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不仅与唐人生活密切相关，也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后半阶段，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不言而喻。

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科举推崇备至，甚至掀起过对中国科举崇拜的浪潮。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都有关于中国科举的论述，在他们心目中，科举简直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其实在他们那个年代，中国的科举已经走向僵化的八股文时代，但他们要借中国的科举来说法国的事。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想从封建贵族那里要权力，所以他们对于那种给予所有人做官的资格和平等竞争的机会的制度，当然非常向往。

中国的科举起自隋唐时期。《新唐书·选举制》中说：“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这话说得没问题，科举制度是起自隋代。但是隋朝科举还没有完全摆脱察举制，同时规模有限，录取的人数也有限，所以科举制度在隋朝还谈不上是重要的制度。科举制度在唐代取得了极大发展，并且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了唐人进身之根本。

《刘宾客嘉话录》里边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个官员姓苗，他儿子叫苗缵。苗缵获得了推荐资格，作为乡贡，可以去参加科举了。但就在这时，他父亲中风瘫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苗缵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这个参加科举的推荐资格很难得；另一方面，唐人是最重孝道的，如果把重病的父亲放在家里，自己去参加科举，一定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病榻之上的父亲看出了儿子的犹豫，他要来了纸笔，在纸上连续书写了两个“入”字，意思是“不要管我，赶紧去考试”。病重的父亲甘愿违背社会舆论，也要让儿子去赶考，可见科举有多么巨大的**力。

科举对于唐人，尤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安家立命之根本。《唐摭言》中有：“殊不知三百年来科甲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也就是说，在唐代，尤其是唐朝中后期，科举对于普通草民来说，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对于名门望族来说，是维持家族门第的根本。草民如果不能中第，就会一家饥寒。名门望族不能中第，就会家道中落。科举的影响力就是这么巨大。

唐代的科举种类繁多，其中最有名的是进士科。《新唐书·选举志》中说，来参加科举的人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国子监、太学中来参加科举的学生，叫“生徒”；另一种是由地方州县举荐到中央来参加科举的考生，叫“乡贡”。至于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新唐书·选举志》的这段论述，历来被历史学家所批评，因为它说得很混乱，把不同时代、不同制度杂糅在了一起。不过，我们仍然能梳理出一个大概的脉络。

唐代的科举考生有两个来源。一是由京师及州县的学馆送到尚书省参加考试的考生，这种叫“生徒”。二是先参加地方州县的选拔，及第之后再送到尚书省来参加考试的考生，这种叫“乡贡”。一般来讲，我们把乡贡入京的考生称为“举人”，把州县考试称为“解试”，把尚书省的考试称为“省试”或者“礼部试”（科举原本是吏部主管，后来改为礼部主管）。由于尚书省礼部试往往在春天举行，所以又被称为“春闱”。

常贡之科，也就是常年设置的考试科目，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六种。唐代跟明清不一样，唐代的“秀才”是最高等级，而且在唐前期，秀才科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考上秀才的难度极大，每年的考试都不见得能够录取到人，所以宁缺毋滥，到了后来干脆不设了。在唐代的史料中，如果看到有人称某人为“秀才”的话，请相信他不是真的考中过秀才，而是人们用“秀才”来恭维他。

事实上，最高的等级就是进士，进士之下是明经。至于明法、明书、明算，都是为了满足对技术性人才的需求而设立的。进士和明经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办法，其余的即便当了官，也都属于技术性的官员，升不高的。真正想要当大官，还是得考明经和进士。

明经和进士的考试内容，最开始都是试策。后来，除了试策之外，进士还重诗词歌赋，明经则重帖经和墨义。“帖经”就是填空题，遮住某页儒家经典中的几个字，让考生填写出来。“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做简单的笔试。唐人重视进士而不重视明经，因为他们认为明经考起来比较容易，只要能把书背熟，就能考得过去；而进士还要考时政和诗词歌赋，内容更复杂，当然也就需要更高的智商。所以考进士很难，考明经相对容易。唐人有一句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三十岁考中明经，大家会说“怎么都三十岁了才考中一个明经”，而如果一个人五十岁考中进士，大家会说“才五十岁就考中进士了，真是少年才俊”。当然，这话有点夸张，其实大多数考中进士的唐人都还是在四十岁以下的。

除了帖经和实务策之外，进士科还要考杂文。杂文就是诗词歌赋，这是武则天增加的项目。此外，她还改革了考试程序，增加了殿试环节。殿试，就是皇帝在大殿上亲自主持考试。武则天心思细密，她这个举措很高明。

在中国传统的伦理关系当中，最亲近的关系除了亲子，就是师生。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如果天子亲自主持过殿试，那么他与考生就不再是冷冰冰的君臣关系，而是温情脉脉的师生关系，所以科举上来的这些进士对外自称为“天子门生”。这是有效笼络人心的手段，所以殿试制度自武则天创立后一直被历朝历代沿用，直到清末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才取消。

