总是高声朗诵），逢三日做一篇文章，逢八日做一首诗。这些课非常简单，每日用不了两个时辰就可做到，将看、读、写、做四方面的任务都完成。余下的时间你可自己进行安排。进而，曾国藩更深刻地体会到，古圣贤豪杰，多由强做而臻绝诣，他说，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诚积于毕生，神志宁于夙昔，岂能取办于临时哉。

曾国藩并引古代的事体来谈自己的体会。魏安厘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子顺以鲁仲连对。王曰：“鲁仲连强做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做之，做之不止，乃成君子。做必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做而臻绝诣。然而，这种“强做”，绝不是急于求成的揠苗助长，而是大功之前的奋力营造。一个人获取成功性格要有一个过程，不可求快，因为太快容易摔倒；也不能太慢，太慢容易让人抢先。要想掌握快慢结合的节奏，要看两点：一是时机，二是实力。曾国藩知道枪打出头鸟的道理，因此自己在获取成功的过程中，牢记“欲速则不达”。

即使自身具备再优越的条件，一次也只能脚踏实地地迈一步。这是十分简单的道理，然而，很多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在步入社会后，却把这么简单的道理忘记了。他们总想一步登天，恨不得第二天一觉醒来，摇身一变成为比尔·盖茨一样的成功人物。他们对小的成功看不上眼，要他们从基层做起，他们会觉得很丢面子，他们认为凭自己的条件做那些工作简直是大材小用。他们有远大的理想，但又缺乏踏实的精神，最终只能四处碰壁。

可见，要想获得事业的成功，就要先去掉身上的浮躁之气，培养起务实的精神，扎扎实实打好基础，基础打好了，你事业的大厦才可能拔地而起。

戒掉浮躁之气并不困难，只需把自己看得笨拙一些。这样你就很容易放下什么都懂的假面具，有勇气**自己的无知，毫不忸怩地表示自己的疑惑，不再自命不凡，自高自大，培养起健康的心态。这有利于更快更好地掌握处理业务的技巧，提高自己的能力，还能给上司和同事留下勤学好问、严谨认真的好印象。

拥有笨拙精神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控制自己心中的**，避免设定高不可攀、不切实际的目标，不会凭着侥幸去瞎碰，也不会为了潇洒而放纵，而是认认真真地走好每一步，踏踏实实地用好每一分钟，甘于从不起眼的小事做起，并能时时看到自己的差距。

认真扎实地去做基础工作，是培养务实精神的关键。越是那些别人不屑去做的工作，你越要做好。工作能力是有层级的，只有从基础做起，处理好小事，才能打好根基，培养起处理大事的能力。

你还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如果小有成就，也不需太得意，如果遇到挫折，也不要消极失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会使你更加关注自己的工作，并集中精力做好它。

此外，还要切忌急于求成。事业的成功需要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急于求成可能导致功败垂成。

不管你从事哪一行哪一业，成功都自有其既定的路径和程序，一步一步地来，成功自然会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你，想一步登天，成功就会跑得比你更快，你永远都追不上。

做事不能太过理想化，更别奢望一步登天。当事情短时间内未见成效时，不要心灰意冷，中途放弃。凡事应按部就班地来，须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瓜熟蒂方落。当然，事事都较别人慢半拍，显然也是难以担当大任的。所以，我们在做事时要懂得调和急缓，这也是事业成功的重要秘诀之一。

主次分明断出缓急，抓住关键分出轻重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主次分明，分出轻重缓急，永远是做事的原则。你要想获取成功，最好不要面面俱到，只要从一个方面突破，就可以大有收获。对此，曾国藩的见解是：“抓住关键，收纲举目张之效。”

想要成功的人在做事时，一定要能分出轻重缓急，不要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缠不休，否则既浪费了时间精力，又耽误了重要的事情。

一位代理国外名牌的中年成功人士在讲述他成功的经营经验时说：走群众路线是综合性大商场的做法，他走的是贵族路线。他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80%的钱掌握在20%的人手中，因此，抓住这20%，就抓住了80%的财源。

是的，这是一个哲学论题的实证，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泾渭分明，直奔主题，确实是许多人成功的经验之一。

