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了解唐朝时的中外关系，我们当然不仅要看中国的史书，也得看一下外国人是怎么看我们的，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兼听则明。

当时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不过限于交通和通信条件，能够跟唐朝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也不可能遍及全球。我们选其中一些主要的来看一下。

首先是我们的东邻日本。在唐朝看来，日本对于它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征讨朝鲜半岛时，唐军先是灭掉了百济，然后南北夹击要灭高丽。在这个过程当中，向来与百济是盟友关系的日本决心发兵干涉。于是，在齐明女天皇的策划之下，日军出动支援朝鲜半岛上的百济残余势力，与唐军对阵，双方爆发白村江口战役。这场战役，唐军大获全胜，几乎全歼了日本的舰队，日军的前线主帅也被当场击毙，日本大败而归。

这场战败给日本留下的教训是刻骨铭心的，但是这对他们来说也有好处——这更加强化了他们向中国学习的决心。而对于这场胜利，唐朝的态度则很有意思。

唐朝打了这么一场胜仗，歼灭敌人三万多人，烧毁敌舰几百条，怎么都算是一场大胜。但这场胜利在唐朝的史料当中只留下来短短的几句话，两三行就写完了。我们现在研究白村江口战役，只能靠《日本书纪》等日本史料。

为什么日本史料里把这场战役写得篇幅极长？因为他们被“打疼了”，对他们来说这是刻骨铭心的。而对于唐朝来说，尤其对于当时唐军前线的总指挥来说，这场胜利只是“洒洒水（小意思）”，只不过是唐军在朝鲜半岛众多战斗当中的一环而已，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因为在当时唐朝的眼睛里，像日本这样的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乃至文化影响力，几乎都没有办法跟唐朝相提并论，当时的日本是无法向中国输出什么东西的。虽然到了宋朝时，向中国学习了很多之后的日本，开始不断地有发明能够反馈到东亚大陆上来，但是当年的日本没有这样的实力，所以中日两国看对方的视角并不平等。

当时的日本，对中国是一种全面学习的心态。在日本的飞鸟时代，推古天皇让圣德太子作为摄政，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圣德天子当时制定了十二阶冠位、十七条宪法，并且派出了遣隋使。第一个遣隋使的名字叫小野妹子——千万不要真的以为他是个妹子，小野妹子是男性，只是名字叫“妹子”而已。这是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位遣隋史。

当时日本人最羡慕隋唐的律令制，所以后来日本的历史学家把隋唐称为“律令制国家”。用律令、格式等法律条文来管理国家，在我们看来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所以唐朝人不会这么自称。但日本是由混乱的部落政治国家演变为律令制国家的，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所以“律令”两个字对于他们至关重要。他们模仿当时唐朝的律令典章，制作了自己的律令典章，比如《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

总之，日本靠着全面学习唐朝步入了文明阶段，甚至连他们的城市建设都在亦步亦趋地模仿唐朝的长安城。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有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几乎完全模仿了隋唐长安城的基本样式，甚至连街道的名称都有沿用。长安城的中轴线叫朱雀大街，平城京的中轴线也叫朱雀大街；我们的宫殿叫太极宫，他们的就叫太极殿。之所以连名称都要抄，就是为了进行完全的仿造。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还有后来西夏的兴庆府，也几乎都是在模仿隋唐长安城。

关于日本的平城京和平安京究竟模仿的是长安还是洛阳这个问题，有个说法认为平城京模仿的是长安，而平安京除了一部分模仿长安外，还有一部分模仿的是洛阳。但是现在的研究认为这个说法不对，它们应该都模仿的是隋唐的长安城，而没有模仿洛阳。关于这个问题，推荐大家看一下中国社科院王仲殊先生的《试论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东半城（左京）为更繁荣》。这本书的标题很长，但是它很有意思，里边提到了一个观点：平城京也好，平安京也好，实际上模仿的都是长安。

