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8年出版的小说《主教杀人事件》（The Bishop Murder Case）里，主人公菲洛·万斯（Philo Vance）曾想象有这样一个人：他拥有以无限极速瞬间游历时空的能力，弹指间便可纵览人类历史。他既能在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上看到地球4年前的影像，也能在银河间追溯地球4000年前的光景，还能在时空里择其一点同时见证冰河时代和今天！

本书无法为读者提供上述如此优越的视角，但我们还是意图从整体出发观察世界，突破当局者迷的困境，回顾在整个地球上真正发生的变化，而非一鳞半爪。同时，本书还要把这些变化集中展示出来，有如银河中的观察者在无垠时空中所见的那样。

菲洛·万斯是威拉德·赖特（Willard Wright）以笔名S. S. 范·达因（S. S. Van Dine）所作小说中虚构的侦探，他并无真才实学，科学逻辑也荒诞不经。然而，他关于视角会影响历史呈现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转向虚构视角的技艺可以改变我们看待过去的方式。即便是微小的视角转变也能带来新发现。例如，在描绘静物时，塞尚（Czanne）习惯于在最佳观察位之间切换，试图将各种灵感整合至同一个构图当中。他笔下的一盘苹果的边缘曲线似乎永远无法拼合。他画的瓜果也是怪异鼓胀，因为他想捕捉从不同角度观察水果所见到的形状变化。他的画作整合了诸多元素，每个元素都有其自身的视角。他不停地描绘同一类物体，因为常见常新，每一次回顾都让人对局部的瑕疵感到不悦。

过去就像塞尚的画作或一件球形雕塑，从任何一个单一视角都无法揭示客观现实。客观现实作为所有诚实观察者的共识，除非采用包含所有可能的主观视角，否则它只会在遥不可及、难于捉摸的某处徘徊。每当我们转换观察位，我们就能发现新的一面，然后回头尝试将其整合到画布当中。换言之，克利俄（Clio）是一位在林间被偷窥的浴中女神。每次我们的目光从不同位置来回闪过，我们都会有更多的发现。

我们能从日常经验中体会到多维视角的优势。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曾经唱道：“以己之道观之，以彼之道观之。”为了重现犯罪过程，我们必须综合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视角；为了再现事件的细节，我们需要许多目击者的证言；为了认识整个社会，我们需要了解处于不同权力和财富阶层的人群的所思所想；为了理解文化，我们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环境并倾听周遭的评价；为了抓住核心，我们需要抽丝剥茧。但是过去不易把握：我们需要增添情境才能将其看得更清楚，正如为了让目标更明确，我们在目标的周围画上靶环并为它涂色。

我能想象到的最宏大且最客观的视角来自菲洛·万斯“想象中的侏儒”（hypothetical homunculus），他们用整体眼光认识星球，用全景视野审视完整的过去。全球历史学家的问题是：“位于宇宙瞭望台的星际观察者眼中的历史是怎样一番景象？”我怀疑万斯的侏儒可能会提及如人类这般微不足道、寿命短暂的物种。草、狐狸、原生动物或病毒可能看起来更有趣：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它们都具有一些与人类一样显著的特征，如分布广泛、适应力强、物种延续时间长。但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人类拥有一个鲜明的特征：我们有别于所有其他物种之处在于五花八门的文化体验，这种体验之丰富多样远胜于他者。人类拥有一系列纷繁复杂又差异巨大的行为方式，而其他物种的此类差异则相对较小，尽管其中不少物种在身体构造和基因上与我们非常相似。比起其他任何具有文化特征的动物（即便是最像我们的大猩猩），我们都拥有更多样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社会结构、政治体系、交流表达方式、礼仪以及宗教仪式。此种多样性正是本书的主题。

在过去的60年左右的时间里，研究者已经在许多灵长目动物中确认有文化存在，并声称许多其他物种也是一样。然而，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文化的善变出乎意料。当某种文化物种群体以不一致的方式发生变化时，就会产生分化，但这个过程在人类群体中发生的频率要高得多，转变的范围要大得多，其他动物无法与之相比。人类文化把这一系列不断发生的变化称为“历史”。它们毫无规律地自我转变、发散并混合，现代尤其是最近都在明显加速。它们随时随地都在急剧地变化着。