咸丰九年（1859年），太平军与湘军已几决雌雄，各有胜负。然而太平军还控制着南京及与南京相关的长江上游安徽等重要市镇。如何把握下一步战局的有利发展，是对曾国藩的一个重大考验。曾国藩以为，凡事必抓关键，而这个时期的关键就是要夺取安徽的重要据点。

攻克武昌后，曾国藩留驻武昌，与胡林翼商定了进兵安徽的计划，然后按照李鸿章所讲之策，向咸丰帝上奏了进兵的折本。折本内容强调进兵安徽的重大军事意义，他说：金陵之所以久攻不下，赖于陈玉成经营的安徽。陈玉成开辟并护守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道，以安徽为金陵的后方，并在三河、浦口、庐州迭挫清军。所以，要想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州）、和（州），阻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途、割断芜湖的粮道，金陵则不攻自危。而要想把重兵驻到滁、和，就得围攻陈玉成的驻军之地安庆，兼攻安徽的首府庐州，迫使陈玉成进行决战。消灭了陈玉成的安徽军队，攻陷安庆、庐州，攻克金陵就没有大问题了。曾国藩采纳了李鸿章的这个策略，自然是切中要害的，当时太平军的战略要地的确在于天京与安徽之间的相互毗连，在于陈玉成往返天京与安徽，以滁、和、安庆为屏蔽，不断打击湘军与胜保等部的进犯，才保住天京的安全不动摇。曾国藩把进兵安徽，攻陷安庆当作打败太平军的中心战略，到底让他抓到太平天国的生死关键了。

咸丰九年九月（1859年9月末），曾、胡商定了三路进兵计划：都兴阿、多隆阿、鲍超、杨载福沿江东进，围攻安庆为第一路；曾国藩攻太湖、潜山、桐城为第二路；胡林翼取道英山、舒城、六安为第三路。咸丰帝听了别人的建议，害怕湘军会把安徽的太平军逼向淮北，令曾、胡改变战略计划，而曾、胡并未接受，曾国藩反而亲领围攻安庆的第一路军，第二路军调多隆阿、鲍超统领。当各路人马会齐，便发起对太湖的进攻，打响了湘军反攻安徽的第一仗。

湘军入皖早为太平军所注目。当战争在太湖发生后，陈玉成于咸丰九年十二月（1860年1月）率水军增援太湖，扎营七十余座，包围进攻太湖的湘军。胡林翼闻讯也迅速由黄州进驻英山，并向曾国藩告急，建议集中兵力打击陈玉成的援军。曾国藩同意了胡林翼的建议，但并不放弃进攻安庆的计划，提出让李续宜、曾国荃增援太湖。李、曾二支人马尚远在湖南和江西，无法马上应援。因此，进攻太湖和阻击陈玉成的援军，仍旧只有多隆阿、鲍超率领的第二军，另有曾国藩派去的朱品隆、李榕的少量湘军。

胡林翼知道太湖的这一仗是关系重大的战役，必须有正确的指挥，于是让多隆阿担任太湖战役的总指挥。多隆阿是满洲正白旗人，福州副都统。曾参加过堵击太平天国北伐军的战役，作战勇敢，强悍而又傲慢，对汉官、汉军尤为轻视。这次会攻安徽，曾国藩虽是统帅，但他却不把曾国藩放在眼里。正因为如此，多隆阿担任进攻太湖诸军的总指挥，湘军诸将也不乐意配合。

第二路军的主要将领之一是鲍超。鲍超在太湖之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也因此名声大振。鲍超，四川奉节人，字春霆。是湘军中的一个传奇人物，其父为绿营士兵，在鲍超幼年时即战死军中，其母亦丧。十余岁时到四川峨眉山清虚观为道士打柴挑水，他为人爽直、做事卖力，深得道长喜爱。在清虚观几年，竟学到了道长的真传武功。道长欲留他在观里，但鲍超却要凭着自己的一身本事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到了成年后便下山投了清军。时值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鲍超被发往广西，选入向荣的亲兵营。永安一战，他身负重伤，留在了广西，与姓韦的女子结了婚。伤好之后，他领着妻子到湖南追随向荣，结果没有追上向荣，却遇上曾国藩招兵。当时，鲍超身无分文，携着妻子走投无路，几乎走上自杀的绝途。曾国藩试了他的武功和谈吐，知此人不识一字，却有一身蛮力和武艺，乃留下他做了湘勇的一名教练。后入塔齐布营，数战之后，以勇悍闻于湘军。后编练湘军水师，曾国藩让他做了水师哨官，是杨载福长江水师的前锋船。参加了洞庭、岳州、金口、武昌、田家镇等战役。每战皆立功，破田家镇拦江大锁，他的功劳尤大。战后，被提拔为营官。