那么为什么后来平安京又被称为“洛阳”，乃至于到了战国时期，各路军阀去京都都被称为“上洛”呢？王仲殊先生认为，这跟后来日本天皇的推动密切相关。嵯峨天皇更加喜欢洛阳，尽管平安京是按照长安城来建造的，但是他在给宫殿、城门、街道取名时，往往都采用了洛阳的名称；在他口中，也往往用洛阳来指代京城。在他的推动之下，后来的平安京具有了越来越多洛阳化的色彩。这座都城按照长安城来建造，后来却又按照洛阳的建筑、街道来命名，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于当时日本的影响。

日本真的很在意它在唐朝的文化地位、形象究竟如何。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个“含元殿日本使者争长事件”。争长，就是争座次。唐玄宗天宝年间，正是大唐盛世最鼎盛的时候，当时日本国的使者（第十批遣唐使）来到含元殿，给皇帝祝贺新年。在进入含元殿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被排在了东边这一列，而这一列排在最前面的外国使节来自新罗。这下，日本的遣唐使不干了，他向唐朝官员声明说：“新罗还要向我大日本进行朝贡，可现在我们的座次竟然排在他们下边，我不干。”当时值殿的将军叫吴怀宝，他见日本使者闹得厉害，便决定临时给他们调换位置。吴怀宝把新罗的使者由东边的一列调到了西边，放在了西边的第二位（第一位是吐蕃），然后把日本国的使者放在了东边的第一位次上。这下日本国的使者高兴得不得了，回去之后连忙向天皇汇报。在他看来这是“为国争光”的行为，但这件事在唐朝的史料当中根本没有记载。和前面的例子一样，在唐朝人的眼里这是非常小的一件事，但在日本人的眼里，这件事大得不得了。

关于“我们怎么看外国”，有史书为证，史书中有很多当时唐朝与少数民族乃至外国往来的记载。而“外族怎么看唐朝”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做到兼听则明了。

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研究突厥史离不开突厥的碑刻，在这些碑刻中，有一块著名的碑叫“阙特勤碑”，它描述的是突厥的毗伽可汗和他的弟弟阙特勤的事迹。而值得关注的一点在于，这块碑是由唐朝的使节带着唐朝的工匠竖立的，一块完全秉持着唐朝风格的碑。碑的两面是两种文字，一面是汉文，一面是突厥文字，但汉文和突厥文字完全是两个意思，这块碑也就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两面派”。

在碑的正面，唐玄宗盛赞阙特勤和毗伽可汗的盛德与武功，说的那些话都好听得不得了。当然，在我们看来这也就是一些外交辞令，但起码是非常有礼貌的那种外交辞令。但是在碑的反面，突厥文字所描述的内容，听起来就让人不那么舒服了。

碑的反面说：“我（毗伽可汗）与汉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他们给予了我们大量的金子、银子和丝绸。汉人的话始终甜蜜，汉人的物品始终精美。利用甜蜜的话语和精美的物品进行欺骗，汉人便以这种方式令远方的民族接近他们。

“当一个部落如此接近他们居住之后，汉人便萌生恶意。汉人不让真正聪明的人和真正勇敢的人获得发展。如果有人犯了错误，汉人绝不赦免他们，从其直系亲属直到氏族部落。你们这些突厥人，曾因受其甜蜜话语和物品之惑，大批遭到杀害。啊，突厥人，你们将要死亡，愚蠢的人便去接近汉人，因而遭到大量杀害。”

接下来，毗伽可汗告诫大家：“汉人不可接近，汉人没有诚信可讲，你们千万不要接近他们，你们就留在于都斤山（今蒙古杭爱山），以这儿为中心，然后派遣商队，到远方去进行商业活动，你们便将无忧无虑，而且能够永远地生活下去。”

