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的潘向黎可不是什么“著名作家”，她正在南京大学读博士。她怎么会到南京大学读博士的呢？这里头还有一个小故事。

熟悉中国教育体制的人都知道，在中国，你要读硕、读博，专业是第二位的，最为关键的是你的外语。外语过了，你也许能过，你要是在外语上摔倒了，你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我是一九八七年本科毕业的，虽然一直在写小说，可是，读书的心一直没有死。我的父亲一直瞧不起写小说的，在他的眼里，十个小说家也抵不上一个学者。写小说玩的是腿脚上的“花活”，只有读书、做学问才是实打实的真功夫——这就是他老人家的价值观，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我和我的父亲的关系有一度相当紧张，父亲反对的儿子就要支持，儿子反对的父亲就说好。“拧巴”到最后，等我到了一大把年纪，我终于发现了，潜移默化和耳濡目染的能量相当恐怖——我在骨子里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学者。二〇〇六年，就在我写《推拿》的前夕，我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先把写小说的事情放下来，好好读几年书。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丁帆教授，丁老师很支持。他关照我说，好好抓外语。我记得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酒席，我给丁老师敬了酒，心情酣畅。这时候不知道是谁正在和潘向黎通话，我一把抢过手机，语重心长地说：“向黎，我想到丁老师这里读书，你也来，是吧，做我的师妹。”

我努力过。但是，很惭愧，看了南京大学先前的英语试卷之后，我没有去报名，没有意义的。突然，有那么一天，我家的电话响了，是向黎。她说，她明天到南京来报到。我问她，报什么到？她说，咦，你这个人，在装吧？我没装，老实说，我忘了那个电话了。问清原委，我对向黎说，潘老师，你不是我的师妹，你是我老师。

向黎就是这样的，不声不响，最后，她总能走在前头。

我不会说潘向黎来南大读博士是因为我的鼓动，事情当然不会是这样。但是，以她的资质，她做什么做不成呢。她的外语好哇。我听过向黎和日本人说话，嘴巴里像熬着糯米稀饭，咕嘟咕嘟的。

说起日语就不能不说日本，向黎在日本留过学，我以为她的身上有一些特殊的气息。比方说，礼貌。礼貌有什么可说的吗？有。在我的眼里，礼貌是一件无比重大的事情，它关系到你如何对待别人，也关系到你如何对待自己，说白了，它关系到你如何看待人生。向黎一直以珍惜和讲究的方式对待别人和要求自己，她让人舒服。和向黎在一起，你永远如沐春风，这就是我想说的。她可以穿西服，也可以穿唐装，但是，她是平和的，和蔼的，和气的，她的气质就是她身上的“和服”，我永远欣赏和尊敬彬彬有礼的人，即使在剧烈的对抗中，我也不喜欢一个人身上的粗鄙。向黎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可以保证她友谊的品质。

向黎这样天性的人适合创作吗？这要看。我可以武断地说，如果文学处在一个“乒乒乓乓”的乱世，向黎这样的作家最容易被埋没了。她不来刺激，她不可能耍大刀，她不肯扭着“S”形腰肢摆pose，她丢不起那个人，所以，她注定了不可能“脱颖而出”。向黎是幸运的——她适合于文学的萧条、末世，她需要外部的眼光曾经沧海，她需要静。只要她静下来，她的机会就来了。向黎这些年获得如此的好评，这委实不是她全部的功劳，是看小说的人有品位了，有眼光了，有能力了。末世出珍品，真的是这样。

什么叫天时地利？说白了就是你的才华和外部的气息对头。文学越来越没劲了，一个个都火眼金睛的——谁还没看过呢？对向黎这样知道珍惜和一直讲究的人，空间却无比地宽阔。她用心、用功，她作品的味道是她自己熬出来的。清水、白菜，把白菜丢在清水里头有意思吗？没意思。可是，如果它们放在一起，用火煮，煮出来之后清水还是清水，白菜还是白菜，你试试看。这里头的专注、火候、分寸，哪一样也随便不得。

文学的末世也是不声不响的，在不声不响里头，上海的向黎静悄悄。等你注意到她的时候，她一定在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