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我们来谈谈唐人的婚姻观与贞操观。这是一个社会史的话题。在人类文明史上，家庭始终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家庭问题永远是社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唐代的婚姻与家庭问题，也能够折射出唐代的时代特色。

那么，唐人的婚姻有什么样的特点？首先，唐代婚姻的门第观念非常浓厚。隋唐前面是魏晋南北朝，那是中国贵族政治的高峰时代。既然是贵族政治，必然讲门第，必然讲阀阅。在这种情况之下，门阀与婚姻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密。什么样的婚姻算最高等的婚姻呢？很多人可能认为是跟皇家联姻，当驸马，或者是把女儿嫁进皇宫。但咱们不要老按照今人的思维来理解古人，在唐人观念当中并不是这样的。

那在唐人的心目当中，什么样的家族才算得上是真正一等一的大家族呢？崔卢李郑王，号称“五姓七家”。这些家族从东汉以来就是门阀大族，魏晋南北朝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到了隋唐时期，这些家族在政治上基本已经式微，没什么著名的大人物了，但是社会名望尚在，眼光高得不得了，全天下的人都以和这些家族联姻为荣，就连皇家和宰相家庭也不例外。这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特点。

唐太宗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他觉得社会上重视的应该是当朝官员的品级，怎么能按照古代的门第高低来衡量本朝的门第高低呢？所以，他下令编撰《氏族志》，以当朝的官品高低为主要标准，对崔卢李郑王这些家族加以行政命令上的贬低。但是话说回来，令行禁止这一点在社会观念方面是做不到的。社会观念非常顽固，不是一纸行政命令就能够解决的。虽然有着种种限制，但包括魏徵等在内的一系列宰相级别的人物，都还是以与旧士族联姻为荣。

到了唐高宗时期，高宗和武则天眼前的红人李义府为他的儿子向山东旧士族求婚，但人家不搭理他。李义府一怒之下向皇帝告状。皇帝觉得，五姓七家不是喜欢相互通婚，不喜欢与外人通婚吗？好，就下个命令，禁止五姓七家相互通婚吧。

五姓七家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掀起了一股突击结婚的浪潮，大家都趁行政命令还没有生效的时候，赶紧结婚。哪怕彩礼还没准备好，也可以暂时不要彩礼了，先让夫家把人接过去。而且自从命令下来了之后，他们要夸耀自己家门楣高，就会跟别人介绍说：“我家是‘禁婚家’。”就是说自家在皇帝禁婚令的范围之内。处于禁婚范围内，也成了他们标榜门楣的工具。

就连武则天这么大的人物，也饱受门第观念之害。为什么这么说呢？武姓在中古时期是个小姓，所以，当时突厥的默啜可汗向李唐皇室求婚，看到武则天派出迎娶自己女儿的只是她的侄子武延秀时，才会勃然大怒，说“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换句话说是我女儿要嫁的是李姓，“武，小姓，罔冒为婚”。然后，可汗一怒之下发兵要打河北。可见连突厥人都受到了这种中原门第观念的影响，他们认为李姓才是皇家姓，武姓没有资格跟他们通婚。

但人是非常复杂的动物。武则天虽然饱受门第观念之害，但她自己也有着浓厚的门第观念。武则天把太平公主嫁给薛绍的时候，听说薛绍的哥哥薛义的老婆姓萧，薛旭的老婆姓成，她竟然下令让薛家把这两个媳妇给休了，理由是“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这句话就是说，我女儿怎么能跟一个姓萧的、一个姓成的当妯娌，那俩是“田舍女”，意思就是农村妇女。武则天非常瞧不起她们的门第。有人劝告武则天不要这么说，成氏就不说了，萧氏在南朝也曾经是一代天子，这个门第可不低。武则天听了这话之后才算作罢。可见深受门第之害的武则天，等到她嫁女儿的时候照样讲门第，这就是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