碑后的题记显示，这块碑是唐朝的使者张去逸（唐肃宗张皇后的父亲）带着唐朝的工匠来做的。那么突厥人在碑文里把汉人骂成这个样子，他为什么没有去管一管？恐怕张去逸和唐朝工匠根本就不认识人家的文字，在工匠把正面唐朝皇帝给的碑文刻完之后，是由突厥人提供了他们的碑文。而工匠只是照原样刻完，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于是就留下了这么一块“两面派”的碑。

坦白说，史书是人写的东西，只要是人写的东西，它都有自己的立场。汉人建立在汉人的立场之上，其他民族也建立在他们的立场之上。对于历史的记述，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不见得就一定是他们对或者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具体看待，要注意史书之中史料话语权的问题。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在云南丽江博物馆有一块吐蕃的告身碑，上面记载着另外一件事。我们总觉得在唐朝的少数民族羁縻政策之下，各民族应该对唐朝的统治一致拥护，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这块碑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措绒地区的少数民族受唐人统治若干年，对唐人的统治深恶痛绝，最后由当地的酋长率领投向了吐蕃。吐蕃发给他们“告身（相当于委任状）”，然后刻碑纪念此事。在研究中外关系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种“各说各话，各表立场”的现象。

再来说说阿拉伯人眼中的唐朝。阿拉伯刚好横亘在欧亚大陆的中间，它的历史悠久，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是重要的力量之一（尤其是在后来伊斯兰化以后）。因此无论是对欧洲还是东亚来说，阿拉伯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阿拉伯人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的存在。在成书于1世纪的《印度洋航海指南》里就曾提到，马六甲之北，海之极端，有一个国家叫作“秦”，那里盛产丝绸和生丝，并且描述了贸易的路线。有趣的是，这段话实际上是从希腊人那里传来的，因为希腊人早先曾经用“丝”（Thin）这个词来称呼中国，阿拉伯人只是沿用了这样的称谓。

此外，在法基赫所写的《各国志》中，也描绘了阿拉伯人心目中的世界图景。他说：“世界景象分为五部分，犹如鸟首、两翼、胸部、尾部。世界之首为中国，背后是瓦瓦，右翼是印度，左翼是可萨，可萨后面有两民族，其一是孟沙与摩沙，在他们后面是雅朱者和马朱者，胸部是麦加、希贾兹、叙利亚、埃及与伊拉克。尾部是从扎特—胡玛姆（亚历山大港附近）至马格里布。”

当然，我们不必深究这个世界图景是否准确，这只是那个年代阿拉伯人对于世界的一种认知，他认为最东端的国家（相当于鸟首）就是中国。

随着丝绸之路日渐兴盛，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人始终是商人中的主力军之一。尤其是在海路上，当时阿拉伯的航海技术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当时在广州港的众多外国商船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阿拉伯。由于广州港的商贸非常繁荣，唐朝后来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市舶使承担的功能有点类似现在的海关，但它的主要职责并不是负责关税，而是满足皇室的需求，满足朝贡机制的需求。从这点上来说，市舶使又兼有部分“外交部”的色彩。外国的使者、商团来到广州之后，担任市舶使的宦官代表皇帝来挑选其中最好的商品，再用几倍于市场的价格把商品买下，用于上贡。

所以在唐朝的很多史书，比如《新唐书·地理志》《唐六典》以及《唐会要》之中，我们都能看到广州都督府进贡很多香药、象牙等不产自中国本土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当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远洋贸易。一般情况下，外国商人愿意与市舶使做这样的交易，因为市舶使给的价格更高。

但这样的交易也不是一直和谐的。在一本阿拉伯商人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就曾经提到过一个贸易纠纷案。当时有一个来自呼罗珊地区的商人，来到广州之后与市舶使发生了冲突。他从伊拉克采购了大批货物来到中国，在市舶使来选购他的商品的时候，不知是市舶使给出的价格过低，还是直接强行夺走了他的货物，双方产生了严重的纠纷。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位宦官看来，这种抢夺商人货品的事很平常，所以根本不把这个商人放在眼里。

