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冰原来客：一个适应性物种的出现与散布

克莱夫·甘布尔

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在其哲学史著作《犁、剑与书》（Plough, Sword and Book）中说道：“原始人（primitive man）活过两次：第一次在他的时代为自己谋生，第二次则在我们的建构中为我们再活一回。”此类双重生涯引发了考古学家的关切，他们想方设法去廓清深度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迷雾。与其他学者类似，盖尔纳的世界历史框架基于三方面的大变革：农业、城市和工业。最近，考古学家又增添了“人类革命”（human revolution）这第四个维度，认为在大约5万年前，智人就已经融会掌握了日后文明发展所需的所有认知、创造和社交的技能。

智人的艺术、装饰、墓葬、久居场所以及奇石异贝的贸易可能就是上述变革的明证。他们额宽腿长，反映了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非洲血统。他们能说会唱，还会弹奏乐器。我们可以充分假设，他们已认同了亲属关系。他们通常被称为“现代人”（modern human），这个术语对研究人类深度历史并无益处，因为它损害了我们重建历史的广度。这些人仍然是古人类（hominin），是我们以及我们所见人类化石的祖先。不过，纯粹主义者基于分类学的理由争辩到，像尼安德特人这样的古人类，应该被排除在“人类”（human）这个我们用来形容自己的概念之外。

▲ 1.1 第一章中出现的地名　本书插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考古学家很快就发现了有关技能的证据。正如新的年代测定方法所揭示的那样，这些技能至少在20万年前就开始缓慢积累。在非洲的不同地区，都发现了产生于不同年代的具有革命性变化的标记，例如人造珠子、颜料的使用以及弹丸技术的变化。近十年来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的发现，需要一个能包容人类起源多样性的、更为复杂的解释框架，而不是单一的“现代”主线结构。

非洲之外另有故事。随着人们离开非洲大陆，文化标记的踪迹越发模糊。在旧世界的其他地方，非洲移民后代的历史仅能从分子层面窥探一二，这些痕迹保存在当今人类的基因、稀有化石或新大陆（主要是澳大利亚）的定居遗址中。例如，中国南方福岩洞发现了人类牙齿，但是没有发现珠子和颜料的使用。这些牙齿的历史介于12万年至8万年前，在没有遗传信息的情况下，可以推测它们代表了来自非洲的一个早期人类分支。然而，这些人并未带有“现代人”的标记物，比如出现在同时代非洲的珠子和使用过的赭石。此外，福岩洞中也没有发现石器。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常规的考古手段无法定义“现代人”。人类而非古人类的起源研究是不太容易通过借用革命的隐喻来探索的。

并不是离开非洲就能成为人类。过去的200万年间，许多人属（Homo）群体离开了非洲，却没有成为现代人类。如果因为延宕许久才迟迟离开，就将他们归类为不甚现代（not-quite-modern），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们的延迟在我们看来可能很奇怪：在社会发展、思想传播和技术进步时，默默无闻从来就不是我们如今所公认的“现代人”的特征。但是这些人自顾自地生活，并不关心我们是否有能力重建他们的生活。同时，他们生活在生物和文化进化的选择压中。这些因素正是我了解人类深层历史的切入点。

曙光初现

关于人类深度历史的研究，我的叙述的内在动力既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现代化，也不是技术的进步。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将在第二章中探讨。我的叙述是将人类看作全球旅行者。尚无古人类能穿越大洋或西伯利亚冻原进入美洲。随着人类的出现，远洋航行已经到达澳大利亚和大洋洲附近的岛屿。之后，美洲有人类定居，地球可居住面积增加了近三分之一。到了1000多年前，当这些迁徙者抵达太平洋的三个偏僻地区，即夏威夷、复活节岛和新西兰时，人类已经通过长途跋涉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物种。客观而言，从最早的古人类诞生到非洲以外人类的出现，其间400万年的时间里，全世界仅有四分之一的地区有定居者。而在过去的5万年，这段不到古人类历史的百分之二的时间里，世界其余四分之三的地区都被迅速占据了。在歇口气的同时，我们也发现自己是孤独的人类种群。我们在最初迁徙途中遇到的其他古人类种群都消亡了，他们中的一些同我们杂交，一些则与我们失去联系。有如圣诞节大促销，我们种群的身价因多样性的急剧减少而日益高涨，并由此获得了相应的全球地位。

本章将考察这种叙述的背景以及人类在非洲经历的进化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气候变化的机制及其对当地环境和资源的影响。本地的生存空间必须如齿轮相扣一般适应气候、地球的轨道运行节奏和地质构造变化等相互关联的驱动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尺度上运作，即行星、海洋、大陆和区域。它们显现出可变的速度，该速度是由它们的合力所产生的常规气候周期的振幅和频率决定的。这些周期与纬度、经度和海拔高度对太阳能生产力的持续影响相结合，从而为那些能力和智商出众的古人类种群提供不断变化的生态机会。这样的机会表现为季节变化所带来的食物丰匮以及饥饿风险的增减。性别因素在找寻最佳食物的过程中作用也很明显，两性在我们物种繁衍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大相径庭。这意味着人类深度历史必然具有深刻的性别内涵。出于上述原因，在讲述一个进化故事时，女性必定是其中的焦点之一。然而，站在以男性祖先持矛狩猎场景为内容的复原图和立体模型前，读者不这么认为也情有可原。

在深度历史中，对人类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公认的第一批直系祖先是否真的与他们的过去大不相同。这就引出了更多的问题：当我们遇到某人时，如何去认识他；其他种群是否为气候和环境所改变；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成为全球性物种。相关问题还包括人口规模、全球定居的时间、可能导致血统改变的生物和文化结构以及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和性别选择机制的影响。

▲ 常见的情景重现：挥舞长矛的男性祖先在狩猎。实则这是一种误导：女性对寻找最佳食物作出了主要贡献。

认识人类

在深度历史中，有四条途径可以用来认识人类：基因、解剖学、人工制品和地理学。证据链各有其自身的程序假设、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这使此种跨学科的分类工作极具挑战性。

多年来，验证人类的证据主要是解剖学，尤其是头骨化石的形状（见表1.1）。虽然样本量非常稀少，但这并未阻碍生物人类学家设计进化树，并应用基于生殖隔离的生物物种概念来解读散碎的材料。长期以来的传统将生物物种定义为实际上或潜在地进行自然**的种群，这些种群与其他相近种群无法繁衍共同的后代。

考古学已经检验了这个概念。最初的研究是通过当今人类的基因来绘制人类祖先的分布图谱，其中线粒体脱氧核糖核酸（mtDNA）用来追踪雌性祖先，Y染色体（Y chromosome）用来追踪雄性祖先。但是，这些都无法表明迁出非洲的古人类与他们遇到的当地种群之间没有出现杂交。