我们现在有句俗话，叫作“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这话搁到唐朝不适用，唐朝皇帝的女儿照样愁嫁。比如唐文宗时期，皇帝想嫁真源、临真两位公主，为她们挑选的就是山东旧士族，结果没想到山东旧士族纷纷躲避，谁也不愿意接招。唐文宗气得不得了，跟群臣说：“民间修昏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意思就是说，我家是二百年天子，我家的门第竟然不如山东旧士族的崔氏和卢氏吗？陈寅恪先生也曾经专门说过：“李唐数百年天子之家，尚不及山东旧门九品卫佐之崔氏，然则山东旧士族心目中社会价值之高下，估计亦可想见矣。”在那个年代的门第观念当中，皇家虽然也算得上是高等级门第，但绝不是最高的。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五姓七家”，才是全社会人心目当中最高等级的门第。

唐宣宗时期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宣宗要嫁万寿公主，让群臣推荐女婿，宰相白敏中推荐了当年的新科状元、大才子郑颢。郑颢原本已经向五姓七家中的范阳卢氏求婚，而且卢氏那边已经基本上答应了，郑颢高兴得不得了。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眼看就要双喜临门，这个时候得到皇帝要选他当驸马的消息，郑颢一下就崩溃了。郑颢自打当上驸马，简直愤怒得不得了，但他不敢记恨皇帝，就把仇恨指向了媒人白敏中。从此，郑颢对白敏中恨之入骨，在皇帝面前不知道告了白敏中多少次状。

大中五年（851年），白敏中出任兵营行营都统，要到外地去任职了。临走之前白敏中担心得不得了，跟唐宣宗说：“您让我到外地去当官，我没意见，但有句话我得跟您说。自打当年我推荐郑颢当驸马之后，这小子对我恨之入骨，我现在担心，我一旦到外地去，离开了您的眼前，他在您面前告我的黑状，我以后怕是死无葬身之地啊。”唐宣宗听了之后微微一笑，让宦官抬来了一个大柜子，里头满满一柜子的文件，他指着这些文件说：“你以为郑颢这些年闲着吗？这一柜子文件都是他告你的状子，你看我相信过吗？你就放心走吧。”从郑颢的行为就能看出，他当驸马是多么不情愿，以至于都想把媒人置之死地。

唐代的墓志当中有个特点，墓主人娶了妻子，但凡妻子是崔卢李郑王这几个家族的成员，那必然不惜纸墨地大加渲染。那么崔卢李郑王的社会影响力是什么时候消散的呢？唐末五代时期。究其原因，一个是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什么高官了，随着时间流逝，越往后他们的影响力越低，没落是迟早的事情。另一个是黄巢农民大起义转战全国。黄巢对这种高等级的门阀士族非常仇恨，走到哪儿杀到哪儿，旧士族大量地被消灭。所以到了五代、北宋时期，崔卢李郑王这些家族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了。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起码在门第观念这个问题上是这样的。

有人认为门第观念影响的只是皇家，或者说上层社会，其实不是的，老百姓也照样受影响。老百姓也喜欢攀高门，如果攀不上高门，在双方门第不相等的情况之下，就得多掏钱，这叫作“垫门彩”，就是垫脚石，拿钱说话，拿钱铺路。所以唐人的婚姻往往伴随着大额的钱财的出入，因为男方家要给女方抛彩礼，女方出嫁的时候还要带大量的嫁妆。

有的人可能就要说，古人真想不通，男方要给女方家彩礼，女方家还要给大量的陪嫁，何必呢？两边做个减法，算个差价，一补不就完了吗？但这事还真不是一出一入这么简单，不能这么简单做加减法，它牵涉的是财产所有权的问题。

为什么女性要带嫁妆到男方家来呢？因为这是保证她家庭地位的一个重要武器。自古以来，两性关系的平等首先应该是经济权力的平等，而在男权社会之下，女性基本上很少有经济自主权。陪嫁是新娘子的私人财产，带过来之后，夫家也许能够享用一部分的收益权，但所有权始终是新娘子的。田地、生产工具这些东西，往往也是陪嫁的东西，是新娘子的私有财产，是保证她们在婆家不受气的法宝。所以陪嫁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婚姻一出一进，往往伴随着大量的钱财往来，所以唐朝有一个行业非常兴盛，那就是做媒。因为做媒可以获得提成，所以唐朝上层社会的很多人热衷于做媒。比方说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韩国夫人，就特别喜欢保媒拉纤。到了唐朝后期，宦官专权，他们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很多宦官充任婚姻的中介人，多取财货。而民间的婚姻也一样，有着大量的钱财往来。