本书试图通过探寻互相关联的主题、内涵丰富的故事以及串接历史的线索，尽可能多地紧扣住我们多样性的全貌。有人认为，整个历史的宏大叙事内涵丰富，涵盖了进步、天意、日益增强的复杂性、周期性变化、辩证冲突、演化、热力学以及其他不可逆的趋势。然而，银河观察者肯定会注意到微妙的、难以预测的，但更引人入胜的故事。《智人全史》的撰稿人通过五条途径梳理史料。如果你喜欢，可以称其为大叙事，也可以唤作元叙事。但故事情节是客观可信的，并将在书中铺陈展开。

第一个故事有关分散与融合，即生命如何繁衍与相遇。对于分散的问题，我想如果银河观察者用一个词来总结我们的历史，那肯定是“优势”（dominant）。它意味着智人（Homo sapiens），我们这个在考古记录中首次出现的人种，其有限而稳定的文化如何经过扩散和自我转化，发展出令今天的我们彼此感到惊讶的、规模宏大且差异巨大的生活方式，并占据了星球上每一个可居住的角落。我们发源于一个小物种，在东非这个资源有限的环境中以一种统一的方式生活。在这里，所有人的行为方式都相差无几：搜寻相同的食物，通过同一套纲常连接彼此，应用同样的技术，运用相同的沟通方式，研究同一片天空，尽其所能想象同样的神灵，还很可能如其他灵长目动物般服从男权，同时又崇尚女性身体的魔力——这种魔力具有独特的再生能力，并与自然的节奏相协调。正如本书第一部作者展示的那样，随着移民群体适应新的环境并与他人失去联系，他们发展出与众不同的传统，以及独特的行为思考方式、家庭和族群组织方式、世界观、相互交往和适应自然的方式，并崇拜他们独特的神灵。

直到大约12000年前，他们都拥有类似的经济模式：通过狩猎采集来维持生计。但是气候变化引发了不同的策略，有些人选择继续传统的生活方式；另一些人选择放牧或耕种。马丁·琼斯（Martin Jones）在第三章讲述了相关故事。第四章和第七章则阐明正是农业促成了各种文化变革。约翰·布鲁克（John Brooke）撰写的第五章说明，诸如气候突变、地震及微生物的演化等人类无法控制的环境要素，其动态调整有时会维持，有时则会破坏我们所处的生态环境。此外，文化具有自身的动力，部分原因是人类的想象力不可遏制，不断重新描绘世界并激励我们实现愿景；部分原因是每一次改变，尤其是发生在科学、技术和艺术等文化领域的改变，都释放了新的发展潜力，其影响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

然而，仅仅追踪人类的分散是不够的。在大部分故事中，与分散相反的趋势，即我们说的融合，也在同时进行。大卫·诺思拉普（David Northrup）在书中的论述就涉及了这个主题，并且在第四部以后的章节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逐步反映了文化建立或重建联系、沟通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之间越发相似的途径。在融合过程中，随着疆域探索、边界扩张、商业开拓、宗教传播、移民迁徙和战争，彼此隔绝的文化得以相遇。人们在人员、商品甚至武力互动的同时，也交流了思想和技术。

融合与分散不仅兼容而且它们是互补的，因为文化交流引入了新鲜事物，刺激了创新并促进了其他各种变化。在人类大部分的历史中，分散远多于融合，也就是说，尽管彼此相遇并相互学习，但文化却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彼此之间越发不同。隔离令人类中的大多数分开已久。不可逾越的海洋、令人生畏的沙漠和绵延的群山隔绝了可能带来转变的接触。然而，在某一个有争议的时刻，天平开始倾斜，令融合变得更加明显。关于这个时刻的具体时间及确定方式，本书的撰稿人仍然莫衷一是。过去的五百年间，融合之势日渐显著。地理大发现终结了绝大多数人群的孤立状态。全球贸易使每种文化都能触及他人，全球通信体系让这一过程瞬间完成。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占据全球霸权，似乎使从欧洲和北美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传播尊享特权，正如我们现在所说的那样，“全球化”变成了艺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西方化。分散尚未停止，只是被掩盖了。在全球化的架构下，旧的差异依然存在，而新的差异正在诞生，其中有些是宝贵的，有些则是危险的。

