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需要盈利，这无可厚非。但任何盈利都是有规律的，急不得也躁不得。可是在我国，到处弥漫着一种社会焦虑症。所以你能看到，许多创业者还仅仅只是开始创业，甚至“八”字还没有一“丿”，就梦想着如何赶快收回投资并大发其财，规划着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后如何如何。

这不禁令人想起一则古老的寓言：一只大雁在天上飞，兄弟两人拿起弓箭正准备把它射下来。突然这时候哥哥说，我们把它射下来了后烤着吃吧；弟弟说，还是煮了吃比较好。哥哥坚持说“要烤了吃”，弟弟的脾气也很倔，说“一定要煮了吃”。就在他们争得不可开交时，这只大雁早就不知飞到哪儿去了。

在这里，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这兄弟两人的急功近利。更好笑的是，这种急功近利毫无道理，因为“功”和“利”都还不在你手里，还在天上飞呢。可是，不这样急于求成行吗？也不行，这就失去了创业者的理想和乐趣，变成了为赚钱而赚钱。

正是这种急于求成，害苦了创业者，同时也连累到创业不容易取得成功。为什么中国没有几家百年老店？除了社会更替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种到处弥漫着的急于求成思想在作祟。当然，这不仅仅体现在创业方面，做其他事情也一样，已经成为一种国民劣根性。

2010年，在武汉举行的一场“0元创业行动”大赛中，这种急于求成思想在创业者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而普遍。比赛开始初期，这些年轻人表现出了极高的创业积极性，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到宿舍。可是因为市场开拓受阻，其中一些人就开始退缩了，他们以经济紧张为由，要求主办方提前投资，这理所当然遭到主办方的拒绝。主办方认为，创业必须有长期受苦的打算，如果是等着钱用，或者要靠这些钱来谋生，那就不适合创业。而按照活动规定，这些学生需要经过3至6个月的考核过程，并且必须达到相关要求，才能拿到创业资金的。

不过，实际上很少有选手会等到那一天。所以常常看到，许多选手因为缺乏耐心一再修改创业计划，例如其中有位创业者原来设想用上百万元投资办沼气工程，可是他却说不清沼气的用途；在项目遭到否决之后，又计划投资专门面向农民工的婚姻中介、开办农民工交友会等，可是这样的项目所需资金依然不小。[1]

这种到处弥漫着的急功近利，是创业成功之大敌。当然，这种急功近利不仅仅是大学生创业者独有的，整个社会也是如此。例如，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就认为，在持续多年的房地产暴利和股权投资“n10倍神话”（公司上市往往意味着会有数十倍的回报）的激励下，“政府和企业的进步都不大：企业不争气，政府不像话。”[2]

他举例说，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曾经参与“新非公36条”[3]文件的起草，担任文件起草工作组副组长。2011年6月，该文件已经颁布一年多了，可是一些重要部门依然没有任何动静；不但如此，有些部门政策甚至还与“新非公36条”相违背。一些政府部门宁愿积极主动地支持国有投资，也不愿意让民间投资进入，从行业看主要体现在铁路、能源、金融、市政公共事业等重要领域；来自旧有经济部门的垄断甚至还有强化趋势，这与当初颁布文件时中央政府的态度截然相反。

这种情形很容易使人想到明朝庞大的文官势力集团将皇帝的权威消解得无影无踪、最后还不知道该追究谁的责任的一幕。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娴熟地运用多种方法把中央政策的权威大打折扣，即使最后不了了之，你都不知道该去责罚谁。

这些消解措施各种各样，最常见的是提高行业准入条件、行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整顿行业秩序等。许多标准都是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标杆的，这在客观上就把民营企业排挤在外了，你还找不到辩驳它们的理由。除此以外，直接阻碍政策执行的也不少。例如，“新非公36条”明确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发起和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可是金融机构仍然执行2008年的规定，即发起成立村镇银行必须由商业银行作为控股股东，这就形成了抵触，表现为金融部门的急功近利。