而这位商人是个“轴脾气”，他竟然决定从广州出发，到长安去告状。他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星夜兼程赶到了皇帝所在的京城“胡姆丹（阿拉伯人对长安的称谓）”，向中国的皇帝禀报了事情的原委。经过调查，中国的皇帝公正地处理了这件事，他把那名宦官召了回来，贬到皇陵去做看守。唐朝就是这样，宦官和宫女犯了错之后，给他们的处罚就是贬到某个皇陵去。我们都知道，看守皇陵都是在那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如果叫个外卖，要送十二个小时的那种。这是符合唐朝制度的处理方式，因此这个案件在阿拉伯商人看来，是处理得很合适的。

不过，并不是所有案件都能得到合适的处理，甚至还因此酿成过血案。比如在武则天时期就曾经发生过广州的胡商（《新唐书·王传》记载是“昆仑”，“昆仑”也是对南海一些国家的称谓）杀死广州都督路元睿的事。关于这件事，《资治通鉴》记载得很详细。路元睿对手下管束不严，结果他手下的人为非作歹，借着远洋贸易的当口，向外国的商人索取贿赂，强占货物。有外国商人不忿，向路元睿汇报了此事，希望路元睿秉公处理，但是路元睿偏袒自己的部下。

外国商人怀恨在心，趁一次宴会时，怀揣利刃闯入厅堂，把路元睿及其手下十多人全部杀死。这些凶手本就是海上来的，杀完人之后，便上船扬帆远去，从此再也没有踏足中原。这里必须要对史官表示一下钦佩，面对这样一个杀害广州地方长官的恶性案件，史料当中的记载还是比较公正客观的，既说明了凶杀案的性质，也专门提到事件起因是路元睿偏袒他的僚属，侵占胡商的货物，可以称得上是不偏不倚。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岭南的将领哥舒晃发动叛乱，杀死了当地的节度使。唐政府派人率兵平乱的过程中，不仅杀了哥舒晃，还杀了一些胡商。这其中恐怕有一个重要的缘故，就是这些胡商参与了哥舒晃的叛乱。还有，唐肃宗时期也曾经发生过波斯与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共寇广州，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这样的事件。这绝不是波斯和大食的政府行为，而是商人的行为——要么是海盗行为，要么是贸易纠纷演变的冲突。总之，在当时丝路的繁华盛景之下，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和谐的。

当然了，在阿拉伯人眼中，中国还是一个泱泱大国，有着发达的技术、璀璨的文化、精美的物品。对于唐朝的很多事情，他们的记载也非常有趣。《中国印度见闻录》里提到，唐朝的每一个十字路口都设置有高大的石碑，上面刻着各种疾病和药物的名称，说明什么病要用什么药来医治，这在唐朝叫作“药方碑”，就是用竖碑的方式给老百姓一个用药指南。此外，如果某个人很穷，还可以从国库当中得到药费。这就反映了唐朝的医疗状况。

有时候，用第三方的眼光来看待本国是很有必要的，毕竟有些细节，在中国的史料当中根本没有记载。比如，阿拉伯人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手纸。我们从前都不知道手纸是什么时候开始被使用的，现在看来应该是在唐朝。那么在唐朝之前，古人上完厕所之后是怎么清理的呢？穷人会找个土坷垃去擦，也算是环保卫生。讲究点的则用“厕筹”，也就是竹木片去刮。好多汉代的竹木简，比如敦煌悬泉乡的那些，全是在茅坑里发现的，那些竹木简在写完字之后被当作废物，作为厕筹使用。在我们的印象里，中国人用厕筹好像是一直用到至少宋元时期的。而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阿拉伯人写道：唐朝人不讲卫生，便后不用水洗，而是用中国造的纸来擦。这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厕纸的记载。

所以，有时站在别人的视角之下看我们的历史，还是很有意思的。尽管里面有些话在我们听来会觉得不舒服，但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历史的记载是多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