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多的地方王彬彬不太喜欢说话，他的脸上总是挂着一副王顾左右的神情，交替着打量每一个人，目光懒散得很，眼珠子一会儿从左移到右，一会儿又从右移到左。然而，话题一旦出现分歧、对峙，王彬彬的眼神立马就聚焦了，很缓慢地打起手势，说：“是这样的。”这就是说，王彬彬要开口说话了。随后就是一二三四。在这一点上，王彬彬和同属原南京军区的小说家朱苏进有着惊人的相似。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得加上第九条：“语不惊人誓不休。”

因为人高马大，王彬彬的举手投足总是慢条斯理的。只要一抬腿，王彬彬就会迈开他的四方步，玩他的“宏大叙事”。我想，如果有一颗“飞毛腿”导弹落在他的身边，王彬彬一定不肯撒腿狂奔的。偶尔遇上熟人，王彬彬就要微笑着向人家点头，亲切得要了命。所以，我们不太愿意和王彬彬在军区大院里一同走路，只要你的手脚一麻利，你就成了“将军”身边的通信兵。当然，我说的是背影，面对面你是不用担心的，将军的脸我们在电影上见多了，人家玩的是“胡天八月即飞雪”。

同在南京，说起来我和王彬彬见面的机会真是少得可怜。我懒得出门，而王彬彬更是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写作，业余时间看书，要不就是看书，业余时间写作。这个人不泡吧，不搓麻将，不玩棋牌，不说“段子”，没有“故事”。我就弄不懂他的身上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定力。偶尔通通电话，我说，忙什么呢？他的回答永远是一样的，还能干什么？看书。我说，怎么还在看呢？他在电话的那头伸起个懒腰，拖声拖气地说，不看是不行的。

这么说王彬彬是一个慢条斯理的人啰？这么说王彬彬永远静若处子啰？否。今年六月，我到南京大学去听王彬彬的讲座，开始的几分钟还好，他有板有眼的，神静气闲的。没多久，这个人“露”了。他激**、刚烈、无畏、敏感而又锐利。他的声音与手势都大得惊人，两条腿在三尺讲台上来来回回。在他激动、偏执同时又在学生面前斟字酌句的时候，这个人的身上有一种痛、一种焦虑、一种愤怒。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研究领域离“文学”越来越远，而离真正的社会越来越近的生理缘故。

这个人的这一辈子注定要被焦灼所缠绕。我想，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与写作上，或许正是这种焦灼的直接反应。他太想弄明白，他太想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这个人一定会累上一辈子。因为这种焦灼的“第一动因”不是来自于外部，相反，它来自于自身的气质，气质的力度与气质的偾张。

我想，王彬彬的焦灼还有可能来自于生命的紧张感，这种紧张表现为极为沉重的使命色彩。这样一来，这个人对时间与生命理所当然地采取一种挤压式的生存姿态。因而，他选择了迅速与明朗的文风，同时也采取了一种内敛和简约的生活。

有一次我们在一条游艇上游览，四五十个人，整条船都乱哄哄的，大家都在娱乐。他在用姊妹对吊将，你在打生死劫。我们玩得正投入，这时候不远处传来了一声诘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呢？”许多人都停下手里的棋牌四处找说话的人。说话的人是王彬彬。我敢打赌，说话的人一定是王彬彬。

**是王彬彬生命中的一把双刃剑。

王彬彬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生于安徽安庆，本科就读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专业是日本语。毕业之后他被“分”到了部队，有一年多的时间他就被摁在大别山的山沟里头。无论从大处说还是从小处说，心气极高的王彬彬都不肯在那样的地方了此一生的。一九八六年王彬彬考取了复旦大学，做了潘旭澜老先生三年的硕士生，又当了三年的博士生。后来他就到了南京，再后来我们就认识了。

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嘴巴有多直露，但是，总是有朋友提醒、批评。我只好默认。然而，在我看来。王彬彬的嘴巴比起我来还要直露。举一个例子，今年上半年，我曾在北京一家报纸的副刊上发表过一篇小短文，王彬彬不同意我的观点，晚上打来了电话，这个人告诉我看过我的文章之后，劈头盖脸就是这样一句：“这篇文章不好。”我实在没有料到王彬彬会给我来“血染的风采”。这个电话让我难忘。这个电话同时还让我踏实。这倒不是我有“闻过则喜”的圣德，我是说，如果王彬彬赞美你的某一样东西，至少说，他是真心喜欢。不能掩恶与不肯虚美，这两者是合二为一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你可以不接受他的直露，但是，这个人是诚实的。诚实，是的，不过我认为，诚实或许并不是王彬彬的道德自律，也许他还把它看成了一种修辞格式，王彬彬想获得的，可能还有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