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马披甲，其实可以追溯到很遥远的年代。《左传》描述城濮之战时，就说晋军在驾车的马匹身上披了虎皮，以吓唬楚国的战马。齐、晋鞌之战，齐顷公过于轻敌，马不披铠甲就冲出去，结果一败涂地。而湖北荆门的一座战国时期楚墓的发现显示，当时战车的辕马，身上确实披挂上了甲片编缀的皮甲，而且从颈部一直包到身体。

到了汉代，轻骑兵占据主流，当时的骑兵，既没有马靴（足踏麻鞋而已），更没有马鞍和马镫，披甲更是少之又少，有好事者排摸统计了一下，说披甲骑兵只占到总数的百分之八。而这个“甲”，应该也就是所谓用皮革制成的“当胸”。

其实皮革制的马铠也不错，后世在四川的峨边彝族自治县，发现了象皮制造的战马铠甲，最厚的有十四毫米，防护值感觉也不低。

东汉三国时期，文献里出现了马铠的痕迹。譬如曹操写了一份《军策令》，说袁绍这家伙真是豪奢，居然有三百具马铠，而我自己，却连十具都没有。

或许是被早期的落魄刺激，稍后曹操便组织了一支特种骑兵部队，名曰虎豹骑。与袁谭的南皮之战，这支特种部队便由曹操的堂弟曹纯带领，对袁谭发起“急攻”，最终取得了斩杀袁谭的好成绩。白狼山之战，这支虎豹骑更是面对草原之子乌桓骑兵，打得有声有色，乌桓被冲击得阵势大乱，蹋顿单于即死于虎豹骑之手（另一说是为张辽所杀）。

随后，曹操很可能将乌桓骑兵加入虎豹骑的行列之中，所以这支特种部队，又有轻骑兵（豹骑）和重骑兵（虎骑）两个不同兵种。建安十三年（208年），曹纯“从征荆州，追刘备于长坂，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卒”，这里的曹纯，显然带领的是轻骑兵，或者说是卸去重甲的骑兵。

虎豹骑的另两次露脸，则是在攻打马超、韩遂的战场之上，阵斩了西凉大将成宜、李堪；汉中之战期间，打败吴兰、逼退张飞，掩护曹洪、徐晃撤出汉中，都是他们的战绩。

虎豹骑的重甲部分，据《三国志》的介绍，是出现在曹操与马超、韩遂的对阵中，“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陈，精光耀日，贼益震惧”，能让以骑兵著称的西凉马超震惧，可以想象这支重甲骑兵的强大——至少是外表强大。

另一支疑似的具甲骑兵，可能属于西晋八王之乱的赵王司马伦，他在与成都王司马颖的战争中，派出了一支三万人的骑兵，号称“精甲耀日，铁骑前驱”，结果却被司马颖打得一败涂地，最终自己也丢了性命。

虽然开局如此凄惨，但这里却透露出一条消息——所谓重甲骑兵，他的重甲技术其实来自中原，曹操的虎豹骑、司马伦的精甲铁骑，都可能是这一兵种的早期状态。曹操与马超的战争中，“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可见当时的作战特点，就是先以轻骑兵发起冲击，消耗对方大部分体力之后，再由穿着重甲的虎豹骑发起突击，给予对手沉重打击。再强大的敌人，也无法经受这样迅猛的组合式打击，阵势迅速崩溃而落败。

可惜的是，战术上的革新未能给当时的晋王朝带来军事上的优势，由于政局的腐败糜烂，反而把这个机会送给了当时的“五胡”。匈奴、羯原本就是马上民族，降服晋王朝之后，迅速接触并掌握了中原的军事技术，相较汉人，他们更能有针对性地运用轻重甲的不同特点。譬如前后两赵的成皋之战，石勒发现前赵疏于防守，便下令士兵脱下重甲，马匹衔枚噤声，从隐秘的小道日夜兼行，由巩县和訾城之间穿出，一举击破前赵军，生擒前赵皇帝刘曜——这里要说的是，刘曜也是很重视重甲骑兵建设的皇帝，他曾“召公卿以下子弟有勇干者为亲御郎，被甲乘铠马，动止自随”，只不过棋错一着，输给了对手。而石勒，在多次战役中都有缴获马铠的记录，譬如312年的襄国之战，敌军大败，“枕尸三十余里”，石勒缴获“铠马五千匹”；打败代国的名将姬澹，又缴获上万具马铠。显然他所统御的后赵骑兵，更具侵略性、更有战斗力。

稍后，这种以重甲为主要特点的骑兵部队，便发展演变成为在整个南北朝隋唐时期都赫赫有名的“甲骑具装”，通俗地讲，就是连人带马，全部用铁甲包裹起来。马的面部，用一块狭长的金属制的护面保护起来，还颇为体贴地开了眼孔，称为“面帘”；马的颈部，则由甲片缀成一副护甲，前面有搭扣可以扣上，称为“鸡颈”；马的身体，自然就是“马身甲”；马匹前中后的大片护甲，称为“搭后”；放在马尾部的向上翘的扫帚一样的东西，则唤作“寄生”。

《唐律疏议》将马铠具装归类到平民百姓不能拥有的私有禁兵器中，发现老百姓私藏一套马铠，就要流放二千里，私藏三套的话就干脆砍掉你的脑袋。不允许老百姓拥有马铠具装，事实上也就证明了这件物件的军事价值，是何等之高。

重甲骑兵，不可缺少的道具还有马镫。李约瑟曾言：“只有极少的发明像脚镫（马镫）这样简单，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中国的马镫在最初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在秦汉之际，马鞍已经出现，但供人上下马匹的马镫却迟迟没有发明出来。而没有马镫，人就不能很好地固定在马背上，人的力量、马的力量、武器的力量就不能合而为一。所以别看马镫是个小玩意儿，没有它，骑兵尤其是重甲骑兵，就很难成气候。