表1.1 克里斯·斯特林格和彼得·安德鲁斯定义“现代人”的解剖学标准

▲ 智人的头骨（左）与更古老的祖先如尼安德特人（右）相比，骨头更薄，前额高，下巴突出。自赫胥黎（Huxley）以来，解剖学家一直认为这些特征是我们进化地位的重要标志。

后续的研究重建了已灭绝的古人类的基因组。这一突破得益于骨骼DNA提取和测序技术的进步。研究结果中有两个发现应予重视。首先，生殖隔离这个生物物种概念不适用于人类种群。欧亚尼安德特人至少在50万年前就同非洲人类种群隔绝开来，那时他们最后一次共享祖先海德堡人（Hamo heidelbergensis）（时间估算是基于假定的突变和差异率）。然而，当今人类约有4％的基因来自尼安德特人，这表明经过长时间的分离后他们依然成功进行了杂交。其次，可能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化石记录的灭绝世系。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丹尼索瓦洞穴（Denisova Cave）中新发现了一个古人类种群，这预示着未来十年里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上述遗传证据来自年代尚未确定的指骨，经测试预计它将提供又一个尼安德特人基因组。

人类解剖学和遗传学研究需要继续努力以协调他们的数据。正如考古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bo）所说：“我当然希望最终给这个世界带来确定性而不是混乱。”考古学面临的一个挑战在于炎热地区骨骼化石中的DNA难以保存，而它在温带地区保存良好，在阿尔泰等气候寒冷地区则是最佳。例如，在位于北纬25度以南的中国南部福岩洞中发现的化石，目前从中提取DNA的机会就微乎其微。

第三条证据链来自考古学。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早年曾绘制了一张清单（见表1.2），用以证实发生过一场短暂而剧烈的人类革命。这张清单的内容现在已经有了扩展，涵盖了更广的时空范围。考古学家的目标在于，一方面要适应资源利用的变化和新的人工制品的出土；另一方面要根据具有现代外观头骨的出现和当今人类的亲缘地理学研究，利用不同的DNA证据链重建、绘制人类起源和迁徙的地图。这方面取得的进展有限，具体可参见表1.3。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场人类革命，而是一个旷日持久的事件。

表1.2 考古记录中可检测到的全套现代行为特征的十点清单（始于5万年至4万年前）

表1.3 “现代人”中智人出现的时间框架

距今30万年到5万年的重要技术演进

▲ 距今30万年到5万年的某些重要创新。这表明向某些所谓现代行为的演化是缓慢渐进的，而不是革命性的。

来自非洲的各类基因、解剖学和人工制品证据，经过漫长的组合分析，建构出另一个假定的祖先，他可能会让我们修改盖尔纳的论断，改为原始人活过三次，除了前两次，还得为生物人类学家再活一次。这就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 AMH）。他和我们长得很像，自上次共享祖先以来就生活在同一时间范围内，但在构成他们世界的艺术、音乐和符号应用等关键领域，他们并没有展现出全套现代技能。这种分类最早在1971年得到应用，目前已经十分普遍。来自埃塞俄比亚赫托（Herto）地区的有着16万年历史的三个头骨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根据外形，这三个头骨被归为一个亚种，即长者智人（Homo sapiens idaltu）。名称的最后一个词在阿法尔语中意为长者。发现的石制工具可能制作于30万年前的任何时期。不过这些头骨在死后被加工过：剔除皮肉并进行了部分抛光。发掘者把这看作一种有意为之的葬俗。具有现代的长相，经历奇异的头骨改造，却使用古老的石器制作技术，这些方面看似有些矛盾。在经过头骨、基因和新人造物的比较后（见表1.2），长者智人最终被判定属于AMH，还不完全算是“现代人”。

运用AMH概念来解读种种证据，得到的更多是关于我们而非古人类的分类。AMH概念被发明出来是为了解决一个矛盾，即与古老类型石器一同发现长相具有现代特征的头骨。如今，考古遗传学提供了更多的信息。然而，这三条证据链不太可能呈现出一幅和谐的图景。当涉及生物和文化特性时，必须可以预见矛盾的存在。考古学家通常根据独占性（monothetic set）的构想来制订计划。要被归类为“现代人”，或者说是铁器时代部落的代表或古代城市国家的公民，个人必须表现出与同类物质标记的高度一致性。现实情况是，身份认定基于共享某些特征而不是共享全部，这是一种多元视角。两者的区别在于独占与共享。AMH是关于身份认定的一个好例子，要获得“现代人”俱乐部的成员身份，如果应用单一的标准，AMH将被拒绝，但如果应用多元的标准，AMH就能通过。随着分子层面证据的增加，人们的期望值也高涨起来，我们开始听到“基因意义上的现代人”（genetically modern human， GMH）的说法。

AMH故事中另一个复杂的事实是在印度尼西亚的弗洛勒斯岛（Pulau Flores）发现的一种古人类，他们脑容量较小但使用石器。这种来自鳄鱼洞（Liangbuaya）的古人类因其一米高的身材而被称为霍比特人，他们似乎与人类进化的预设轨迹相矛盾，这种预设认为在同等体型的情况下大脑进化有增大的趋势。弗洛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的大脑体积为401立方厘米，而与他们同时代的更新世智人的大脑体积已经达到1478立方厘米。然而，不考虑体型的话，弗洛勒斯人的脑形成商数（Encephalization quotient， EQ）为4.3，而智人是5.4。在这个比率上弗洛勒斯人数值较小，但还是比所有的南方古猿高，甚至也比海德堡人高。

表1.4 三个古人类种群对比

▲ 灵长目动物大脑体积比较：各组数字间的相关性很明显。

鳄鱼洞的发现是出人意料的，并被认为不适用于智人的生物物种概念。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列入人属。小脑袋的他们被拿来和更古老的非洲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做比较，后者大脑体积为464立方厘米，脑形成商数为2.81。关于大脑颅腔模型的研究表明，尽管二者的大脑都很小，但它们的结构却不同，鳄鱼洞的居民更接近我们的现代形式。把他们列入人属的最后一个理由是，他们在3.8万年至1.2万年前灭绝，而非洲南方古猿早在240万年前就灭绝了。

现在让我们从分类开始，问一些关于最早的智人的问题。是什么造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下巴和四肢的比例（见表1.1）？答案是：并没有太多不同。他们有着与他们的近亲尼安德特人相似的体格。冰河时期的人类体格健壮，体型普遍较大。全新世气候变得温暖，而且蒸煮后的谷物、碳水化合物变得柔软且易于消化，从而改变了饮食习惯，这都使骨骼变得更细更轻。此外，尼安德特人同样拥有作为关键因素的体积庞大的大脑。