很多民间家庭，由于家境贫困，要么娶不起妻，要么嫁不出女。有一首唐诗叫《寒女行》，里边说：“寒女命自薄，生来多贱微。家贫人不聘，一身无所归。”最后四句是：“他人如何欢，我意又何苦。所以问皇天，皇天竟无语。”一个长得楚楚动人，又非常能干的女孩子，就是嫁不出去。为什么嫁不出去？因为掏不起嫁妆。

唐朝女性社会地位高，在两性关系方面相对其他的时代来说比较宽松，可是再宽松也是中国古代的王朝，还是男权社会的基调，唐代讲“三从四德”的女性依然很多。什么叫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什么叫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唐代的墓志在盛赞妇女的时候，一般第一个标准就是讲不讲“三从四德”，可见唐人所持的这种社会观念，与中国古代其他时代相比而言，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当然了，在其他一些细节上，唐人的观念相对来说的确比较开放。比方说媒人来了之后，家长会给子女一定的选择权；在再婚、男女之间的社会交往之类的问题上，唐人的容忍程度也比较高。尤其是唐代的上层社会女性，在这些方面比较自由。

举一个例子，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听到隔壁有人在弹琵琶，然后就“移船相近邀相见”了。一个已婚男，一个已婚女，大半夜的，素不相识，两个人促膝长谈，聊得很投机，白居易还把它写成了诗。在其他朝代，比如明清，女人要裹脚，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像诗中的这种事是不可想象的。可见唐代的女性，在社会交往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

但我们对于唐朝女性的开放程度，也不可做过高的评价。我们说它高，那是相对于其他古代王朝，尤其是相对于宋代以后的那些朝代而言的。就恋爱方式而言，唐朝女性在这方面好像挺开放的，很多都是自由恋爱，在唐朝的笔记小说里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但物以稀为贵，正因为那个年代还是以包办婚姻为主，所以自由恋爱才显得尤为珍贵，才值得写成小说。如果搁到今天，大家都是自由恋爱的，哪本小说里会强调双方是自由恋爱呢？在那个年代，之所以能把它写到小说里边，恰恰说明自由恋爱少，不是没有，但是少。

而且，唐代的女性也讲守节，讲究守贞操、立牌坊、旌表门楣，政府对于所谓“守节”的妇女也多加奖励。不过，唐朝女性再怎么说，比其他时代的女性还是要开放一些的，即便是讲所谓的贞操观，她们的贞操观比起后世来说也更为宽松。

举个例子，杨国忠曾到浙东担任观察使，去了两年多的时间。在他回到长安的时候，他的老婆裴氏给他生了个孩子。杨国忠出差两年，回来之后老婆生了个孩子，那个年代就算再开放，碰到这种问题也得问一下吧？杨国忠就问他老婆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裴氏是怎么解释的呢？她说：“我日夜思念夫君，上天感应，让我在梦中与你相合，然后就身怀有孕，有了这个孩子。”杨国忠听了之后说：“真应该感谢上苍。”然后这事就过去了。杨国忠是真的不懂吗？未必不懂。关键是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么过去了。

还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当时的藩镇节度使李师道写信邀请张籍来做自己的幕僚，张籍不愿意去，就写了一首《节妇吟》送给李师道，其实意思就是拒绝对方。而这首诗很有意思，是以一个已婚妇女的口吻，说我接到了你的求爱，我心里头很高兴，你送我的礼物也非常好，但是话说回来，我有老公，而且我家老公“良人执戟明光里”，我跟我老公关系也很好，因此我得拒绝你。但是最后两句是关键：“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这首诗叫《节妇吟》，换句话说，颂扬的是一位贞洁烈女，而这位“贞洁烈女”的内心已经出轨了，人家向她求爱，她已经很心动了，最后“恨不相逢未嫁时”，说你来晚了，你怎么不在我没有出嫁的时候来求爱？要是那样的话该多好。这叫“节妇”，合着就是只要肉体不出轨，精神出轨就无所谓了。

可以想见，这首诗放到明清那种对妇女约束力很高的社会里会是什么样。明清的那帮冬烘老先生非常难以接受这首诗。明代的唐汝询评价这首诗：“彼妇之节，不几岌岌乎？”意思就是说，这也叫节妇吗？她的节操不是岌岌可危吗？明末清初的贺贻孙说：“节妇之节，危矣哉。”这节妇之节很危险了。清代沈德潜编《唐诗别裁》时，不收这首《节妇吟》，别人问他原因，他说：“然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故不录。”意思是虽然它号称《节妇吟》，但是看完了之后觉得这叫哪门子节妇，所以不能收录。