随着分散和融合在书中的缠绕和解开，它们又同另一条线索纠缠不休。在第七章里，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称其为“增长”：这种已经引发了各个年龄阶层的迷茫和困惑的加速变化，有时出现徘徊和逆转，但如今已经无法控制地加快了速度。人口、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虽然有时放缓，但永远不会停歇。从定居点、农庄，到不断成长的城市乃至超级都市，人口日益走向集中。从酋长国到民族国家，再到帝国乃至超级大国，人口与复杂的政体同样迅速增长。

从某些方面来看，正如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在第十一章中所展现的那样，所有类型的加速都可以用能量消耗来度量。某种程度上讲，大自然通过全球变暖的方式提供了加速人类活动所需的能量。如今，我们倾向于将全球变暖视为人类肆意挥霍能源，引发温室效应的恶果。但是，地球上的气候首先取决于太阳这颗恒星，它强大且遥远，以致可以无视人类的细小活动。此外，地轴倾斜度和地球运行轨道的不规则性也是影响因素，但这些都非人力所能及。除了书中第三部涉及的气温骤降的短暂“小冰期”，以及其他气温小幅波动的时期（读者将在第一部和第三部读到其事件和影响），差不多有两万年的地球变暖都是非人类活动的自然事件带来的。

同时，人类积极参与的三大变革进一步拓展了我们获取能量的途径。首先，人类从寻觅食物转为生产食物，即从采集到耕种。正如马丁·琼斯的章节所阐明的那样，此种转变并非完全是人类创造力的产物，也不是包括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内的一些考察者所认为的偶然事件，而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漫长过程。这是一种相互调整植物和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建立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失去彼此，人类和其他物种都将无法生存。就人类的力量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农业的出现是一场保守的革命，发起者是那些希望延续其传统食物供给方式，但又不得不寻找新的方法来保证供应的人。其结果是正常进化模式被惊人地中断：为达成人类的目的，经由精巧的分类、移植、培育和杂交，新物种破天荒地通过“非自然选择”的路径横空出世。

第八章和第十章描绘了进化过程的第二场变革：从16世纪开始的远程跨洋航行带来了“生态革命”。因此，在大约1.5亿年的大陆漂移岁月中，于彼此分离且渐行渐远的大陆上分散演化的生物开始发生交换，其原因部分是人类有意识地增加获取各种食物的机会，部分是生物群（如杂草、害虫和微生物）随着人类进行贸易、探索、征服或移民活动搭便车的意外结果。先前从大陆到大陆的分散演化方向转变为一种新的趋同模式。因此在今天，从一个气候区到另一个气候区，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各类生物。

并非所有的结果都对人类有利。因人群突然感染陌生的细菌和病毒，充满疾病的环境急速恶化。然而，人类还算幸运，正如大卫·诺思拉普和大卫·克里斯蒂安分别在第八章和第十一章提到的，微生物世界的其他变化抵消了负面影响。例如，为了应对全球变暖，某些最致命的病毒发生了突变，新宿主不再是人类。同时，人类可食用的食物资源分布的变化以两种重要方式极大地增加了能量供应。首先，可供选择的食物类型极大丰富，有助于人类社会抵御疫病和生态灾难，而此前可供选择的作物和动物种类非常有限。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某些新作物营养价值并不高，对健康具有破坏性影响，并且会让某些人群陷入了过度依赖马铃薯或玉米等单一作物的境地，易引发饥荒。其次，更直观的是，世界食物生产的总量受生态革命的影响而出现增长，生态革命使农民和牧场主能够开拓此前未开发的土地（特别是那些旱地、山地和贫瘠土地），并提高现有农田的产量。

新增的动力来源也增加了食物能量的供应，包括畜力、重力、风力、水力、发条和齿轮（很小程度上），以及用于取暖和烹饪的燃料（以木材为主，辅以蜡、动植物脂肪、泥炭、草皮和废草、焦油和煤）。但是直到工业化时期到来，化石燃料和蒸汽动力的使用成倍增加时，世界能源使用方式的变革方才出现。这一革命带来了不确定的影响。伊恩·莫里斯指出人类的“成事”（get things done）能力有了无法估量的提升。但安加娜·辛格（Anjana Singh）同样在书中论及，新具备的能力也被用于破坏性的目的，带来战争屠戮、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近百年来，电力取代了蒸汽动力，新的发电方式已开始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不确定的影响依旧存在。