曾国藩家居期间，鲍超留湖北，属胡林翼。多次战斗，战功卓著，胡林翼对他十分器重，认为“布衣知己，尝以弟呼之”。并改鲍超所部水师为陆师，招长沙勇3000，号“霆军”，转战安徽、湖北等地，屡与陈玉成及捻军作战，在农民起义军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最为凶恶的强敌。这次参加会攻安徽，他以参将衔为第二路军主要将领，率众六千余人。

陈玉成领兵援太湖，鲍超主动要求打援。多隆阿让他率本部人马到太湖东北的小池驿驻扎，阻止陈玉成进兵太湖。仗打起来后，鲍超抵挡了陈玉成的全部援军，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他离诸军距离很远，成了一支最孤立、最突出的挨打部队。他屡向多隆阿要求增援，多皆置之不问。结果，他的部队死伤过半，被陈玉成团团包围。

鲍超坚忍不拔，在包围圈里往往率队主动出击，使陈玉成的数万军队一时战不胜他。一次夜间，他乘太平军连日围攻疲惫之时，率军摸进敌营，发起突袭。太平军在睡梦中突遭袭击，不知是何军杀来，几被其击溃。幸赖陈玉成挥军迎战，才免于溃败。

鲍超坚守二十余日，直至胡林翼派金国琛、余际昌率领万余援军赶到，鲍超率军从堡垒中尽数杀出，里应外合，打败了陈玉成的数万军队。陈军的大批粮草、辎重被夺被焚，败走天京。湘军趁势夺占太湖，进围安庆。

由于鲍超的苦战，阻住了陈玉成的大军，使太湖一战取得胜利。战后，鲍超及其“霆军”声名大振。咸丰帝闻报，加封提督衔，并赏假回籍养伤、省亲。待他假满之后，曾国藩、胡林翼令其募勇万余人统带，成为湘军中最主要的一支大部队。

这时，曾国荃、李续宜也率军由湖南赶来，曾国藩、胡林翼再次部署兵力：曾国藩围攻安庆，攻夺城池；多隆阿主攻桐城，同时阻击太平军对安庆的援军；李续宜驻军桐城与潜山之间的青草塥，策应各路军，是围攻安庆的一支机动部队。从此，安庆被湘军和湖北军紧紧包围，内外联系中断，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被攻陷为止，一直处于湘军包围的困境中。

曾国荃一军在安庆到底还能否坚持下去？会不会攻安庆不克而反被太平军吃掉？很多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有的人提出要先求稳后求胜，不如将曾国荃一军先从安庆城外撤走。连胡林翼也一度失去信心，对于继续围攻安庆发生了动摇。

曾国藩感到从各个方面来的压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自今春以来，艰难万状，逆党之救援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之外。江西被陷一府五县，湖北被陷二府十一县，皆所以牵制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论者多思撤皖围之兵，回顾湖北腹地。又有人主张弃皖南之防退保江西。鄙意皖围万不可撤，否则江北之贼将一意上犯湖北，皖南之贼将全力进攻江西。所以，他始终坚持要继续围攻安庆，认为能否攻克安庆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其他的都可以放到相对次要的位置上进行考虑。他说：纵使武昌有疏失，安庆之围仍不能退。因为贼纵有破鄂之势，断无守鄂之力，武昌纵失尚可复得，而安庆一旦弛围，将不可复得。无论武昌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攻扑安庆围师，即使武昌失守，陈玉成亦必是以小支驻守，而以大部队回扑安庆，甚至弃鄂而不顾。去年李秀成等弃浙江而回攻江南大营，曾经得手，现在陈玉成必定又是故伎重演。因此，无论武昌能否保住，总以陈玉成回扑安庆时，湘军能否守住壕垒，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壕墙能守，则武昌即使失守，也可由李续宜等重新收回，这样乾坤必有转机。安庆之壕垒不能守，即使武昌保全，贼势亦必复昌，则是乾坤没有转机。

