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本是一个人人喜欢的名词。可是，如果在一部分人富裕的同时，另一部分人相对贫困或绝对贫困，就不是一件好事。不但会引发社会矛盾，让富人缺乏安全感，而且根本谈不上社会和谐。

富人，民间俗称“有钱人”，官方称为“高收入人群”。2000年7月，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以国家权威机构的名义，在我国进行了第一次高收入专项调查。该调查从北京、上海、天津等10个城市的9956户城市高收入家庭中，第一次确定高收入群体的标准是：户均年收入3万元以上，拥有商品房或私人汽车中的一项　1。

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参与运作的体制里，两极分化越来越大。社会进步了，可是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就在打工者为讨回自己一年的血汗钱孤立无援时，他的老板正在赌城一掷万金；穷人穷得讨不起老婆，富人却在那里夸夸其谈自己有多少个“小蜜”！

和谐社会应当有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用以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可我们目前面临的局势是，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持续扩大，严重影响到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影响到经济的稳定、持续、协调发展。

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4方面：

贫富差别，不和谐现象很突出

贫富差距，首先表现在穷人和富人在占有社会财富多寡的巨大差别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个人、社会团体还是地区，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决定了他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越大，表明他占有的社会财富越多，而这与他创造了多少社会财富无关。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富裕程度与他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大小无关。对于某个富豪来说，他的子女坐吃山空，都比辛劳一生的人生活好上100倍。

但显而易见，如果占有市场资源过多、创造社会财富较少，两者之间的反差太大或太小，都会使得这个社会充满矛盾、不和谐。前者表现为贫富差距悬殊，后者表现为平均主义。

理想的社会状态是，一个人创造社会财富的多少，应当与其获得社会财富的程度成正比。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减少对市场的过多干预、管制、垄断、占有，使得市场利润均衡化，大家都有财富机会。

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描述收入分配差距大小。基尼系数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基尼系数为1，表示绝对不平均。在这个区间中，数值越小，社会收入分配就越趋于平均；数值越大，表明社会收入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研究表明，我国1978年的基尼系数是0.16，几乎是当时全世界最低的；1988年是0.38；1994年是0.43；1995年是0.45；2001年是0.447　2；2004年是0.465　3（一说是0.53或0.54　4）；2005年是0.47　5。

从上可见，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连续多年超过国际警戒标准（0.4），超过了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这表明，一方面，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必须赶快把基尼系数拉回到0.3～0.4的合理范围；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0.4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标准在我国可能偏低，但社会动**的危险依然存在。

例如，近些年一些省份频频爆发的农民聚众事件，实际上就是社会震**的表现。社会学调查表明，近年来我国社会满意程度普遍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课题抽样调查中发现，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明显的乐观情绪，20%的人持悲观态度。2003年全国城镇居民中，对生活不满者有1亿～2亿人，占城镇人口总数的22%～45%；非常不满的有3000万人。在农村，对生活不满的人比例更高　6。

2000年国家统计局对我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调查显示，其中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财富。

2004年的调查表明，城镇居民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明显快于低收入组；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8倍。前者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比重的50%，而后者只占1%。60%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社会财富越来越呈现出向少数人转移的态势。

我国2001年最穷的1/5人口，占总消费的4.7%；最富的1/5人口，占总消费50.0%，贫富比差高达10.7∶l。而美国2000年的基尼系数为0.408，最穷的1/5人口占总消费的5.4%，最富的1/5人口占总消费45.8%，贫富比差为8.4∶1　7。这表明，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大大高于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

比这更直观的是，本案例中的几例针对富人及其子弟的绑架案。

由于贫富差距导致社会矛盾尖锐，2004年我国发生了近4000起矛头直指富人阶层的绑架案。以至于2005年初，泰康人寿武汉分公司推出了最低保额100万元、最高保额1000万元的综合寿险（业内称之为“富人险”），主要销售对象就是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企业高层、私营企业老板等　8。

从法院部门接待的群众信访看，1978～1982年4年间，全国法院共接待民事群众来信来访不到9万人（件）次；而在1998～2002年4年间，接待群众来信来访4224万人（件）次，上升了近500倍。这表明，在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已经蕴藏和积压着大量的人际矛盾和社会矛盾，这是一种社会基础不和谐、不稳定信号　9。

除了武汉的“富人险”以外，某保险公司还推出了专门为高端客户量身定做的“绑架险”。一年交费3392元，如果被保险人遭遇绑架撕票，其家属最高可得130万元左右的赔偿。