大脑的大小很重要，因为可以用它来推断个体所生活的社会群体的规模。一项关于现存的非人类灵长目动物的群体和大脑体积的研究表明，大脑体积与社会群体大小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统计关系：大脑越大，个体所生活的社会群体就越大。例如，黑猩猩的大脑体积为367立方厘米，单独个体典型的社交网络包含其他57个个体。猕猴的大脑更小，体积为63立方厘米，社交网络同伴有40个。存在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记忆和维持社会关系是一种挑战，并受到一种认知负荷的限制。大脑体积与群体规模之间的这种关系导致人们将大脑描述为社交大脑，并提出了以下假设：在人类进化中，大脑的增大是由我们的社交生活驱动的。解释这一过程的选择压，最初就是说明生活在较大群体中有利于抵抗捕食者这个优势。

如果大脑体积与群体关系图上的连线也包括人类大脑的体积，我们会发现拥有我们一般大小大脑体积的灵长目动物，其所在群体预测的同伴人数约为150人。这就是著名的“邓巴数”，因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而得名。他和生物人类学家莱斯利·艾洛（Leslie Aiello）一起最先研究了前述关系。社交大脑假说涉及社会复杂性，与更多人交往的能力，以及对人的历史、动机和互动时的反应方式等相关信息的保存。基于灵长目动物图的“邓巴数”最早被提出时，还没有出现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媒体。网络社交媒体的出现证实了邓巴的预言。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脸书账号的平均好友数量是130人，该数字是根据14.4亿个活跃用户的数据集计算得出。无论是脸书好友还是更新世的个人网络成员，决定因素是互动的频率和强度。从最初面对面的，到越来越多地通过信物和纪念品，再到解决异地联系的技术（例如信件、电话和现在的互联网），我们找到了扩展社交生活的方式，超越了有形存在。这项技能是我们成为全球物种的重要组成因素。它让我们能够越过大洋，深入寒冷的内陆地区，这些地方的人口密度很低并且罕有社会交往。

不过，无论人们居住的环境或物质文化与技术如何，“邓巴数”仍然是基本的社会构成要素。而物质文化与技术可以是手持的石制工具，也可以是当前硅革命时代的触屏界面。我们频繁与之正式互动的人数会保持稳定。“邓巴数”支撑着社会，其规模从猎人和采集者的数百人到工业世界的数十亿人。在社交障碍开始之前，我们可以通过承受个人信息的认知负荷来做出最好的解释。因此，从认知上说，不管我们认为自己有多高的理解能力，我们仍然是一个与自己的更新世直系祖先非常相似的物种。

冰河时代与人类

人类的进化是伴随着周期性过程，其间穿插着火山爆发之类的事件，在行星、海洋、大陆和地区的地理尺度上进行的。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人类所适应的当地生态模式，并通过食物资源的分布和稳定性，施加强大的选择压。

◎流动与最初的社会网络

当下的我们可以从狩猎和采集经济为主的流动社会的应对中观察到上述选择压的结果。季节性的资源丰匮、旱涝交替、寒暑相易，迫切要求上述社会发展出文化上的应对措施以避免陷入饥馑。这其中就包括了获取食物并高效储存的各种技术。由此，一年中各时段都能保证食物充足。鉴于当地生态环境各异，解决之道必然不尽相同。

在降低饥饿风险和应对本地选择压方面，有两种策略至关重要，即流动与共享。流动使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上适应变化的食物资源。低纬度和高纬度社会的流动程度有所差异。在赤道地区，人们的饮食中大部分是植物性食物，因此人们经常迁徙，营地的使用时间也很短。水源的不确定、食物的难于储藏以及营地周围资源的快速消耗，都促进了沿着既有路线进行的流动。反之，在高纬度的北极地区，猎人并不频繁迁徙，他们会永久或半永久地留在某些地方。与赤道上的同类相比，他们在这些村庄间移动的距离更远。他们有更复杂的技术来捕捉敏捷灵巧的海洋哺乳动物、迁徙的驯鹿以及鲑鱼，然后经过烟熏和干燥，保存在仓库、地窖和石砌的贮藏室里。

无论哪种环境，流动都是生存和成功的关键策略。因此，觅食者的生活场景最好描述为道路与游猎区，而非停留于固定地区。当农业在全新世期间应用于中低纬度地区时，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流动的减少，这显然会影响人口的数量。北极地区猎人的定居生活方式并没有带来人口增长，这不同于那些已经从事农业的人（见第三章）。

人类使用的第二种策略是构建社交网络。他们寻找食物和资源的路线，同时也是贸易、音乐和婚姻传播的网络，它超越了原有的血缘亲属关系，在空间和时间上拓展了个人的接触范围。跨区域的交流和亲属关系网络被描述为“亲密关系”（kinshipping），即我们人类建立社交关系的能力不基于血缘关系，我们称呼的“阿姨”并不是真正的阿姨，孩子也是大家的“儿子”。例如，在南部非洲的卡拉哈里（Kalahari），通过亲属关系和联盟，个人与配偶成了一个交换原料、手工产品和信息的跨区域网络的一部分。社会关系的建立发挥了保障制度的功用。假如当地的某些地区遭遇旱灾，关系网的成员身份可使灾民不受阻碍地前往能够获得帮助的地区。澳大利亚各地都能找到类似的网络，直到18世纪，那里都是狩猎和采集者的宝地。在那里，人们的身份因地而异，涉及出生地、信仰所在地、更远的旅行、狩猎和采集的地域，以及与血缘异同者相遇的地点。虚拟的亲密关系让我们在社会和地理空间中自由移动，展现我们物种好客的一面。当然，我们也会因此吃闭门羹。

◎地球轨道变动带来的变化

通过人们对当地生态的反应，我们得以更深入地了解现今的狩猎和采集社会。不过，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他们和我们远古祖先所处环境之间的巨大差异：现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的温暖的间冰期，而且变暖趋势日益加剧。因此，我们现在要把注意力转回到250万年至1.1万年前的更新世冰河时代。

人们早就知道，地球轨道、自转和地轴倾斜度的变化（分别称为偏心率、岁差和转轴倾角）会影响气候。利用天文数据，确定这些环行轨道周期的时长就成为可能，其中偏心率周期是10万年，转轴倾角周期是4.1万年，岁差周期是2.3万年。这些周期解释了气候变化的规律，并在广义上导致了更新世的温暖期和寒冷期。不过，为天文学家们所说的多变气候找到证据是很困难的，相关突破来自深海钻探计划。通过研究从岩芯中回收的小型海洋生物，我们可以获得它们微小外壳中氧同位素变化的连续记录。发现表明，海洋面积大小的变化（温暖时期大，寒冷时期小）会反映在这些微小海洋生物骨骼中两种氧同位素16O和18O的比例上。一项早期的发现认为，过去的80万年不像地质学家曾声称的那样经历了四次完整的“间冰期—冰期”循环，而是经历了八次。此外，与百万年前极地冰盖最初形成时相比，这些周期变化更加猛烈，成为地球变得愈加寒冷干燥的长期趋势的组成部分。偏心率（地球椭圆轨道每隔10万年的变化）目前主导着气候机制。80万年前，偏心率变化周期更短一些，极端转轴倾角周期持续时间也不到4.1万年。