那么最早的马镫出现在哪里呢？

首先，是所谓单马镫，目前已知最早出现的地点很让大家意外，不在西北也不在东北，而是中国的南方水泽之地，魏蜀吴三国之中的东吴。2019年，南京的幕府山上，发现了东吴后期名将丁奉的墓地。这个丁奉，就是《三国演义》里“雪中奋短兵”的那位——大多数读者读三国，读到诸葛亮北伐失败就不再继续阅读，对丁奉确实不熟悉。

在丁奉的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鼓吹俑，我们今天所讲的马镫，就在其中一具陶俑之上得以完整保存。再去联系陈寿的《三国志》，读《吕岱传》，里头有一句：“又知上马辄自超乘，不由跨蹑，如此足下过廉颇也。”这里的“跨蹑”，我们认为就是辅助上马的工具，很可能说的就是马镫。丁奉墓的鼓吹俑的马镫位置就很明显。

那么为什么把这个叫作单马镫呢？因为它的用途，其实就是帮助不太擅长马术的南方人从一侧上马，所以只有一侧才有。如果较真的话，这个其实是艺术加工的物品，不是实物。真正最早的一件马镫实物，还是在辽宁西部的朝阳发现的。20世纪60年代，在朝阳冯素弗墓出土了一副木质外包铜皮的双镫。随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陆续发现了木芯外包皮革和木质加一周薄铜条的双镫。

这个冯素弗是谁呢？他是十六国中少有的汉人政权——北燕的重臣，从这个发现也可以说明，将马镫和“甲骑具装”装备在骑兵队伍中，得归功于东北的燕国。北燕的前身，便是金庸小说里著名的慕容家，慕容鲜卑是当时将草原文明与汉文化结合得最好的代表之一，他们得以进入中原，掌握了重装骑兵的装备铸造技术，应该是一个重要前提。

燕国的马具，也很快影响到当时仅一河之隔的高句丽（后期也称“高丽”，但区别于10世纪建立的“王氏高丽”）。高句丽兴起于4世纪，当时正是中原大乱，高句丽乘此机会，从其发祥地辽宁省桓仁县，陆续夺取了乐浪郡、带方郡，到4世纪与5世纪交替之际的广开土王时代，更是将辽水以东大片土地全部纳入其版图。至7世纪灭亡之前，其常备军达到六十万之众，而“甲骑具装”的重骑兵，就是高句丽军队的主力，样式几乎与中原骑兵完全一致。他们的盔甲，也分为战士的铠甲与战马所披挂的马铠，甚至还颇为体贴地准备了便于士兵登山而特制的铁钉履和军官冬季防滑穿用的鎏金铜钉鞋。

为什么隋炀帝加唐太宗都拿不下这个小小的高丽（隋唐时期，史书中多称“高丽”，下文都以“高丽”称之，与前文“高句丽”为一国），一直要拖延到唐高宗才完成最终的统一大业？原因就在于这里。隋炀帝东征之际，发动了堪称史上第一流的重骑兵。《隋书》说，当时隋帝国骑兵共有二十四军，每军拥有“骑兵四十队。队百人置一纛。十队为团，团有偏将一人。第一团，皆青丝连明光甲、铁具装、青缨拂，建狻猊旗。第二团，绛丝连朱犀甲、兽文具装、赤缨拂，建貔貅旗。第三团，白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素缨拂，建辟邪旗。第四团，乌丝连玄犀甲、兽文具装、建缨拂，建六驳旗……”如此计算的话，整个远征军的具装骑兵将近十万人，这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或许问题也就在这里，打仗不是摆排场走队列，更不是扭秧歌唱大戏，阵容摆得再豪华，也得不到合理的分配使用，这就是隋炀帝东征最终以失败收场的关键所在。

到了李世民时代，所使用的重甲骑兵人数就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值，譬如644年，发动江、淮、岭、硖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从莱州走海路向平壤进军。辽东的六万军，则走陆路。推进到安市城，即今天的辽宁省海城市，高丽发动了十五万人前来援救，李世民立即派出一千突厥骑兵诱敌，将高丽骑兵引至安市城东南，依山列阵。随后，李世民便委派李??带一万五千人设阵于西岭，长孙无忌一万一千人为奇兵，从山北出狭谷去攻击敌人的后方。李世民自己则率领四千精兵，挟鼓角，偃旗帜，登北山上，命令各军听到鼓角声就一起出击奋力进攻。当他望见长孙无忌军尘起，便命令作鼓角，举旗帜，各路军队鼓噪并进，薛仁贵一马当先冲入敌阵，斩首两万多，于是高丽军大溃。

但即便是以唐朝为敌手，高丽依旧抵抗了二十多年，直到668年才在李??、薛仁贵的攻击之下亡国。能抵抗这么久，高丽的重甲骑兵，以及身着兜鍪和甲、手持长枪和方盾的重步兵，显然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他们的形象，也常常能在高丽的壁画中看到。

高丽的冷兵器，颇为发达，只有少量为铜制，绝大多数为铁制兵器，如铁矛、长刀、陌刀这样的长兵器，环首刀、三棱形铁刺这样的短兵器，以及鸣镝和铁镞这样的抛射兵器。其中鸣镝颇具地方特色，是一种飞行中翼孔鸣响的警报用具。此外如青铜短剑、斧钺，也在使用。

所以南北朝时期，南朝不止一次地想到与高丽联手对付北朝，也不算是异想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