伴随着分散和变化的加速，本书的第三个主题显现出来，即人与大自然其余部分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断变化着，有时是对人类的回应，或者换用当今流行的术语叫“人为因素”的一种反映，这种影响已经构成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更甚之，这种关系也反映在人类无法控制且仍然基本无法预见的领域，诸如气候、地质活动以及疾病。每个社会都必须调整其行为，以平衡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文明或许可以理解成为满足人类目的而对环境进行改造的过程，例如，改造环境以适应放牧和耕作，然后用新的旨在满足人类需求的人工环境取而代之。伴随着为支撑不断增长的人口和人均消费而加剧的资源掠夺，环境史某种程度上成了另一部有关加速变化的编年史。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直很不稳定，并且变得越来越矛盾。一方面，人类支配着生态系统，掌握了生物圈的大部分资源，并消灭了我们认为具有威胁性或竞争性的物种；另一方面，在无法掌控的自然伟力面前我们依然渺小脆弱，正如我们无法阻止地震，无法影响太阳，也无法预测每一场新的瘟疫。

人为干预环境的经历看上去像是一系列九死一生的故事，每一个都如历险记般传奇，情节丰富，跌宕起伏。农业帮助务农者在气候变化中生存下来。然而，它在家畜间创造了新的疾病，使人类社会陷入依赖特定粮食供应的困境，为组织和发动战争，管理生产、灌溉和仓储的专制政体提供了合理性。工业化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但代价是“炼狱般拥挤的城市”（infernal wens）[1]和“黑暗的撒旦磨坊”（dark satanic mills）[2]中令人生畏的劳动条件。化石燃料释放了巨大的能量，但引发了空气污染和全球变暖。人工合成的杀虫剂和化肥让数百万人免于饥馑，却侵蚀了土壤，破坏了生物多样性。核能使世界免于能源枯竭，同样也威胁着世界安全。医学使数百万人免于身体疾病，但四处蔓延的“生活方式疾病”（通常由**、暴食、吸毒和酗酒导致）和蜂拥而来的精神疾病大肆损害生命。总体而言，全球的健康环境危机四伏。高昂的医疗成本使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无法享受到医学进步的红利。技术使我们免于遭受持续出现的一系列自发性问题的侵扰，但是又创造出危害更强、风险更大、解决成本更高的问题。具有技术依赖性的世界就像一首歌中的老妇人一样，为了抓住一开始吞下的那只苍蝇，她不断吞下捕食前者的更大动物。她的结局“当然是死去了”。当前，我们没有比依靠技术升级更好的策略。

本书第四个主题显然涉及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变革影响的领域：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的局限性。所有有关人性的停滞和多面的故事显然都有着一成不变的背景，善与恶、智慧与愚昧都超越了文化的边界，似乎永远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正如伊恩·莫里斯指出的那样，尽管我们提升了成事的能力，但我们的道德和待人处世仍然陷于自私与敌对。安加娜·辛格也指出了我们增强的能力中有多少被用于破坏：相互攻击、毁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摧毁作为我们共同家园的生物圈。

当然，我们可以指出某些改进。也许本书中最令人欣慰的变化是我们的道德共同体逐渐扩大，几乎涵盖整个人类。这项成就令人惊叹，因为人们通常并不善待自己亲人或同胞之外的人。正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viStrauss）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语言里除了代表群体成员的名词，都没有“人类”一词，称呼外人的词汇往往都带有“野兽”或“恶魔”之类的含义。在外貌、肤色、文化差异、地位高低、能力强弱的表象下，引导人们看清人类共同体的努力是长期而艰巨的。一些关键节点可以在曼努埃尔·卢塞纳·吉拉尔多（Manuel Lucena Giraldo）、安加娜·辛格、保罗·卢卡·贝尔纳迪尼（Paolo Luca Bernardini）和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所写的篇章中见到，但盲点依然存在。一些生物伦理学家仍然认为某些少数人群是有缺陷的或者是没有资格享有人权的，比如腹中的胎儿、安乐死的受害者以及被认为太小而无意识的婴儿。有些人认为我们的道德共同体因排斥非人类的动物而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在实践中，当机会出现或人们意识到必要性时，我们的作为一如既往地充满敌意，譬如压迫和剥削移民难民、迫害少数民族、消灭假想敌、欺压穷人，同时扩大不公正的财富差距、占用公众资源，并且不尊重“人权”。尽管大卫·克里斯蒂安可能会提出反对，但关于终止或至少减少暴力的主张似乎为时过早。对现代化武器破坏性的恐惧减少了大规模战争，但恐怖主义却得以扩张。除了恐怖主义和战争罪行之外，谋杀犯罪有所减少，自杀却多了起来。在世界某些地方，堕胎取代了杀婴。殴打已经不再成为体罚孩子的方式，虐待癖却获得了宽容，甚至得到了某种尊重。总体而言，比起以往，人类没有变得更好或更坏，更愚蠢或更聪明。然而，道德停滞的影响并不是中性的，因为技术的提升增强了邪恶和愚昧的力量。