▲ 冰河期是随着与太阳距离的改变以及太阳光线照射地球的角度的改变而产生的。

◎海洋温度与大陆架

冰盖的增长意味着海洋的缩减。后者提供的水分形成了覆盖加拿大、斯堪的纳维亚和北欧地区厚达3000米的劳伦泰德冰盖（Laurentide ice sheet）。在其他诸如西伯利亚北部和阿拉斯加地区，尽管非常寒冷，却不曾有足够的水分来形成冰盖。

冰盖的扩张也有好处。在冰期的鼎盛阶段，世界海平面下降幅度达130米，使大陆架暴露出来，也把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连接起来，形成了白令古大陆（paleocontinent of Beringia）。这些大陆架以前都是大块陆地。在白令陆桥地区，陆地增加了160万平方千米；欧洲芒什大陆架（European Manche shelf）则在冰盖以南增加了50万平方千米。然而，由于靠近冰盖而导致的极度寒冷和强风，使这些土地并非富饶多产或有吸引力。更引人注意的是非洲南端温带地区附近的一小片大陆架。但是，不论哪一个冰河期，获利最多的都是东南亚地区，当海平面到达最低点时，大陆架露出形成巽他古大陆（paleocontinent of Sunda）。与这片新大陆相隔一小片海的，则是萨胡尔古大陆（paleocontinent of Sahul），它包括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

正如表1.5所示，陆地面积的扩大是十分显著的。冰盖削减海洋面积使陆地露出，上述两块古大陆合起来所占面积大约是露出陆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这种露出发生的位置。赤道穿过巽他古大陆和北部萨胡尔古大陆，这些古大陆大部分地区位于热带区域内。因此，它们位于太阳光照最强的区域，此时热带雨林正在减少，热带草原栖息地正在扩大。后者对人类是有利的，因为那里易于获得生存所需的动植物资源。

巽他古大陆的“发财机遇”（bonanza）——一旦实现了跨洋的萨胡尔古大陆也是一样——在于更新世期间海平面的下降是常态，而非特例。假如我们考察一下最近一次“间冰期—冰期”周期（13万年至1.1万年前）的海平面曲线，我们会发现间冰期期间与现今海平面高度相当的时期只占大约8%。同样，最低海平面状态也只占了周期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地区海平面高度比现在的水平低20—100米，正如表1.5所示，这造就了世界上最具生产力的生态区里主要的新增陆地。

表1.5 海平面不同下降幅度对陆地面积的影响（特别是巽他古大陆和萨胡尔古大陆）

◎大陆和地区：地质构造和沙漠

冰和海洋赋予了人类进化的节奏。地质构造运动形成的大陆、火山爆发和主要沙漠栖息地的变化都与巽他大陆架（Sunda Shelf）的露出一样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影响。

在过去30万年里，地质构造运动对陆地形态和造山运动影响甚大。旧世界有一条绵延超过1.1万千米的地质构造脊柱。它从沿着南北大裂谷（south-north Rift Valley）延伸的“非洲之墙”（Wall of Africa）开始，向东穿过亚洲壁垒（Ramparts of Asia）。该地带东部的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上升速率估计每年达到5毫米，在过去20万年间造就了大量的地质隆起。东非和南亚的此类造山运动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形成的雨带以及高原对季风模式的影响。地质构造运动也使进化方式面貌迥异，丰富了生态多样性，还可能造成种群隔离，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新物种进化过程中的分化与成形。

当前生物多样性热点的位置反映了地质构造运动的影响。任何一个地方的“热度”都是根据当地特有的植物和动物的物种数量来衡量的。我们在绘制这些热点时，能清楚地看到这些“物种工厂”（species factories）多位于热带地区附近，那里的太阳光照最多，初级生产力（以新植物生长量来衡量）最高。譬如东非和东南亚，那里的地质构造运动和火山活动很活跃，导致了栖息地以及生活其中的种群的隔离。主要的热点还分布在中纬度地质构造运动活跃的地区，特别是土耳其和高加索。

▲ 1.2 生物多样性热点（注：生物多样性热点也是人类进化的重要中心。T1和T2是旧世界早期人类最早居住的两个地区。）

最后纳入考量的主要的大陆栖息地是旧世界的沙漠。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沙漠带是深度历史中人们迁徙的障碍，它从撒哈拉沙漠一直延伸到阿拉伯半岛和巴基斯坦，仿佛是非洲这个瓶子里的巨大软木塞。现在我们对此有了更深的认识。有四位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借助卫星图像进行了野外考察，揭示出以前存在的巨型湖泊、河流和广阔的内陆水系。当时的沙漠地区经历了干湿交替的周期循环，并不是扩散和交流的障碍。绿意盎然的阿拉伯和撒哈拉定期出现，在这期间水分丰沛。在更新世，撒哈拉以南的乍得巨湖（Lake Megachad）面积从36.1万到83.7万平方千米不等（北美的苏必利尔湖面积为8.2万平方千米，中亚的里海面积为37.1万平方千米）。撒哈拉以北的费赞巨湖（Lake Megafezzan）要小一些，但面积仍达到13万平方千米。对绿色阿拉伯时期古湖泊岸线的科学测定表明，上一个间冰期中，潮湿时段在13万年至12万年前占据很长时间，在8万年前也短暂出现过，这些时段里海平面也相应处于高位。因此，在阿拉伯和撒哈拉的绿色年代，旧世界东部以热带雨林为主的巽他古大陆面积最小。在各大洲，人类所需陆地食物资源分布的差异引发了吸引力条件在强弱之间的定期波动。