可见，同样是看待“节妇”两个字，唐与明清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明清的节妇，那就是恨不得把女子锁在屋子里头，一个男人都见不到，这才叫作节妇，而唐朝则完全不是如此。

唐朝社会开放，所以唐代的婚姻有个特点：即便是包办婚姻，往往也会创造各种条件，让男女在婚配之前能够见一面。换句话说，就是让他们也能够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著名的宰相李林甫有六个女儿。李林甫在历史上以奸臣著称，不过抛开他在政治上的得失问题，就说在子女婚姻这个问题上，李林甫是个开放的家长，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在家里办公，经常有年轻的官员到他家里来奏事，于是李林甫在办公室的墙上开了一个小窗，经常让女儿坐在窗户后头，有年轻的官员来了之后，就让女儿们看，看中谁跟他说，他去暗示一下那小子来提亲。可见李林甫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相对比较开放的。

那么，唐代的婚姻有哪些程序？唐代的婚姻程序，跟先秦的婚姻程序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要经过所谓的“六礼”，就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首先是“纳采”。纳采指的是男性请媒人上门提亲。然后是“问名”。问什么名？问女方的名字，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女性的名字外人是不知道的，既然要提亲，就得问问名字和生辰八字。拿了生辰八字之后，进入婚姻第三个程序——“纳吉”。纳吉就是算八字，如果算完合适，就进入很关键的第四个程序——“纳征”。

“纳征”就是男方向女方家送彩礼。《唐律疏议》规定，从这里开始，法律就要介入并保护这段婚姻关系，因为双方之间出现了财产关系。然后“请期”，就是由男方选出一些黄道吉日，然后向女方家提出请示，让他们选个日子。女方选好日子之后，就进入婚姻最后一个程序——“亲迎”，就是正式的婚礼。

唐朝的婚礼跟先秦以来的婚礼一样，是在傍晚举行的。儒家解释说，傍晚乃阴阳交泰之时，合男女婚配之意。但是有学者认为，这种傍晚结婚的风俗是上古抢婚风俗的遗存。这种风俗是如何起源的，这里暂且不论，但是起码证明了一个事实，唐代的婚礼主要是在黄昏举行的，所以原先的“婚礼”没有“女”字旁，都是用“昏暗”的“昏”这个字，后来才加了“女”字旁。这是从先秦到唐一直以来的风俗。

但是，现在中国有些地方的婚礼是在中午举行的。这个现象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应该是明代，而且起源于下层社会。其实原因说来令人啼笑皆非，但想一想也很现实。傍晚举行婚礼，婚礼要一直进行到半夜，光烛火、灯油就是一大笔开销，下层社会的老百姓掏不起这笔照明费，于是把婚礼放在中午举行，这样到下午也就结束了。

这种风俗从明代开始，到现在已经成了很多地方的风俗，有的地方甚至说初婚的婚礼在正午举行，再婚的婚礼在黄昏举行。中国这么大，很多地方的风俗不一样，现在在很多地方还保留着傍晚结婚的风俗。在京津地区，北京是中午举行婚礼，隔壁的天津就是傍晚举行婚礼，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婚礼什么时候都是欢乐的，非常热闹。敦煌壁画当中的唐代婚嫁图显示，婚礼现场高朋满座，场地中间用屏风隔出一片区域，还有舞女在表演。

在唐朝的婚礼上，除了歌舞、酒宴之外，还有很多的风俗。比方说“下婿”，就是女婿到女家来拜阁的时候，女家父女手持棍棒打他。这种习俗说是为了戏闹，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有点暗含警告的意思，就是“小心点对我们家姑娘啊，别欺负我们娘家没人，你看我们这帮人多厉害”。

另外还有一个风俗，跟后来的不一样。从先秦一直到唐代，进洞房之后，新娘应该是什么装扮呢？很多人觉得新娘应该盖个盖头，但是那个年代没有盖头这种东西。唐代的新娘进了洞房，也不能马上就跟新郎见面，要拿一把团扇挡在面前，新郎要念一首“却扇诗”，念完了之后新娘把扇子撤掉，夫妻两个才算正式见面。