然而，这样的“绑架险”真的会给富人们带来安全保障吗？

北京大学教授夏学銮认为，绑架富人案现象增多，从社会学角度看，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有很大关系：“犯罪者中有一部分被称作‘绝对剥夺的人’，他们失去土地、失去工作，生活过不下去才去铤而走险的，而不是所谓的‘仇富心理’。”　10

在国际上，1999年联合国开发署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200名最富有的人的资产，超过世界总人口41%的人的收入总和。过去4年，这200名富翁身家增加了2倍，超过1万亿美元，相反地，每日依然入息少于1美元的穷人仍维持13亿人。”

城乡差别，农民是这样贫困的

除了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别以外，城乡之间的贫富差别也很悬殊。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4年为1.71∶1，2003年达到3.23∶1。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其中还包括农民的食物在内。如果仅仅考虑货币收入，两者之间的差距将超过4∶1；如果再把城市居民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因素考虑在内，两者差距将超过6∶1。

可以说，城乡差别自古以来就有，可是并不像今天这样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8个方面　11：

一是价格剪刀差。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增长11.3%，而农业总产值只有增长3.2%，原因在于当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产生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强制性地以农业支持工业、以农村支持城市发展。此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城市工业产品价格几次猛涨，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是二元结构。强制划分城乡户籍，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医疗保险、优质教育、特殊补贴，城乡经济泾渭分明，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在城市，月收入低于一定标准可以享受困难补助。例如湖南省的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是每月368元（2004年8月1日起执行），相当于全年4416元。可是在农村，农民收入只要全年达到625元，只相当于城市失业标准的1/7就算脱离了“贫困”！这又怎么让同是共和国公民的农民心理平衡呢？而即使根据这样的低标准，目前还有2610万农民没有脱贫。

三是权力寻租。经济转折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权力寻租既影响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又干扰再分配，尤其对农村和农民极其不利。

贫困，使得农民的消费份额逐年下降。1978年，农民占全国总人口87%，占社会消费总额的67.6%；到了2003年，农民占全国总人口70.8%，只占社会消费总额的35.1%，消费比重下降了62.8%！

四是政策倾斜。1984年以后，我国改革重心向城市倾斜、向沿海地区倾斜，更加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

五是税收不足。我国国税占GDP的比重只有11.4%，相当于发展中国家这个比重的1/2、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的1/3～1/4。国税不足，政府就缺乏调节再分配能力，无法以工补农。

六是公共投入不足。2002年我国社会保险福利只占GDP的3%，公共教育占2.9%，卫生保健占2%，三项合计也只有7.9%　12，与美国的17.2%、法国的29.5%简直无法相比。公共投入偏低，是农村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例如，全国公共教育投入的77%集中在城市，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80%以上集中在城市，城乡社会保障覆盖比例为22∶l。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将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排在191个成员国的第188位！更不用说，这些年的“圈地运动”使得4000多万农民处于无地、无业、无失业保障的困境。

七是投入顺序颠倒。我国农村基本民生投入严重不足，可是城市里的豪华政绩工程比比皆是，全国居然有183个城市在建设“国际大都市”，仅仅每年公务用车就要耗费3000亿元。

八是财政收支比重逆转。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的58%，中央财政支出却只占全国的28.4%。这表明，全国财政收入向上集中，而支出在向下集中。财政收支比重逆转，是全国2/3乡镇财政负债运转的重要原因。

由于上述原因，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农民种地收支相抵已经所剩无几。再加上种子、化肥、农药不断涨价，假冒伪劣产品盛行，苛捐杂税数不胜数，田地抛荒、进城打工几乎就是唯一出路。

地区差别，财政收入差异悬殊

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别，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地、南方和北方、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悬殊。关于这一点，本书后面还将分章探讨它们的和谐发展问题。

地区差别客观存在

统计资料表明，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为上海，达14867.49元，浙江为13179.53元、广东为12380.43元，而最低的为宁夏6530.48元、贵州6569.23元、甘肃6657.24元。

地区差别的存在，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方面出了问题。财政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28年来出现的5大突出问题之一。

以最近一次1994年开始的财政改革为例，不公平问题就很突出。

1994年时，我国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就已经非常大了。地方政府拥有财权，富裕的地方可以自行投资，贫困的地方则没有这个财力，所以显得落后。当时在制定政策时，许多学者提出建议，要求中央政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改善这种情况。

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采纳，可是实行效果并不好。10年之后的今天，省与省之间的人均财政支出差别比当时更大。1994年最穷的省和最富的省，人均财政支出相差11倍，可是仅仅到1999年就扩大到了19倍。