栖息地的变化也在地区的尺度上体现。上文提及的生物多样性热点，正是本地物种特有分布比率较高的地区。另一片从法国西南部到阿拉斯加横跨北半球的大区域是猛犸象大草原，它以适应冰河时期寒冷天气的典型物种长毛猛犸象命名。猛犸象大草原在海洋性和大陆性气候条件下都是一个高产的畜牧环境，大量的兽群如驯鹿、马、野牛和长毛犀牛，以及狮子、鬣狗和狼三种食肉动物都表明了这一点。这里动物种群的生产力只有处于非洲低纬度地区的热带稀树草原才能超越，那里有更多的羚羊和马科动物，以及大象、长颈鹿、犀牛、河马和水牛等大型动物。在印度北部和中国的温带地区也发现了多产的动物栖息地。在人类到来之前，美洲大陆存在各种各样如今已灭绝的动物，包括乳齿象和某些大型的树懒、熊和犰狳。同时期萨胡尔古大陆的有袋类动物也极其多样，包括巨型袋鼠和犀牛般大小的双门齿兽（Diprotodon）。相比之下，西南亚热带雨林的植物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其中也生活着体型较小的森林动物，但没有形成大规模种群。在其他地区，森林和草原之间的周期性变化不仅伴随着植物分布的变化，也伴随着动物分布的变化。同样的模式在欧洲大陆的分界线上也能见到，只是规模小一些。南面是一个避难区，而北面和东面区域依次扩张和收缩，其中的植物和动物适应着寒冷或温暖的气候。

植物和动物的这种区域性变化在意料之中，同时也是深度历史的一部分。区域边界通常很难划定，因为随着气候变化，生活在那里的动植物面临着生存压力，要么随着不断变化的栖息地移动，要么留在原地适应新形成的栖息地。但是在区域范围内，分布模式的持久性是能够观察到的，这显示了区域视角的价值。在东非，湖泊盆地在古人类进化中的重要性备受强调。在澳大利亚，水通常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为了研究人类的适应性，该大陆被划分为与主要流域相对应的区域。当语言的文化模式和物质文化在某地区重合时，人们在该区域内的互动似乎比在区域外更频繁。流域分区的方法也在欧洲得到应用，用来解释关于九个不同地区定居规模和频率的考古证据的差异。该应用中，流域还加上了纬度、经度和地形这些常数，无论太阳能在哪里转化为资源，无论所处环境是间冰期还是冰期，它们都是恒定的，并且适用于世界范围。

◎推拉因素和“物种工厂”

接下来是用来理解20万年以来人类进化的环境框架。我们看到了智人离开非洲时所遵循的祖先遗留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被认为是非洲和东南亚两个热带地区之间的推拉机制，这两个地区是生物多样性地图上主要的“物种工厂”。其他高度多样化的地区，如马达加斯加和南非沿海地区，其产品不是为了向外扩散。相反，它们为本地市场生产物种而不是出口，因此本地物种特有分布比率很高。但是在非洲和亚洲的热带地区，新种群的传播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巽他古大陆同高加索和阿尔泰的北部中心地带之间的动物交换，与大陆规模增加的周期相适应，它的栖息地从热带森林变为热带草原；在潮湿的时段，撒哈拉-阿拉伯沙漠带反向将种群从非洲大草原吸引到南方，然后在干旱的时段又将它们逐往北方。这是古人类种群扩散的基本动力源，其精确的作用机制尚在研究中。沙漠、大陆架、雨林、热带草原和地质构造运动的推拉因素还不像它们所依赖的偏心率、岁差和转轴倾角的连锁循环那样已被很好地理解。

▲ 1.3 新动物物种反复进化的“工厂”［注：东非和东南亚两个赤道地区（已圈出）突出表现为“工厂”，包括人类在内的新的动物物种在这里反复进化。这些地区也是人口快速增长的地区，环境的变化推动了这两个高产地区之间人和动物的频繁流动。这种钟摆效应形成了人类进化背后的地理引擎之一。］

澳大利亚展示了微型的效用模型。有人认为，这种推拉形式在大陆尺度上运作，人口增长从内陆的干旱地区走向沿海较为潮湿的地区。这些沿海地区的人口密度要高得多，正是因为可利用的资源对人口产生了吸引力，促使其跨越内部流域的边界而来。潮湿丰裕的沿海地区较高的疾病发病率促成了一种机制，使模型得以完善，这种机制平衡了人口与资源，使来自内地的移民活动得以继续。

这是全球范围内人类历史的发展模式。无论经济基础是狩猎和采集植物，还是放牧和种植作物，人口增长最快的中心一直是温暖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赤道附近也存在疾病带，北纬46度以北地区紫外线不足会带来环境健康问题。但对于尼安德特人，或居住在北纬51度西伯利亚地区具有独特遗传特征的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来说，后者似乎不是问题。

◎全能的人类

古人类和人类是如何应对这些气候变化的？他们可能无法适应未来或一个地球轨道周期的跨度，也无法预料海平面会下降。人们很容易认为，智人与我们祖先的区别，在于我们作为生态“通才”有能力应对大量环境挑战和机遇，利用技术找到关于季节性资源短缺、抵御寒冷和跨越海洋的解决方案。显而易见的推论是，被智人取代的更早的古人类都是“专才”，适应了像猛犸象大草原那样的特殊环境。当面临从间冰期到冰期的环境变化时，这些专才要么继续寻找环境相同的地区，要么在当地灭绝。然而，通才和专才之间的区分忽略了古人类具备的灵巧技能和流动性，而这才是他们关键的生存策略。

除了“专才”和“通才”，还有具备第三类特征的种群，即全能的古人类。他们在环境变化的选择压下进化出标志性的全能性。由此，他们没有去适应过去200万年里日益寒冷和干燥的气候。如果他们适应了，那么我们很可能会看到环境塑造的专才或通才。我们认为环境的不一致性，而不是更加干燥寒冷的气候趋势，在更新世期间施加了最大的选择力，并导致了在本地范围内对古人类产生的影响的多变性。譬如能提供生存所需食物的小块土地，它随着季节和时间发生变化。通过检查从深海岩芯中获得的更新世温度曲线，我们对全能的古人类可能的环境选择进行了推测。这条曲线是目前我们唯一有连续记录的环境变量，覆盖了人类进化的时间范围。研究结果很明确：当温度反复无常（当然环境也因此频繁变化）时，全能者在模拟实验中打败了“专才”和“通才”。

古人类成为像加拉帕戈斯（Galápagos）的雀类和吃地衣的驯鹿这样的生态“专才”，或是像杂食的熊和猪这样的饮食“通才”，同解剖学和生物学要素无关。但是为什么只有全能的古人类，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物种，而不是其他古人类？我将在最后一节研究这个问题。

◎散居全球

我已经谈过定义人类的三条路径——解剖学、基因和人工制品（还可参见第二章），现在是时候转向第四条路径，从地理学方面提供一幅农业产生前10万年的全球散居的图景。为此，我要提到所谓五个人类地球（Terrae）中的两个，描述其发展过程。人类地球形容的是地球在特定时间被人类的祖先群体占据的情况。我首先关注距今20万年到1.1万年的时段，涉及2号地球（180万年至5万年前）和随后的3号地球（5万年至4000年前）。