再来说说科举考试的程序。假设你是个唐代州县送到长安来的乡贡生，来到长安之后，首先需要到礼部递交“家状”。家状，就是简历和家庭情况说明。唐朝法律规定，犯罪者的家属，或者是商人的子弟，不得参加科举。之所以李白名声那么大，却终其一生没参加过科举，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个资格，过不了政审这一关。此外，还要交给礼部“文解”，也就是各州出具的举荐文书。

离开礼部后，要去四方馆。四方馆是主管乡贡生在长安吃喝拉撒这些事的。四方馆在大明宫含元殿召集天下的贡生们，然后慰问、点名。每年科举时，考生们在长安集结都是在冬季，他们随着地方长官进入长安，在这里跨年。尤其让考生们激动的是，到了正月元日这一天，他们还会在大殿上受到皇帝的接见。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考上，有的人一辈子可能也就这个时候能够一睹龙颜。被皇帝接见完了之后，考生们还要去文庙，拜谒孔子像。

考试允许带工具书，但只能带韵书，比如《切韵》《唐韵》，其他书严禁携带。为了防止作弊，考生进入考场前要搜身。此外，考场周围和试题库周边都遍种荆棘，起到的就是现在铁丝网的作用。

当然，也有打破陈规的时候。比如唐肃宗时期，礼部侍郎李揆主持了一次科举考试。他认为“限制考生拿书进考场”这个做法，与国家求贤的意图相悖。要考的应该是真实的才华，没必要把科举考试变成记忆力的比拼。所以，他把五经、诸史、《切韵》全摆在考场上，然后对考生们说：“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让考生们需要什么书随便拿，这就相当于开卷考试了。

但这次开卷考试是有特殊历史背景的。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刚在灵武继位，此时的唐肃宗是真正的“孤家寡人”，跟着他跑到灵武的文武大臣加起来一共才三十多个，禁卫军总共才千余人。要不是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朔方军来支持他，唐肃宗这个皇帝可以说是“当了个寂寞”，手下三十来个大臣，千余名禁卫军，这哪是皇帝，这是县长。所以唐肃宗那时求贤若渴，敞开了考试，录取率可能也比往常要高得多。

唐朝科举还有个特点——不“糊名”，也就是判卷的时候名字这一栏不密封，判卷人能直接看见考生的名字。所以考生在考试前的名气，对于能否考上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就带来了唐朝考场的一个文化现象——“行卷”。考生在考前为了塑造自己的美名，往往把自己得意的诗词歌赋编成文集，送到那些有可能担任考官的官员家里去。不仅如此，他们在考前还要再送一次，这叫“温卷”，意思是帮考官温习一下，加深印象。文学才华对于唐朝的科举考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唐朝的文学因为科举考试而日加兴盛。

不过，不糊名的制度也给那些上下其手的人留下了做手脚的空间。考官拥有很大的权力，如果受贿，或者对某个人存在好恶，都会直接决定考试的结果。所以在唐朝的科举考试过程中，舞弊现象始终存在，而且一次又一次引发了政坛地震。

虽然如此，但科举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因为有背景的人永远是少数，大多数考生要想获得青睐，还是要靠才华，所以才华还是第一位的。

有的人认为自己明明才高八斗，最后却还要通过走关系才考中，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李商隐就是个典型。李商隐的老师是令狐楚，令狐绹是令狐楚的儿子，所以令狐绹和李商隐之间关系很好。李商隐多次参加考试，每次都雄心万丈，但是每次都名落孙山。李商隐心气很高，觉得自己是个不世出的大才子，但接连的失败让他伤透了心，于是准备“躺平”了。之前的每次考试，他都小心翼翼地准备，只有最后这次最不用心。但他没想到，这最不用心的一次居然考上了。

李商隐本来应该高兴，但他听说了一件事。这次考试的主考官姓夏，与令狐绹关系很好。这个姓夏的考官在考试之前见到了令狐绹，跟他打招呼，顺口问了一句：“八郎之交谁最善？”意思就是问他跟谁关系好。令狐绹说：“李商隐者。”然后“三道而退”，说了三遍。两个人的对话，没有一句涉及即将举行的考试，但是默契就这么达成了。后来主考官阅卷的时候，大笔一挥，李商隐就考上了。李商隐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是因为他心里不是滋味。他本来精心准备，想要用才华考上进士，最后却偏偏靠的是私人关系，可见那时“请托”之风有多么严重。