最后，正如本书想展现的那样，讲述人类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故事可以用到我所说的主动权概念，即某些人类群体影响其他群体的能力。主动权的变化与权力和财富的全球分布大体一致。除了某些例外，更强势、更富裕的群体会影响在这些方面呈劣势的群体。读者在书中会看到，在大约7000年的时段里，我们能够从中见证主动权的转换。它首先集中在亚洲西南部地区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由于某些无法察觉的原因，在基督教时代早期，它开始集中于亚洲东部和南部。直到16—17世纪，在某些方面，可以看出它在缓慢西移，这种西移趋势在19—20世纪得到加速。西方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在中国获得了同等的尊重。在中国人眼中，西方“野蛮人”取得的成就的确有些出人意料。总体上看，18世纪西欧市场的整体化程度似乎比印度要高，工资水平也高于印度和中国。金融机构，尤其是英国的金融机构，为新市场提供资金的能力也更强。但是就生产力总量和贸易平衡而言，中国和印度在19世纪前一直引领世界。目前，西方霸权似乎正在衰落，在这方面，世界正恢复到主动权不集中的状态，文化交流呈现多向性。而中国正重新回归到她的“往常”位置上，成为最有潜力的世界强国。

回溯历史，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这两种西方意识形态在全球占了上风，也可以看作西方霸权的**和总结。作为极权主义的一种，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中期瓦解，它的对手苏联也在20世纪90年代解体。同时，世界上大部分政府放松了管制，释放了市场的力量。但黎明很快走入黑暗，宗教，曾被世俗主义者寄希望于自行消亡，如今却被恐怖分子用来为其行为辩护。这些恐怖分子通常看上去像是精神病患者和被不法分子控制的受害者，但说起话来则像是原教旨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资本主义被证明具有欺骗性。它没有增加财富，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即便在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里，有钱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也在新千年伊始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的情形备受责难，每个亿万富翁都对应着成千垂死的穷人，他们无法获得基本的卫生、居住和医疗条件。日本和西班牙公民的预期寿命几乎是布基纳法索农民的两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监管不足的市场弊端，但没人知道该怎么办。经济萧条仍在继续，加剧了人们对极端主义政治滋生的普遍担忧。

历史是对变化的研究。因此，这本书按时间顺序排列各部分。每一部分开头都有一位环境史专家描述环境情境及其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其他各领域的学者则探讨相关时期的文化议题，通常有一章讲述艺术和思想，一章讲述政治和行为。上溯到约一万年前，关于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史料证据是共生的，因此撰稿人在书中各部分都将其合为一章。在较近的年代，证据已经足够丰富，能让我们看到人们的差异和相似之处，这既包括记录思想和感受的方式，也包括参与政治和社会实践行为的方式。因此，章节数会相应增加。

读者会发现，尽管本书的所有撰稿人都试图同世界拉开距离，以便从整体或尽可能地从整体的角度观察世界；尽管所有人都铭记着分散、加速、环境互动、文化局限性及主动权转换这些主题，但撰稿人之间依然存在张力。各人对于主题的轻重缓急的考量都不尽相同，有时还存在潜在的关于价值观、意识形态原则或者宗教信仰的分歧。即便如此，参与写作的每个人都精诚合作，充满善意，整体工作令人愉悦。此外，在某种程度上，撰稿人之间观点的多样性也呼应了历史的多样性，有助于我们从多种角度看待它。我希望读者们会喜欢这一点。

[1]用以形容19世纪伦敦城中的景象——肮脏、污秽、人口密集、城市拥挤不堪。参见弗朗西斯·谢泼德（Francis Sheppard）《伦敦1808—1870：炼狱般拥挤的城市》（London1808-1870:The Infernal Wen），《伦敦史》（History of London），伯克利及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71年。——编者注（如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均为编者注。）

[2]出自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弥尔顿》（Milton）中的一首短诗《耶路撒冷》（Jerusa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