在地理方面，引发我关注的是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我们成为全球物种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旧世界的一部分形成了环境封闭区，古人类在常规基础上散居其间。这是古人类主导的2号地球。它的南面以大洋为界，北面大约以北纬55度为界，拥有受极端的大陆季节性气候影响的北方森林、寒冷的草原和苔原，所处环境的生态生产力普遍较低。流动人口在这片土地上走向繁荣。但是，维持社会联系并发展复杂技术要付出很高的成本。资源丰富的北部地区往往位于河流和沿海地区。在2号地球，鱼类和海洋资源很少被利用，在非洲南部以外的地方从来没有被大量利用过。

人类在这个有限地理范围内的活动是由前文已经描述过的环境动力驱动的，受撒哈拉-阿拉伯沙漠带的干湿交替和热带的巽他古大陆海平面高低起伏影响，该动力在大陆范围内发挥作用。这种大格局在较小的区域范围内会受到持续的地质构造变化的影响。但是在2号地球的旧世界范围内，地理区域为最早广泛分布的古人类（直立人，Homo erectus）所占据，他们在接下来的200万年间繁荣增长。这是我们种群最早的代表（智人）没能突破的范围。

我们对第二阶段3号地球的人类地理更为熟知，因为它包括萨胡尔古大陆、俄罗斯北部未受冰川影响的北极地区、白令古大陆以及美洲的各类栖息地。在最后一个冰河期（7.1万年至1.1万年前），指数级的扩散开始了。它是由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的流动人口完成的。冰河时期的人类除了狗之外，没有其他家畜。扩散需要技术进步，包括船只、防寒衣物、房屋以及新技术——譬如储存食物和去除高产植物所含毒素的能力。但最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需要一个新的社会框架，从而允许人们跨越地区，不在原地停留。3号地球的定居者没有到达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他们的定居依赖被驯化的作物和动物，以将人类的栖息地转移到遥远的大洋洲。全球散居的历史发生在全新世晚期的4号地球。定居者不是去适应环境，而是利用环境。

对比2号地球的古人类世界和3号地球的人类世界，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总结为在熟悉的封闭区域内外的生活。离开非洲并不意味着人类已经出现并将很快取代居住在非洲大陆以外的古人类。相反，那些“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和他们的预期对手“基因意义上的现代人”，都是2号地球上普通的居民和旅行者。最近在中国福岩洞发现的现代牙齿同以色列斯库尔（Skhūl）和卡夫泽（Qafzeh）洞穴挖掘出的AMH的古老头骨，其年代已经通过科学方法被确定为13.5万年至8万年前。这些发现说明了传统扩散模式是从一个大陆物种工厂到另一个，从非洲到巽他古大陆，又从巽他古大陆回到非洲，但总是停留在2号地球框定的范围内，这个范围已经存在了差不多200万年。

▲ 1.4 人类在全球的扩散（注：这幅图对比了2号地球和3号地球两个重要阶段中人类定居地球的程度。）

◎是什么让全球扩散成为可能？

前面提到的船只和御寒衣物当然有助于全球扩散，但它们的短缺并不是长久以来限制地理扩散的唯一因素。技术进步不受脑力和灵感的约束，他们需要一个可以想象新事物的社会环境。在石器时代没有必要发推特，就像生活在硅时代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石质箭镞一样。

激发这些创新以及那些被视为象征性想象标志（艺术、装饰和第二章会谈到的葬礼仪式）的社会背景，涉及四种文化元素：

1. 一个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这种关系跨越几代人，遵循权利（如婚姻伴侣）和义务（如好客）。这些关系没有基因上的禁忌，允许个人通过建立亲缘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他们的社会影响。

2.不同时期所需材料和物品的积累和消耗。这涉及食物和原材料的储存，还包括收集和囤积贵重物品。

3.利用这些资源来建设由男性控制的社会。以前，是女性和当地生态系统中的最佳资源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两性之间的合作方式。男性现在合作保护这些资源，并通过亲缘关系控制经他们许可的交换链。

4. 家庭经济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些资源的利用，并为全球定居者提供了机会，将生活场景（环境生态位）随着他们一并迁移。农民的迁移和园艺种植者在太平洋的定居就是两个实例。

◎识别定居者

无论是AMH还是GMH，都没有特有且广为使用的新的人工制品来反映其迁移活动。然而，考古学家习惯于用清晰的证据来确定流动的人群。最明显的例子是从近东进入欧洲的农民，他们带去了新石器时代的一众事物，包括长屋、罐子、石磨、锋利的斧头、绵羊、小麦和大麦。这一波扩散的浪潮把当地的猎人挤到一旁，并在几千年内将其淘汰。类似的一波全新的文化层面的浪潮来自农业的传播和拉皮塔（Lapita）文化的扩散，前者5000年前进入非洲，以作物、牲畜、特色陶罐、冶金学、班图语为标志；后者在3500年前开始向遥远的太平洋进发，以装饰繁多的陶罐、复杂的葬礼仪式以及各种驯化过的作物和动物为标志。

但是，如果运用3号地球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视野来观察深度历史，画面就会被扭曲。在更早的2号地球范围内，没有什么相应的标志能反映人类在大陆之间的多次迁移活动。20万年至5万年前，石器制造技术在这个世界的各个栖息地都非常相似，通常是从精心准备的石坯上敲出薄片状的石板，然后修整成一套尖头、刮刀、小刀、槽口和刻刀。镶嵌技术已经存在或成熟，这是一个将人工制品（通常是骨头、金属或石头）连接到手柄或皮带的过程，并由此生产出木材、石头、筋腱和黏合剂制成的复合人工制品，这是自然界所没有的。实际情况就是2号地球大部分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技术都是相同的。那么，追踪AMH和GMH迁移活动的特有的文化标志物集合在哪里呢？

我们在3号地球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洲发现了这样一个集合，包含艺术、装饰品、新的石器制造技术和当时的头骨。这个考古集合将两个希望连在一起：找到“现代人”的文化标签和人类迁移活动的文化标志。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坯是由备好的芯材打制而成的又长又薄的石片，被修整成用于镶嵌的轻质部件，并辅以由贝壳、象牙、骨头和石头制成的艺术品和装饰品。欧洲本地的尼安德特人被外来者取代，成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迁移模式导致的早期出局者。

但是3号地球的欧洲不能代表2号地球的世界。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不同的种群从东非和巽他古大陆的“物种工厂”来到这里。初步的遗传证据表明有许多次迁徙活动。利用公认的并不准确的分子钟来确定它们的年代是一个挑战。从考古学角度看，它们踪迹难觅。

