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神话学有兴趣始于大学期间。研究生专业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一日突发奇想，觉得《楚辞·九歌》诸神中有些关系不是像人们惯常所说的样子，遂作一文，竟得《华东师大学报》刊用，更激发了对中国神话的兴趣。然而，研究生期间主要精力是古代文论与美学，神话学仅作业余爱好。

读博士生时导师是吴泽先生，起初我怕他嫌神话为“小道”，不足为。及研读吴先生著作，发现他对神话曾经是那么醉心，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本中国原始社会史悉用神话与考古立论，而其《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则有较大篇幅论原始思维，以至于袁珂先生作《中国神话史》还大段征引过。新中国成立后讨论土地制度与社会变迁，吴先生又有系列论文论土地神与城隍，开拓了神话研究的视野，使神话的文化价值大幅度提高。他的研究表明：通过神话可以透视社会，神话的发展，牵动着社会的神经。

于是，我抛弃了追从流行的西方神话学说作比附的简单做法，深入社会历史的深层去揭示神话的发展规律。我不仅仅把神话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把它看作社会生活本身，神话史本身就是历史。如果说本书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这种认识是取决定因素的。

毕业分配我进入了上海大学文学院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我可以自由进入资料室，那儿陈列了数千册古籍，大大方便了我的研究工作。又，上海大学初创期间，茅盾先生在此担任神话学课程，深受欢迎，那是七十余年前的事，茅盾先生的神话研究，是20世纪中国神话研究的开创举动，因而上海大学实际上便成了中国神话研究的策源地。于是，我有了一种步入圣地的庄严感。缅怀前贤，顿觉责任重大，故而不敢怠慢。

本书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吴泽先生的耳提面命，使本身不止步于欣赏故事情节。徐中玉先生对我的神话学理论探讨鼓励有加，并将我关于神话史理论的文章刊于《文艺理论研究》，如果说我的历史素养来自吴泽先生的培养，理论素养则是受徐中玉先生的教诲而逐渐提高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程得芝、汤志钧先生就兄弟民族神话和谶纬中的神话所提宝贵意见均给我良多启示。邓牛顿教授对我的支持和关心也是本书得以完成的重要因素，他对我的信赖令人难以忘怀。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出版一本学术著作甚是不易，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发展学术为己任的崇高精神足以令人感泣。我与胡小静先生素不相识，只知道他在出版界的大名，他不嫌拙稿粗陋，热心鼓励我写好此书，本书能够完成，与他无私的指点与帮助密切相关。责任编辑李涛老师对拙稿字斟句酌，其高度的责任感与事业心深深教育着我，她的心血，使本书增色不少。本书初稿完成后，肖萍、杨婳冰、杨丽璇、蒋磊、王毅、胡恃峰、王永静等同学为我作了许多抄写校正工作。感谢以上各位老师和朋友的支持！

本书之不完备是肯定的，恳请广大读者教正。

作者

1997年11月1日于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