为什么会这样？关键是我国地方政府财政中的预算外财政比重太大，导致各地财政收入差异悬殊。

以2004年为例。当年我国财政收入25千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央财政9千亿，地方财政16千亿。地方财政除了这16千亿之外，还有8千亿元的预算外资金。

1994年财税改革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把预算外财政（当时是2千亿元）逐步纳入预算内统盘考虑，直到1996、1997年还在为此努力，结果没想到，随着1999年开始各地大卖土地，预算外财政急剧膨胀，成了地方政府的一块主要收入。

这样一来好了，越是富裕的地方地价越高，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就这样被大大拉开了。

地区差别并非一无是处

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之一，并非一无是处。事实证明，一个产业的发展能够引起其它产业的发展，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带动其它地区的发展。正确理解这一点，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地区差别存在的必然性，正确把握经济和谐。

正如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艾伯特·赫西曼所说：“发展是一种不平衡的连锁演变过程。”“从我们的观点看，导致偏离平衡的结果恰恰是发展的理想格局。因为这种结果的每一连续发展都是由过去的不平衡引起的，并且转而引起不平衡，要求进一步的发展。”

地区差别应当控制在适当范围内

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其一定合理性，但绝不是这种不平衡越大越好。正确做法是，应当把它控制在适当范围内。

因为这种不平衡发展会发生一系列马太效应，即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下一步的发展机会越多；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下一步的发展机会越少。

看看我们的周围，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政策已经实施好些年，可是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还是孔雀东南飞，包括人才和资金流向。道理很简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资源都在看不见的手的诱导之下，集中流向回报率最高的地方。

这正是我国强调地区之间统筹发展、和谐发展要解决的问题。

贫富之间，中产阶级正在形成

贫富之间有差距，连接这个差距的是且应是中产阶级阶层。

一般认为，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通常应当包括教育、财富、成长环境、家族关系、社会圈子等方面，不只局限于收入一个因素。这些因素虽然不是互为依赖，但相互之间都有联系。

我国某大学主持的相关研究认为，目前我国中产阶级阶层占社会总人口的11.9%。从职业来看，主要是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学艺认为，如果按照目前我国中产阶级人数每年递增1%的速度计算，20年内我国中产阶级人数就会达到总就业人员的40%。可以预期，我国将在2020年前后形成中产型社会结构。

中产型社会的形成，不仅涉及到统计学上的人数比例问题，而且还会对社会各层面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对于我国正在致力建设的和谐社会、和谐经济会形成一个潜在推动力。

政治经济学认为，拥有一个较大的中产阶级对社会是有益的。足够比例的中产阶级，会持续稳定地影响社会。因为他们既不是潜在可能爆发革命的低下阶层，也不属于易有专制倾向的上流阶层。

不过从现在来看，我国的中产阶级还处于形成阶段。一个主要标志是，国外的中产阶级成员有自己独立的交往圈，堂堂正正做人，安全相对有保障；而我国的中产阶级交际范围很杂，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因为他们的财富可能来路不正，安全相对没保障。

调查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共有亿万富翁1000人，百万富翁300万人。在这些富有人群中，更多的人选择的是不露声色做普通人。

一位在美国华尔街工作的中国留学生说，他父亲在杭州房地产界颇有名气，但住得简单、穿着普通。走在大街上，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即使周围的邻居也很少知道他是有钱的老板。

一位经营外贸鞋业的温州商人说：“财富容易引起注意，所以我不愿露家底，那样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麻烦。”

许多民营企业巨头拒绝参加“胡润百富榜”评选，已是公开事实。

关于中产阶级在我国的形成、发展、前途，以及中产阶级在和谐经济中的作为和作用，请参见本丛书之一《中产阶级》。

1　经过这几年发展，虽然国家权威机构没有再推出新的标准，但显而易见，这个标准偏低了。于是，各地又纷纷出台了“地方标准”，如沈阳市的标准就是年薪12万～15万元以上。

2　联合国2004年HDI报告。

3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

4　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调查结果，2004年8月17日光明日报。

5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

6　罗来武：《以“和谐”统领江西经济社会发展》，2005年5月13日江西师范大学网。

7　联合国2004年HDI报告。

8　《贫富差距致矛盾尖锐，四千绑架案直指富人阶层》，2005年2月23日法制晚报。

9　罗来武：《以“和谐”统领江西经济社会发展》，2005年5月13日江西师范大学网。

10　《贫富差距致矛盾尖锐，四千绑架案直指富人阶层》，2005年2月23日法制晚报。

11　瞿世镜：《合理分配：建构和谐社会经济基础》，2005年3月社科信息交流。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