◎2号地球的非洲（20万年至5万年前）

根据目前的证据，定义人类的三条途径（解剖学、人工制品和基因）在非洲汇聚到一起。埃塞俄比亚的赫托和肯尼亚的奥莫发现的最早的AMH具备了表1.2所描述的特点。人工制品的证据显示了贝壳装饰、骨器制作技术、胶黏镶嵌、颜料使用和独特的发射物等方面的全面革新。此外，在同一个地点还发现许多非洲人的文化技艺。尤其在南非沿海、克拉西斯河口（Klasies River Mouth）、尖峰地区（Pinnacle Point）的大型洞穴以及布隆伯斯洞穴（Blombos Cave）里发现了历史悠久的遗存，在这些地方都能追踪到上述革新的痕迹。好望角地区的革新特别丰富，北非的洞穴也是如此。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摩洛哥的塔福拉特（Taforalt）的鸽子洞（Grotte des Pigeons）里发现了贝壳制成的珠子。更惊人的是，在相隔8400千米的布隆伯斯洞穴里，同样的纳斯鲁厄斯·克劳斯海贝（Nassarius kraussianus）被用来制成珠子，然后被串成项链。

这两个洞穴里的发现，用科学技术测定的年代至少追溯到8.2万年前。将这些发现同来自数个南非洞穴的经过切割雕刻的赭石碎片放在一起考察，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人认为非洲出现了第一件非实用的、具有象征性的艺术品（参见第二章）。

就解剖学和物质文化而言，2号地球时代的非洲是一个创新的大陆。这是一块庞大而多样的大陆。毫无疑问，非洲内部与外部的人口流动同样持续不断且复杂。中国南部和西南亚其他地方出现的AMH遗存，在箭镞、贝壳制品或颜料的使用上没有同样的创新。埋葬行为大部分发生在以色列斯库尔和卡夫泽地区。这种有意的埋葬行为在过去为尼安德特人占据的北方地区相对常见。

第三条证据是基因。分别基于现代Y染色体和线粒体脱氧核糖核酸数据的男性和女性谱系地理（phylogeographies），在非洲人之间比在其他任何现存群体中都更加多样化。基于分子钟和突变率的年代测定存在统计上的不确定性。然而，有迹象表明，今天所有线粒体谱系的起源都是来自生活在19.2万年前的一位女性。这些谱系被细分为称为单倍群（haplogroups）的分支，正是它们构成了谱系生物地理学重建人类起源的数据。源自线粒体夏娃，四个单倍群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化，其中最后一个L3单倍群据分子钟估计出现在7.2万年前。因此，当具有现代长相的人出现以及物质文化发生创新时，GMH似乎已经在非洲四处迁移了。考虑到人类有杂交的倾向（如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不把20万年前这个时间点之后的所有非洲人都看作智人，也就是后来的“现代人”，似乎是有悖常理的。

▲ 1.5 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的基因谱系［注：彼得·福斯特关于2万年前大陆冰河时期（雪花符号）的人口移动的基因地图。图中字母是称为单倍型（haplotypes）的基因簇。非洲的L单倍型是最古老的，而美洲的A—D是最近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梅多克罗夫特岩棚（Meadowcroft Rockshelter）是北美最早的考古遗址之一，这为基因重建提供了可信度。］

但是他们的家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什么方位？对L3单倍群的数据进行建模表明，人口增长发生在8.6万年至6.1万年前。东非正是这种情况。这一地区同样是生物多样性的热点，也是人类基因最多样化的地区，因此东非符合条件。

L3单倍群的意义在于，它是唯一一个在非洲内部和外部的现代种群中都有发现的单倍群。最大的问题是它什么时候搬到了2号地球的其他地方。有人提出，7.1万年前苏门答腊岛上多巴（Toba）火山的大规模爆发导致了一个火山冬季，毁灭了亚洲的区域种群，促进了人们离开非洲。但是这种影响被夸大了，火山灰下落确实可能具有毁灭性，但在其他地方，人口流动和较少的人口数量使快速适应新环境成为可能。例如，多巴火山大爆发并没有使另一种大型灵长目动物猩猩灭绝。

◎3号地球：抵达萨胡尔古大陆（5万年前）

解剖学、基因和文化创新要素在大陆的汇合，是非洲被视为起源之地的原因。而萨胡尔古大陆（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则是被定义为全球物种的人类的扩张目标，这一旅程的开启，使他们成为今天孤独的种群，是仅存的还保有原始基因的一支。6万年至5万年前人类到达澳大利亚，标志着2号地球和3号地球之间的过渡，同时也是深度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当人们告别2号地球抵达这一地区时，新的单倍群被建立起来，许多表型变异如肤色、头发、身高和面部结构的遗传基础被奠定，这些变异在地区人群中仍然可见。

关于从起源地东进到目的地的路线一直争论不休。古遗传学家斯蒂芬·奥本海默（Stephen Oppenheimer）描述了一条从阿拉伯和印度到东南亚的沿海路线，这是一条巨大的扩散弧线，沿途丰富的海洋资源促进了人口增长，并推动了扩散。同样，北部陆路可以将流动人口带到土耳其到伊朗一线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并从那里到达2号地球的其他地区以及北纬55度的环境边界之外。两条路线都没有任何考古证据的支持，考古遗传学的时间数据也不可靠。这就是萨胡尔古大陆的最初定居问题如此重要的原因。应该存在一条至少70千米长的水上通道，最有可能的方向是从苏拉威西（Sulawesi）到巴布亚西部（West Papua）的多贝拉伊半岛（Bird’s Head Peninsula）。通过放射性碳测定，萨胡尔古大陆年代最早的考古证据来自伊万涅山谷（Ivane Valley），它位于东部的新几内亚高地，海拔超过2000米。在那里发现的石斧和露兜树果壳（Pandanus nutshell）的年代在4.9万年至4.4万年前。4万年至3.5万年前，萨胡尔古大陆的主要栖息地就已经有人定居，这些地区包括新几内亚的高地和干旱内陆、塔斯马尼亚西南部的冰川地带和北部沿海地区的稀树草原、大洋洲附近俾斯麦群岛（Bismarck Archipelago）和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的大型岛屿，这些地点都要跨过海洋。由于萨胡尔古大陆有明确的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谱系，我们就有可能对扩散速度做出估算。从多贝拉伊半岛到塔斯马尼亚岛西南部距离7500千米，放射性碳测定其年代跨度为5000年，速度相当于1.5千米/年。这一速度的实现有赖于使用薄片而不是石刀的石器镶嵌制作技术，以及渔民—采集者—猎人的流动生活方式。

◎3号地球：西伯利亚与美洲的互动

北纬55度以北的定居点所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极端的寒冷，还有人类定居点的退化。这些定居点特别强调商品以及亲属关系这样的习俗，它们将人们连接到一个稀疏的区域网络。假如人口密度低且食物储备缺乏，我们就很难了解人们如何通过可预测的交往和聚集来发挥社会单元的功能。