从先秦到唐，中国人的扇子都是团扇，没有折扇。折扇是日本人的发明，宋代的时候才进入中国，在此之前没有折扇。《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说魏晋南北朝的腰扇就是折扇，那是胡三省搞错了。

再讲一讲唐人的家庭生活。唐代是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但是“妻”在古汉语当中和“妾”有着本质区别，非要较真的话，我们应该称唐代的婚姻为“一夫一妻多妾制”。

为什么妻和妾不一样？那是因为妻是正式的配偶，妾是私人财产。她们的来源也不一样，妻要明媒正娶，而妾有的是购买来的，有的是收纳客女而来的，有的甚至是抵债而来的，还有从赌场上赢来的，总之，妾是一种私有财产。不是说妻死了，就可以把妾变成妻，这在法律上是被严格禁止的。这不是晋升职称，妻永远是妻，妾永远是妾。妻和妾之间泾渭分明。

唐代曾经有过这样的现象，有个人妻子死了，他想把妾变成妻，但是为当时礼法和法律所不容，社会舆论汹汹，最后他干脆跟他的妾厮守一生，不再娶正妻了。关于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推荐两篇文章，陈弱水写的《崔玄籍夫妻关系考——试谈唐代的以妾为妻与礼法问题》，还有陈尚君写的《杜佑以妾为妻之真相》。看了这两篇文章之后，对唐人的妻和妾之间的界限问题就会有所了解。

另外唐朝还出现过“并嫡”现象，就是一个家里有两个正妻。在唐代的名人当中就有这个现象，安禄山、王毛仲、安崇荣都有两个正妻。在出土的敦煌文书当中也记载过，敦煌县龙勒里乡有十七户人家，它们当中出现“并嫡”现象的竟然多达六家，这个比例很高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般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跟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有关。战乱年代经常出现亲人之间消息隔绝的现象，夫妻离散多年，相互之间消息不通，于是男方又娶了妻。等到战乱结束，男方发现原来的妻子还活着，便又恢复了婚姻关系，所以前后娶的两个都是正妻。二是一家有兄弟两个，其中一个死了，或者是其中一个没有生育能力，往往就会由另一个娶两个正妻，生两个儿子，将其中一个过继给他，等于是为他续香火。“并嫡”现象，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一直存在。

既然说到婚姻与家庭，就得说一下休妻的问题了。唐朝执行的是“七出”政策，就是有七项条件，满足其中一项就可以休妻。这七条就是：无子、**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

“无子”不用说了，“**佚”，就是作风不好。“不事舅姑”，“舅姑”不是舅舅和姑姑，而是公婆，这里的意思是不侍奉公婆。“口舌”，就是搬弄是非。“盗窃”也不用解释。“妒忌”，就是不让老公纳妾，我们今天看来很正常的事，在那个年代是休妻的理由之一，这是男女地位不平等的一种体现。还有“恶疾”，如果妻子有了重大疾病，就可以休妻，这很不人道。

当然，在“七出”之外，也有保护女性的“三不去”，如果女性满足其中的一条，就不能休妻。

一是“持舅姑之丧”，就是在公婆在世的时候伺候过公婆，公婆去世后，在守丧期间内不能休妻。二是“娶时贫贱而后富贵”，贫贱时候娶的老婆，不能在富贵之后就休妻，法律不允许，这是杜绝出现“陈世美”的举措。三是“有所受无所归”，娶妻的时候娘家有人，后来由于某些缘故，娘家没人了，就不能休妻。原因很简单，那个年代的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休妻之后，让她去哪儿呢？这不就是让她饿死吗？

除了男性可以休妻外，唐代女性也有提出离婚的自由。《唐律疏议》规定，“义绝则离”。这句话翻译成现在的法律语言，就是夫妻感情破裂就允许离婚。只要觉得感情破裂，就可以提出离婚，当然了，法律同时也允许复婚。所以说，唐代的法律既有对女性的限制，也有对女性的保护。

婚姻与家庭问题，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能反映这个时代的时代特点。唐代的种族、生嫁、新老贵族的矛盾、社会风俗、道德观、贞操观等问题，在婚姻与家庭这个细胞上都有所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