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人后来如此描述这场战役:
“但见大旗一挥,出现了伸出脑壳的妖物,从它嘴里喷出一阵烟雾,发出的臭味令人难忍,波兰军队士兵个个不敢正视,这一仗死伤了许多人。”
这种让波兰人晕倒的化学武器,其实叫作毒烟球。毒烟球的配方在北宋的《武经总要》中有记载,成分有草乌头、巴豆、狼毒(狼的粪便)、砒霜(炼丹而成的金属砒霜)等,再加入火药成分硫黄、焰硝、炭末等,捣和成球,用麻绳串住,长一丈二,重半斤,为弦子。再用故纸、沥青、麻皮、黄蜡等物捣和涂在球的表面,用炮放出,毒气熏人,可致人口鼻出血,中毒身亡。
下图是一种叫作一窝蜂的火器,据说也在波兰战场上使用过。制作方法是用一种特制的木桶盛火箭,桶为长柱形,上大下小,内有安剑格板二层,旁侧有火门,上有活盖。内可装火箭三十二支,每支分插一格,杆长四尺二寸,上缚药筒,筒长四寸。每支火箭的引信集作一束,通向火门板上的火门外。点火后,数十支火箭可同时射出,火力极猛,可击敌于三百步之外。
◎《武备志》上的“一窝蜂”火器
《波兰史》还记载说,当时有一位波兰学者就在战场附近,他在残破的修道院塔楼上目睹了整场战争。蒙古人使用了一种武器装备,就像木筒一样。蒙古人点燃木筒一端,火箭从另一侧飙射而出,对波兰人造成了巨大的杀伤。他还特别指出,这些火箭均雕刻成龙头的造型,所以后来欧洲人便将此物称作“中国火龙”。后来,我还真在《武经总要》书上找到了这幅图。
◎《武经总要》上的火箭
此战过后十九年,也就是1260年9月3日,埃及的马木鲁克骑兵成功地击败了蒙古人,这也是穆斯林世界首度对蒙古人获得胜利,此后蒙古人便停止了向西进一步的扩张。而一批来自东方的火器,更重要的是一些制造火药的工匠,也在此役中落入穆斯林之手,即契丹火枪和契丹火箭。14世纪初,阿拉伯人将这两件火器升级为“马达发”,一种是用内装火药的短筒,筒口安置石球,点燃引线后,火药发作,石球射出;另一种是用内装火药和铁球的长筒,然后装上一支箭,临阵点燃线后,火药发作,冲击铁球,同时将箭推出。
若干年后,这些火药武器又传入欧洲。
而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支金属管形射击火器。这便是元大德二年(1298年)的火铳,铜质,现存于内蒙古蒙元文化博物馆。“大德”是忽必烈孙子元成宗的年号。火铳上还有一个编号“数整八十”,可知当时这种火器的制造已经成了规模。但是这种火铳的发明时间至今仍无法知晓。我们只知道忽必烈曾在1279年把各地工匠集中在大都,利用南宋原有的冶金、火药和兵器制造业的基础,研制新兵器。
青铜铸管的火铳,意味着能耐较大膛压,使用寿命长,可以反复装填火药和弹丸。换句话说,可以用火药发射石弹、铅弹或铁弹,且在较远距离杀伤敌人的武器,终于出现了。
元军开始使用成批火铳作战,却不能挽救元朝的速亡。包括火铳在内的火器,很快被元末的农民起义军如朱元璋等掌握利用。在朱元璋与陈友谅两个南方大佬的对决中,火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起初陈友谅进攻朱元璋势力把守的洪都(今江西南昌),明军守将邓愈就是“以火铳击退其兵”。稍后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拥有号称六十万的大军,以巨舟相连布成水阵。而朱元璋只有二十万,却将“火器弓弩,以次鳞列”,并布置下合理的战术,即靠近敌方船只,第一步先用火器攻击,造成敌军混乱;第二步用弓弩射击,杀伤敌人;第三步才是靠近敌船接舷跳帮,进行短兵相搏的最后决战。在实战中,朱元璋的部队使用了包括“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炮”在内的各种火器,一举击溃了人多船大的陈友谅。