定居在未受冰川影响的北极地区并走过白令陆桥的人群来自哪里尚不确定，但两个候选地是阿尔泰和贝加尔湖地区，其考古地点可追溯到5万年到4万年前。其中最早的一处北极定居点——亚纳犀牛角遗址（Yana Rhinoceros Horn Site），在西伯利亚北部北纬71度的地区被发现，其年代可追溯到3万年前。在北极圈西伯利亚中部相似纬度地区发现了一只被猎杀的猛犸象，其年代可追溯到4.5万年前，它为亚纳的证据提供了有力支持。亚纳遗址位于白令陆桥以西3000千米。那片地区有明确考古纪年的最古老的遗址位于阿拉斯加的天鹅地（Swan Point），距今1.4万年。一项对放射性碳年代测定的研究建立了一个“快—慢—快”的速度模型，用以描述人类从阿尔泰到阿拉斯加这接近7000千米的扩散历程。伴随着这一定居趋势的人工制品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特的单一的体系。

当人类在北美穿越冰雪去寻找太阳时，文化多样性也显露出来。他们选择的路线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若冰雪融化了，他们可能由陆路而来，或者驾船沿着西海岸南下，或者两者兼有。多年来，克洛维斯（Clovis）文化中华丽的石制投掷矛尖被视为这些第一批定居者的标志，它们在各大洲以不同形式出现。放射性碳测定的第一波扩散年代表明，定居者们移动得非常快，以14—23千米每年的速度占据新领地。以这种速度，他们在进入无冰的北美地区后用了大约1000年到达南美洲的南端。然而，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克洛维斯的矛尖并不代表第一批美洲定居者。对放射性碳年代的法医研究揭示，克洛维斯文化只延续了200年，从13130年至12930年前。这就使关于定居速度的估计不大可信。另一种可能是，在克洛维斯文化出现之前，这些独特的石制矛尖可能已经迅速传播到广阔区域，要么作为一种理念，要么作为交换和展示的对象，并且这是在没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实现的。来自智利的蒙特维德（Monte Verde）、宾夕法尼亚的梅多克罗夫特岩棚和得克萨斯的德布拉·L. 弗里德金（Debra L. Friedkin）遗址这些年代更早的遗存的证据支持了这一论点。这三个地方都能可信地追溯到至少1.5万年前，甚至可能更早。来自这些广泛分布的地方的人工制品没有任何类似克洛维斯特征的人工制品，它们在许多方面彼此不同。它们也不像克洛维斯那样与巨型动物有关。有人认为正是这些动物资源刺激了急剧的扩张，并导致了美洲动物种群的大规模灭绝。对克洛维斯手工艺品的解读看上去是另一个例证，即对大陆最早定居地的考古调查总期望重复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口分散的模式。

▲ 制作精细的矛尖是美洲移民年表的线索。

◎3号地球：欧洲

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与当时的同类相当，所有种群的个人社交网络规模都达到了“邓巴数”所说的150人。社交网络中其他成员数量的日益增长对任何灵长目动物都造成了接触时长的问题，人类也不例外（见表1.4）。有一个推论是尼安德特人和人类都有语言。讲话处理信息的速度更快，在更大的个人社交网络中进行有效互动由此成为可能。

尼安德特人也精通象征性行为。他们有一些简单的装饰品，如涂有赭色的贝壳和墓葬，但仅存在于洞穴里。他们挑选并穿戴黑色的鸟羽，用鹰爪制作珠宝。他们所表现出的差异在于诸如亲属关系这样的基础社会结构。他们同2号地球紧密相关。尽管他们在其间活动，但没有越过边界。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储存材料和货物的证据，由此表明他们已经与他们的同类，甚至灵长目祖先不同，在当时已经控制了资源。

人类在上个冰河时代的一次短暂缓和期内来到欧洲定居。2.6万年前，当冰川环境完全恢复后，随着芬诺斯坎迪亚冰盖（Fenno-Scandinavian ice sheets）的再次扩张，大陆分水岭以西的大部分地区被放弃了。已经有一个大型放射性碳数据库建立起来，用以研究来自南方长期避难区的种群随后在该地区的人口重构。这一过程开始于1.6万年前一个非常寒冷的阶段，起先规模很小，随后在温暖的间冰期加速。仅在1.29万年至1.17万年前的新仙女木时期（Younger Dryas period），随着环境恢复到接近冰河时期水平，人口数量才有所下降。定居点从欧洲南部向北部扩张，推进了925千米，速度达到了每年0.77千米。向无主土地的迁移有一个明显的考古学标志，即所谓马格德林（Magdalenian）文化。根据对人口密度的人种志估算，我们得出在间冰期末期（Late Glacial lnterstadial）向北方扩张的过程中，西欧避难区的人口从1.7万人增加到6.4万人。

小结

新仙女木时期结束时，3号地球的世界包括除南极洲以外所有的大陆，根据目前最乐观的估计，人口总数为700万人。在接下来的1.1万年里，这个数字上升到了70亿人。然而，尽管数量在增长，创新、技术、经济和社会日益繁杂，但有些方面仍保持不变。得益于亲属关系、社会群体、物质储存和男性之间的合作，这700万人已经到达了全球，随之而来的是控制权的变化和资源的重新组合。他们也达成了全球地位的第四个要求，驯化作物和动物。他们还没有放弃前人的流动策略，即资源与不同规模和停留时间的人口单位相匹配。从认知上说，这些人在他们的个人网络中所能找到的同伴是有限的。凭借这一网络，人类历史上的雄心和想象力得以实现。150人的“邓巴数”被证明是万能的，因为它将本书其余部分描述的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结合在一起。因此，对于第一批被我们认为是自己直系祖先的人是否与他们的过去有很大程度的决裂，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并非革命的产物。我们成为孤独的全球物种是想象力的结果，并得到先进认知技能的支持，这赋予我们神话、后代、祖先、神和历史。这是一个聪慧、多才多艺的直立行走物种的文化梦想，他总是擅长动手，擅长说话，具有社会创造力。这种被社会和文化验证的想象力，预见到超越、冒险以及走出古人类长期生活的2号地球舒适区的益处。依靠想象力建立世界，然后生活其中，正是人类的特征。定居3号地球提供了最清晰的图景，表明我们的祖先何时跨过了门槛，从古人类的历史变成人类的历史。我们总能深刻地吸取过去的教训。正如“邓巴数”和人口对环境的压力所显示的那样，进化原则仍然在构建我们的生活。但是，一旦这些充满想象力的世界有人居住，向着未知海岸的航程与充满开发潜力的实验就将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