他还特别对曾国荃说，安庆之得失，是关系曾家气运的一大关键，也是关系大清王朝安危的一大关键。他要求曾国荃在安庆无论遇到什么险恶情况，一定要设法坚守起码5天的时间，在5天之内，他一定会派援军前来救援的。

曾国藩所说的援军，主要是指他从皖南抽调出来的鲍超一军。还有胡林翼从太湖大营和鄂皖边界地区抽调的成大吉部湘军近万人。把围攻安庆作为当时战事的关键来抓，可以说是曾国藩看得准、有眼力，把握问题实质的能力强，而顶住各方面压力，克服极端的艰难险阻，坚持安庆之围不撤，则更体现了曾国藩在关键问题上的主见性、不妥协性以及那种战胜险恶的坚韧精神。

可见，能把握分寸，“就重避轻”，这是很多成大事者必备的重要素质。

不过，面对同样多的事情，使用相同的时间，有的人做事卓有成效，有的人却乱七八糟。究其根源，正是因为后者做事没有章法，分不出个轻重缓急。而你呢？做事是否有头绪，是否会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乱飞乱撞？

美国著名连锁企业“都市服务公司”创始人亨利·杜赫提认为，人有两种能力是弥足珍贵的——一种是思考能力，另一种则是按事情轻重分类处理的能力。

生活中，很多人正是因为缺少分辨轻重缓急的能力，所以做事不得要领，眉毛胡子一把抓，从而导致做起事来效率极低。想要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取如下做法：

将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载入备忘录，依据重要程度为其编号，从最重要的事情做起，依此类推。如此一来，即便一天的任务没有全部完成，那么剩余的也就是次要的事情了。

将事情分出轻重缓急来，择其重点而优先处理，这是避免自己过于忙碌的一个重要原则。

成功的人大多是有个性的。他们敢作敢为，敢于对琐事和无聊的人说“不”。他们的心里有一个闹钟，能做自己时间的主人，在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样的事情，它都会提前予以警报。脱口秀明星拉瑞·金说：“我发现在生命中得到的愈多，不论是职业上或金钱上，你就可以挑选得愈挑剔，我现在已经没有非去不可的午餐了。”所以在做事的时候，我们主张既要重视精细功夫，也要注意避免琐事缠身。

学会判断事情的轻重缓急，就重避轻，效率自然会大大提升，我们便能掌控自己的生活，让人生多一份轻松。

其实，上帝是很公平的，他给予每个人每天的时间都是相同的，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不同的是，有些人做起事来有条有理、得心应手；有些人虽然忙得团团转，却没有一件事办得令人满意，只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而已。后者，不妨去看一看“艾森豪威尔法则”，并记住，你永远要从最重要的事情开始做起。

心有胜算再做行动，盲目冒险是真危险

“多算胜，少算不胜，由此观之，胜负见矣。”这里的“算”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胜算”，也就是取胜的把握。胜算较大的一方多半会获胜，而胜算较小的一方则难免见负。又何况是毫无胜算的战争更不可能获胜了。生活中，有很多人都有冒险的性格，但把握不住度，常行动过激，所以失败。要知道，没有保险导致的冒险一定是危险。曾国藩能走向成功，因为他做到了冒险并不盲目。

战术要依情势的变化而定，整个战争的大局，事先必须要有充分的计划，战前的胜算多，才会获胜，胜算小则不易胜利，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没有胜算就与敌人作战，那简直是失策。因此，若居于劣势，则不妨先行撤退，待敌人有可乘之机时再作打算。无视对手的实力，强行进攻，无异于自取灭亡。

所以，凡事不要太过乐观，一旦大意轻敌，将陷入无法收拾的可悲境地。这个道理在中外历史上屡屡应验。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偷袭珍珠港，美军毫无防备，结果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而日本当时胜算可谓极小，却仍然不顾一切地发动战争，其后果当然可想而知了。日本人自古以来便以此种冒险式的“玉碎战法”而自我炫耀。

这种倾向在其现代企业经营策略之中亦极明显。的确，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种积极果敢的经营形态是造就日本经济繁荣的因素之一，但是这种做法虽然适用于基础的建立，却难以持续发展下去，没有把握的战争不可能一直侥幸获胜，终究会碰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当我们要开创事业，或者拓展业务时，最好还是有致胜的把握再动手。