稍后徐达攻打张士诚据守的平江城(今江苏苏州)的战役中,明军更是将火铳用作攻坚利器,如《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徐达当时架起和苏州城里寺庙一样高的木塔,可以清楚观察城中情形,然后便在塔上布置弓弩与火铳、襄阳炮,于是“城中震恐”。
世上很多事,就是这么奇妙。其实最先掌握火铳技术的是元朝。可是元朝骑兵手里拿着火铳,却又废弃了骑马射箭的技术,他们完全依赖这种火器,结果农民起义军都是不怕死的,在大规模冲锋之下,火铳的杀伤力反而还不如原来的弓箭。于是元朝便把火铳给扔了,没想到朱元璋却发现了这种新式火器的优点,虽然暂时不如弓弩实在,可是一旦将火铳集中起来齐射喷发,就能起到远胜于弓箭的巨大杀伤效果,哪怕不能将敌人全部杀伤,造成的威慑力也足以抵挡敌人的进攻。所以到最后,朱元璋这边反而成为最重视火铳的势力。
在某次与元军的对阵之中,元军的火铳抢先开火,一排齐射之后,第二排顶上——这其实是早期枪术运用的基本操作,但没想到的是朱元璋这边做了灵活改变,直接上来两排士兵,一排站立一排蹲,两排齐射,而且打完这一波,下一波又是两排齐射。换句话说,元军打完一组,朱元璋这边已经打了两组,如此密集的火力,当然是朱元璋这边占尽优势。
正是因为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看到了火器的威力,朱元璋开国之后,便很重视军队建设中的火器配备。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颁布法令,各地的卫所驻军中,需按编制总数的百分之十装备火铳。明朝军队编制实行“卫所制”。一府设所,几府设卫。卫下有千户所,千户所下设百户所,一个百户所兵力为一百一十二个士兵,按十人配备一支火铳的比率,则一个百户所要配备十一支火铳。
明朝当时有两个机构负责火铳打造,一是军器局,二是兵仗局;打造的火铳也有两种,一是碗口铳,二是手铳。碗口铳是一种小型火炮,没有瞄准具,身管短,射速慢,射程近,需置于架上才能发射。北京军事博物馆现存一具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用铜铸造的大碗口铳,重六十三斤。手铳则是形体较轻、口径较小,可在其后装入木柄以手持使用的火器,明代最早的火铳便是一支洪武五年制的铜手铳。据说后来明朝神机营也采用手铳来做强力配备。郑和下西洋时,也携带了不少手铳与碗口铳,以防不备之需。
当然,火铳的质量如何保证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明朝的方法是在铳身都刻有非常详细的铭文,详细到造铳地点、单位、监造官员职务和姓名、造铳军匠和民匠姓名、用铳卫所名称、使用火铳的教师和习学军人的姓名、火铳的重量和造铳年月等,一旦出问题,该找谁就找谁,找不到人解决的话,这些人统统都有麻烦。而到洪武十三年,就连水军也有了严格规定,要求每艘海运船装备碗口铳四门,火枪二十支,火攻箭和神机箭各二十支。至于城关和要隘,更是不能缺这物件。洪武二十年(1387年),就连偏远如云南的金齿、楚雄、品甸和澜沧江中道,都安置了火铳以加强守备。
不过即便火铳如此大量使用,在整个军队的武器装备清单上,依旧是个小单位,第一是装填子弹太费时,第二是开枪发射速度太慢,第三是准星太差往往瞄不准。使用时,士兵必须先将火药倒入铳管内夯紧,然后装填子弹,之后扣扳机点燃火线引爆火药而射出子弹。那么装子弹的弹匣有没有呢?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火药瓮,考虑到火药容易受潮,所以一定是陶瓷质地,而且为了倾倒方便,瓮底还要做一点弧形凸起。还有一种火药罐,则用牛角打制,似乎是随身携带的方便款,可以背挂在身上。
明初洪武年间,大型铳专用于城防要塞;中型则装备于战船和关隘守备,已经出现了向炮演变的趋势;小型则逐渐开始向步枪和手枪方向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