如果考中进士，按《通典》的说法，“旬日之间”，也就是十天之内，美名就可以传遍天下。在那个没有微信、微博的年代，消息能传得这么快、这么广，可见大家都愿意传颂进士们的美名。考上之后还有一系列光宗耀祖的行为，比如“叙同年”，只要是在这一年考上了同科的同榜进士，不管年龄差有多大，哪怕是相差一代人，都叫“同年”。还有“拜座师”，座师就是主考官。从被录取的这一刻开始，学生这一辈子，与录取他的座师关系都不一般。因此唐朝政坛上，曾多次出现座师与学生之间在政治上结盟的现象。

还有“曲江宴饮”。曲江池是长安城东南方向的一个湖，新科进士们要到湖上去举办宴会。“曲江宴饮”前还有一个重要环节——“雁塔题名”。雁塔，唐代叫“慈恩寺塔”，只有进士才有资格在慈恩寺塔留下自己的名字，因此“雁塔题名”就相当于我们后世所说的“金榜题名”。举办宴饮的时候万人空巷，因为天下的人都仰慕进士们的风采，都赶过来围观。不仅是老百姓，连唐宣宗贵为皇帝，也对进士们羡慕得不得了，甚至自己在大殿的柱子上书写“乡贡进士李某”，可见进士们的名声有多么令人羡慕。

在围观进士们的人群里，还有些有身份的妙龄女子在这里给自己瞧夫婿。事实上，从唐到宋都有这样的现象，每次进士们举行活动的时候，达官贵人家就到这里来给自己挑女婿。到了宋代，甚至产生了一个词，叫“榜下捉婿”。科举发榜的时候，考生都聚在榜下，看上面有没有自己的名字。一旦看到自己的名字，喊一句“我中了”，就会哗一下上来几拨人抢他。这都是达官贵人家派来的人，要把新科进士抢回去当女婿，如果不抢，就要被别人抢走了。在古代，可以说一旦考中进士，就是人生赢家，未来将是一片坦途。而考不上的那些人，当然心里就酸得不得了了。

唐朝末年有一个叫温定的家伙，是个“老愤青”。他考了一辈子科举，从来没考上过，心里很不服气，于是就喜欢捉弄这帮新科进士。有一年曲江宴饮，进士们一个个喝得酒酣耳热，突然看到围观的人群中走出了一大堆衣着华丽的侍女，簇拥着一顶外观华丽的轿子。这些进士本来就年少轻狂，再加上酒精的刺激，想着一定是大家闺秀来选女婿了，于是命令船夫把船靠岸，靠近那顶轿子，用语言去挑逗轿子当中的大家闺秀。等他们挑逗得差不多了，轿子里的人开始出招了。只见那人将轿帘掀开了一角，伸出了一条腿，然后用手把裙子往起一撩，露出了一条又粗又黑、长满了长毛的黑腿，史书记载说是“胫极伟而长毳”。进士们一看，一个个掩面而走，而且互相说“肯定是温定”。他们都能猜得出是温定干的，轿子里也确实是温定，这家伙就是要捉弄这帮新科进士。这是有关于科举文化的一个趣闻。

科举制度对唐朝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第一，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政治史上意义巨大，因为它打破了汉魏以来“察举制”的弊端，尤其是摒弃了臭名昭著的“九品中正制”，第一次给了全体人民以平等竞争的希望。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名义上的平等”，但是总比原先的制度有进步，这给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提供了一个窗口，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一个社会，如果阶层升降的通道被遏制了，阶级固化了，那么这个时代就危险了。必须保持这种流动性，人民才有动力，人民才有希望。科举就给了人民这种希望。

第二，隋唐正处在由中国的贵族政治时代向官僚政治时代过渡的阶段，而科举有利于打破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社会不再是“九品中正制”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景象了。所以，它培养出来的官就不是贵族官员，而是官僚。贵族相当于公司的股东，是有发言权的，对皇权是一种掣肘，而官僚是公司里纯拿工资的员工。对于作为最高领导人的皇帝来说，官僚当然更听命于他，有利于皇权的巩固。

第三，唐朝文学的形成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尤其是武则天贡献巨大。武则天在进士科加试杂文，“行卷”“温卷”也要靠文学，因此唐朝的知识分子把极大的精力投入了诗词歌赋的创作当中去。当全社会的人都把精力投入到这个领域的创作中，这个领域自然就兴盛起来了。因此我们现在说起中国古代文学，一说就是“唐诗宋词”，唐诗的兴盛跟科举的关系十分密切。我们耳熟能详的唐朝大诗人，基本上都是武则天以后的，比如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元稹、李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如果问到武则天之前的著名的诗人，如果不是专门搞文学史的，一般人只能回答出个“初唐四杰”来。为什么武则天时期变成了一个分界线？武则天之后的杰出诗人为什么井喷式出现？因为科举是风向标。科举重视文学，社会上肯定就会重视文学。

科举对于唐朝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科举制的确立以及主导地位的奠定，对中国的历史来说影响深远。唐朝以后的一千年中，科举都在大行其道，直到清末被近现代的学校教育取代。而在此之前，科举可以说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当中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