大学生创业者的急功近利与旧有经济部门的急功近利相争，无疑是以卵击石，战争还没开始，就知道胜负结果了。

案例

没有生活压力，就没有赚钱动力

说大学生自主创业是逼出来的，基于这样两种现象：绝大多数创业者是那些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所以他们更想摆脱贫穷；少部分是家庭条件富裕的孩子，他们从小就受家人创业环境的熏陶，也不怎么缺创业资金，所以就权当练手干起来了。但总体看，如果一个人没有生活压力，就会更喜欢安于现状，“不求上进”。

刘统洲1986年出生在河南农村，父母都是农民，既没有家庭背景，也没有经济实力。他的创业就是读大学时为解决生活费难题开始的。

读武昌理工学院时，他每月的生活费只有600多元，每个月的牙膏、牙刷、洗衣粉、洗澡、理发等费用至少要100元，电话费至少要50元，朋友聚餐什么的每次也要100元，剩下的伙食费每天不到10元。所以“穷则思变”，他必须想办法挣钱来补贴生活费。

读大一时，同学鼓动他去给别人做培训，他觉得自己的河南方言太重，没自信；但听到对方这位广东同学也敢上台，就硬着头皮去了。台下坐的是四五十名大学生，他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赚了500元。

接下来放暑假时，他从武汉购进一批手机到自己的高中母校去出售，一个月下来赚了几千元。后来他又去某培训机构推广“英语四六级辅导班”，每推广一人可以获得20元报酬。2007年5月，他迷上了网络，开始制作自己的网站，并且在网上代理域名和虚以主机。正是当初有了这种“穷则思变”的实践，刘统洲一步步走上了自主创业之路。

2007年10月，因为在宿舍里查询别人购买域名的费用是否到账，刘统洲第一次上课迟到了。课后他向这位讲授“商务谈判”课程的老师说明了原因，没想到老师不但没批评他、反而鼓励他说：“如果这个事情能够做大就应该做大，资金不是问题。”当时这位老师正在武汉大学读EMBA，学员大多是身价百万千万的企业老板，于是便要求刘统洲做个方案，跟着他去向这些学员做融资演讲，看能否争取到资金。

刘统洲认真准备了两天，然后给这20多位老板讲了自己是如何独立运作网站、如何在不到两个月的业余时间里就发展800多个客户、如何在公司成立后第一年可以赚到100万，一口气讲了90分钟。接下来的两三天里，有10多位老板表示对该项目感兴趣，最终有7位股东共同出资120万元，成立了武汉完美网络公司交给刘统洲去打理。刘统洲拿出自己仅有的8万元家底，出任公司董事长，员工多达40人。

回顾自己的创业经历，刘统洲认为，一个好的项目是成功的前提，是获得资金的前提。创业成功后，他开始实施“创业反哺”计划，2009年3月该公司在武汉推出“大学生创业援助计划”，在各高校进行巡回演讲，对于有前途的大学生创业项目，他愿意无偿提供资金扶持一把。

然而令他遗憾的是，来自武汉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大一学生遇到生活费透支时，51%的人会向家人索要，只有18%的人会考虑打工挣钱自己解决。刘统洲认为，这反映现在的大学生对家庭依赖程度太高、经济独立意识差；对于这些没有生活压力、没有赚钱意愿的大学生，你再怎么鼓励、引导他自主创业，作用也不大。

他说，就他自己而言，如果上大学时没有赚点外快补贴生活费的种种历练，要让他大学一毕业就去创业也是不可能的。[4]

1　施鹏、闵春红：《创业初期不可急功近利》，载《楚天都市报》，2010年8月3日。

2　杨轶清：《民营企业困境刚刚开始，不确定性在增加》，载《南风窗》，2011年6月21日。

3　2005年2月29日，国务院颁发了《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这部国内第一个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政策文件，多数地方在执行过程中不了了之。为此，国务院又在2010年5月7日颁发了《关于鼓励和引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非公36条”）。

4　朱建华：《一个草根企业家眼中的“大学生创业难”》，载《中国教育报》，2009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