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蒙蒙下根本看不见平日气势磅礴的中国第一高楼，只有漫天笼罩着的阴云与雨雾……

我不得不回到房间，然而打开手机，有一条触目惊心的“上海疫情”消息跃入我的眼里：

上海一例患者死亡，为88岁男性，此人患有合并严重心肺肾等多脏器功能不全病情。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这是不祥之兆啊！我的心头一紧：坏了，恶魔真的已达上海！

现在大家只要稍闭上眼睛想一下，今年这个春节你是怎么过的，都做了些什么……我想许多人的答案肯定与我差不多：看疫情，看热闹。

确实没有哪个春节能像庚子年春节那么叫人揪心——为武汉，也为全中国。

其实死人和死多少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死人有可能就是自己的亲人，就是你自己。战争里死去的人够多了吧！几千、几万算是少的，几百万、几千万人死去，才可能算是一场能够记在史书上的大仗。然而当下我们记忆最深、心灵最受伤的，不会是死去几百万、几千万人的国内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因为那些战争离我们非常遥远，痛感并不在我们当代人身上，是国家和民族之痛。

今天让我们感到切肤之痛的是一场瘟疫传染病：孩子突然没有了母亲，全家几口瞬间死绝……这种悲惨情景就是在战争中也不是太多，可今天的武汉都曾发生过。

苍天有时很不公平，和和美美、喜气洋洋的春节来临之际，如此一场瘟疫，偏偏在中华民族第一次迈入年创造财富“100万亿人民币”的门槛时“哐当”一下，破碎了多少人的美梦和理想哟！

疫情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明显能感受到一些本来就对中国“感冒”的国家在一旁幸灾乐祸，并且开始趁机“找事”——这一点建议中国人应该有点记性。

一场疫情可以让我们在许多方面反省和反思。但还有一点倒是值得从另一角度去认识，那就是由于疫情、由于互联网、由于所有的管理体系出现的暂时性混乱和局部的本质性混乱，这一次春节前后的手机“阵地”——我这样称呼它，实在有些过分的热闹甚至“好玩”，因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平时不起眼的事，在这当口上都可能飙升为亿万人注目和议论的焦点。这种现象是“好”还是“坏”，要看社会效果。2020年3月1日，对此间混乱了一段时间的“网络”现象，国家网络信息管理部门终于出台了“网络生态治理”新规定，算是对疫情前期产生的“信息”进行一次“清场”。显然这很有必要。

但我也不曾想到自己在前期信息大爆炸中一度无意间被推到了“网红”级程度。开始我并不知道，后来在初二、初三之后的连续几天中不断有朋友来电、发微信说：我七年前的“预言”被证实。

什么“预言”？我又不是预言大师，我有啥“预言”？莫名其妙的我还被蒙在鼓里呢！

“是你。我推视频给你看……”很快，朋友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我“光辉形象”的视频发给了我，而且几乎在同一天，在微信朋友圈内就能看到不少认识的人狂推类似这样的微信“新闻”：作家何建明7年前的“预言”被证实……云云。

那几天这些信息不仅在朋友圈铺天盖地转发，而且也在“今日头条”中频繁出现。

天，什么“预言”呀？我被互联网上广为传播的那个“何建明”和他的“预言”吓了一大跳！于是便赶紧打开一看：哟，原来是2013年在“非典十年”时凤凰卫视采访我和其他几位专家的一个专题片不知被谁“扒”了出来。当年在“非典”时期，我一直在第一线跟随副总理吴仪、刘淇和王岐山等领导采访调查了两个月，并创作了《北京保卫战》一书，后来“非典十年”时，我根据原作重新出版了《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所以凤凰卫视也许看到我的书名不错，他们也就做了5集《非典十年祭》的专题片。自然，我是他们的重点采访对象。在这部反思式的专题片中，记者问了我和毕淑敏等作家及其他“非典”亲历者许多问题。我在讲述时这样发问：“这种灾难、这种病毒，会不会用另外一种面目出现在我们的中间呢？”我记得那记者在采访现场紧跟着接了一句：“可能不好说。”（他的面庞没在镜头中出现，声音尽管比我的小，但很清楚。）而我马上严肃地对他说：“不是不好说，而是必然，总有一天必然会来影响我们……”

哇，这就是7 年前一个作家对“非典”疫情会重新来到中国和我们身边的“预言”！

7年前就有人“预言”大灾难会重新降临在中国人的头上，这既玄乎，又不可思议，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何全中国没有人重视这样的警世之言而让悲剧重演？看看当下的武汉！看看一条条活脱脱的生命就这样与我们断肠般地离别啊！

“何建明你太厉害了！”

“何作家你太神了！”

“何大师你了不得啊！”