咸丰三年（1853年12月12日），咸丰皇帝听说曾国藩的湘军已发展到6000人，便又令他率师东下安徽，收复安庆等地。为了防止曾国藩又像上次找理由拒不出征，咸丰皇帝先给他戴了顶高帽子，披了张虎皮：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大局，不负委任也。

曾国藩于12月23日收到这道上谕，想到湘军水师操练正值关键时期，船未造好，炮未运到，如果仓促出征，肯定要打败仗，他的整个事业也就必然要被断送。所以，他以水师未练成为理由，再次抗旨不遵。

于是在受到咸丰皇帝的一番尖刻挖苦的数落之后，曾国藩列举了五条不能出征的理由上奏清廷，并表示在一个月后正式率部东征。到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末，曾国藩手中拿着咸丰皇帝的上谕，心中默默地计算了一下，自己答应正式出征的时间已经到了，他不能再在衡阳待下去了。否则，他真的无法向咸丰皇帝交待。想到这时，他立即将有关人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宣布，湘军自从长沙开始编练以来，时间已接近一年，现在陆军已基本编练完成，水师虽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也大体可以参战了。因此决定，过些日子将正式带领全体将士从衡阳出发，开赴前线与太平军作战。他要求全军官兵在近日内做好一切出征前的准备。

接着，曾国藩又公布水陆营中的编制和各营营官的人选名单，准备出征。经过编练的湘军人数是，水陆两军的正式官兵各为5000人，加上长夫等其他辅助人员，全军共计达17000人。

这年的正月湖南的雨水特别多，接连许多天总是大一阵小一阵地下个不停。湘江的水也涨了起来。雨水、阴冷和泥泞，给湘军出征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带来诸多的不便。根据曾国藩的要求，全军所有官兵都在抓紧时间干着自己的事情。已经招募成营的部队继续加紧进行训练。水师个别营的水勇还未招募整齐，也正在突击招募。

曾国藩每天都要听取水陆师各个方面的情况汇报，都要阅读从安徽、江西、湖北和长沙寄来的各种各样的信函，了解战场情况及其他消息。出征在即，他的心情却越来越沉重。

这一天，他突然得到一个消息，江忠源已战死在当时的安徽临时省城庐州，不禁让他大吃一惊。庐州也就是现在的合肥，是皖北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然而当时这里所驻守的清军兵力很少，兵不到300人，勇只有5000人，太平军因江忠源等守江西南昌，久攻不克，东王杨秀清乃决定从南昌撤围，转攻皖北和两湖。并派翼王石达开亲自坐镇安庆，调度指挥。进军皖北的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兵锋直指庐州。江忠源则因为固守南昌有功，被清廷提升为安徽巡抚，命他火速赶往庐州。

江忠源死后几天，曾国藩才知道他战死的确切消息。曾国藩立即提笔写一副挽联：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

曾国藩为江忠源的命运结局悲哀。他想到，从此以后，自己不但失去了一位朋友，也失去了一位有才的弟子。

十多天后，当曾国藩开始努力从江忠源丧命庐州所造成的沉重心情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一个新的不好的消息又从湖北传到衡阳。湖广总督吴文又因战败在湖北黄州自杀了。吴文在一帮满洲亲贵的威迫下，无奈之中于1854年1月底率兵勇4000进驻黄州以北25里的诸城，以图攻占黄州。时太平军从江西西进的曾天养部西征军进驻黄州，使其防守力量大大增强。2月初，正值太平天国天历的新年，黄州城里举行庆祝活动。吴文以为有机可乘，下令让所部清军发动进攻。太平军则派出一支部队绕到清军背后，隐蔽埋伏。2月12日，黄州城内的太平军全部出动，猛攻清军，同时伏兵也突起对清军进行两面夹击。清军两面受敌，死伤大半，吴文于绝望之中自杀。

吴文的死又是对曾国藩的一大打击。湘军还未正式出征，他和刘蓉等人当初所设想的湘军事业中可以依靠的三个人今后只能是靠他了。他强烈地感觉到，在江、吴两人死后，人们很自然地已将目光更集中于他和他所统率的湘军身上。的确，此时在湖南以外的战场上，由湖南人带出去的大支的湘勇部队，已逐渐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曾国藩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果然当咸丰皇帝得知吴文战死，武昌再次危急之时，立刻便想起了曾国藩和他的湘军。1854年2月25日，咸丰皇帝从北京发出上谕，命曾国藩率部“刻日开行”。为了堵住曾国藩的嘴，谕旨中称：现在已逾正月下旬，船、勇当早齐备，广东所购洋炮谅也已陆续解到。同一天，在湖南的衡阳，连日阴雨之后终于见到了太阳。这也正是曾国藩所确定的湘军从衡阳出发开赴前线的日子。

曾国藩并没有在衡阳举行出征仪式，他此时根本没有这份心情。但是，他让部下将几天前刚刚印刷好的《讨粤匪檄》张贴到衡阳的几处显眼的地方，又让人送给附近的地方官和绅士。

曾国藩率领湘军离开衡阳，顺湘江北上。在船上，他给咸丰皇帝发去一封奏折，正式报告了湘军东征启程的时间和具体情况，并表示他的决心：臣才智浅薄，素乏阅历，本不足以统此大众。然当此时事艰难，人心涣散之秋，若非广为号召，大振声威，则未与贼战之先，而士卒已丧沮不前了。所以，臣与湖南巡抚来往函商，竭力经营，图此一举。事之成败，不暇深思。饷之有无，不暇熟计，但期稍振众人之心而作士气，即臣区区效命之微诚也。

成功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常常需要在冒险中经受打击，否则盲目乐观是错误的。曾国藩能够成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做到了冒险并不盲目。

然而，很多人在做决定时，常会犯一个老毛病，即“做了再说”。这个做法会让你在行动时很潇洒，行动之后却要饱尝悔恨、无奈之苦。

凭冲动行事，既未认清情况又没有衡量好自己的能力，因此往往会做一些让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后悔事，因此，在面临做决定时，首先，应先问问自己做这个决定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目的？如果做此决定会产生何种后果？这样能促使你三思而后行，避免冲动。

其次，要锻炼自制力，尽力做到处变不惊、宽以待人，不要遇到矛盾就以“兵戎相见”，像个“易燃品”，见火就着。倘若你是个“急性子”，更应学会自我控制，遇事时要学会变“热处理”为“冷处理”，考虑过各个选项的后果后再做决定。

冲动情绪往往是由于缺乏周密思考引起的。要知道许多问题的产生都是冲动、未经深思熟虑的结果。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有资格被尊为“名将”的人，都有个大原则，即不勉强应战，或者发动毫无胜算的战争。如三国时的曹操便是一例。他的作战方式被誉为“军无幸胜”。所谓的幸胜便是侥幸获胜，即依赖敌人的疏忽而获胜。实际上，曹操的战略方针确实有相当的胜算，他依照作战计划一步一步地进行，稳稳当当地获取胜利。

中国历史上的诸葛亮和世界历史上的恺撒大帝等人，均是因善于运筹帷幄，才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虽说把握胜算，然而经济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所以不可能有完全的胜算。因为其中包含着许多人为的因素，诸如情感因素在内，无法确实地掌握。不过，至少要有七成以上的胜算，才可进行计划。

而要做到有把握，就必须知彼知己。孙子说：“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句话虽然很容易理解，实际做起来却颇难。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人，均应以此话来时时提醒自己，无论做何种事均应做好事前的调查工作，确实客观地认清双方的具体情况，才能获胜。

人生有时候还是需要运用“不败”的战术来稳固现况。就像打球一样，即使我方遥遥领先，仍需奋力进攻，掌握得分的机会。荀子说：“无急胜而忘败。”即在胜利的时候，别忘了失败的滋味。有的人在胜利的情况下得意忘形，麻痹大意，结果铸成意想不到的过错。须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预先设想万一失败的情况，事先准备好应对之策。拿企业经营来讲，一个企业在从事经营时，必须事先做最坏的打算，拟好对策，务必使损失减至最低限度。如此一来，即使失败了也不会有致命的伤害，这一点至关重要。就个人来讲，如果有了心理上的准备，情绪上就会放松，遇到问题也会从容不迫地解决。

我们不是神，对一些事情考虑不周是正常的，在做决定时我们也要经常提醒自己这一点。因为思虑不周所以更不能冲动，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感情，面对问题时尽量保持冷静。许多愚蠢的行为大多是在手脚转动得比大脑还快的时候产生的。在遇到与自己的主观意向发生冲突的事情时，若能冷静地想一想，不仓促行事，也就不会有冲动，更不会有事后追悔莫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