一时间，我成了“神”，被无数网民朋友推到了天上，就差没有掉下来摔半死。

因为在刊发我“预言”视频的文章后面有几百条评论留言，有的说“认识”我，有的说“读过他的作品”，有的说“这是个专门写大题材的红色作家，咋也学会了‘玄学’”，更有的说“当下我们最需要钟南山，也需要反思社会劣根性的何建明”……坏了！我想被推到“高炉”上非烧死不可！还好，后来过了几天发现又有比我更伟大的“预言”，比如有位院士在去年夏天就“预言”今年春季会有流感型的传染病暴发。这么一来，我“7年前”的“预言”便少了许多价值……

但对我而言，“预言”风暴仍然让我惊魂不小。那些日子正好是春节假期的头几天，而且也是疫情让人发闷的“烦恼期”，即使是上海，许多消息也变得基本闭塞起来，除了每日一报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人数”三个主要指标外，没有什么好消息。而这三个数字于哪个城市而言都不是好消息，相比之下像上海每天新增十几个、几十个确诊或疑似病例甚至“无死亡”的信息变得特别“没劲”，而武汉的这三个指标又像火箭一样往上飞升，那种令人担忧、悲恸的情绪混杂在一起，叫人时时有窒息般的难受与痛苦。

外面的世界很压抑，内心的世界也很燥动。我开始追溯我的“原话”和当时为什么说出了这样的“预言”——

其实并不复杂，也没有那么深奥，只是作为一个“非典”疫情的亲历者在耳闻目睹之后的一些观察和思考，以及比别人可能更深刻一些的认识罢了。

在“非典”疫情结束时，有两个现象一直让我耿耿于怀，许多外界的普通人是不太可能知晓的。一是“非典”病毒后来在5月20日左右突然在北京“消失”得“无影无踪”，社会上一直有人说是“小汤山医院”建好后把病毒“赶尽杀绝”了。这多少有些胡说八道，因为“非典”疫情中最困难和作出最大贡献和牺牲的并非小汤山医院，就像今天武汉疫情前中期作出特殊贡献和牺牲的应该是武汉金银潭医院、武大中南医院、武汉协和医院和武汉同济医院等。像非典时期的小汤山医院和现在武汉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则是为阻止后期疫情更大暴发及迅速抢救危重患者起了重要作用。在“非典”时期，可恨的病毒后来很快被我们人类“战胜”，在我看来一半是人的伟大，一半是“老天”帮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北京到5月下旬后，天气完全开始暖和起来，我们出门开始只穿衬衣——我查看了一下当年我去前线采访的留影，多数时间是穿了单件衬衣，证明气温确实至少有25度以上了。这个时候，病毒也“吃不消”了，它不赶紧逃跑也是死路一条——北京的春末、初夏之日，很大程度上救了我们的首都。

钟南山院士现在说“4月底”有信心取得“疫”战胜利。知道4月底武汉的气温在多少度左右吗？

“肯定有25度了！肯定穿衬衣了！”武汉朋友这样告诉我。这不跟我们当年北京“非典”后来出现的“剧情”大反转一模一样嘛！

这可恨的病毒！怕热，不怕冷呵！不是的，它也怕冷，零下十几度它肯定也不容易“跑”出来袭击我们。瞧，两次病毒传染大疫，并没有发生在寒冷的东北，恰恰都是在不冷不热的广东的二三月和北京的四五月……什么道理？要问病毒医学专家。

第二个奇异的事情是：“非典”大疫情那年北京其他呼吸道患者和“非典”患者两者加起来的总人数，与前一年2002年全北京市呼吸道患者入院人数竟然相差几无……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在北京市委那个圆形的“首都抗击非典指挥部”会议室召开总结会时，有专家用图表把2002年和2003年两年北京地区呼吸道患者入院情况作了一个比较，其结果令在场的领导和专家们有些默然，并莫名其妙地彼此看看对方的眼神，不知如何是好！其中的奥妙至今令我不解。

只能说，病毒是“狡猾”的。这回，我已经听到不少专家和院士又在说病毒是“狡猾”的。它病毒确实每回都是“狡猾”的。可我又在想：人类（至少有那么多病毒专家、医学院士）为何总对一次次“冒”出来的新病毒，“一无所知”、束手无策？

而这并非我想解决与反思的事。作为一名作家，我与其他文化人、社会学家一样，更多的是关注疫情下暴露出的种种社会问题，包括人性、道德和伦理以及公共素质与社会管理等等方面。

在文坛40余年，我写了几十本书，而且都有些影响，于是就有人质疑我是不是有“枪手”。因为在与我一起上班的同事那里，他们无法想明白一件事：我何建明的工作并不比他们轻松，可为何一部又一部作品“冒”了出来呢？在外面的作家同行看来更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多数并不像在中国作协工作的我每天上班有具体的工作在身，他们是真正可以每天在家写作的“专业作家”，而我非如此，但似乎作品并不比他们少，好像影响也不比他们小。于是就有人对我产生怀疑与猜测。其实以前我就坦言过，在此也想再坦言一次：过去我的写作时间大半是利用一年中的长假，如“春节”“五一”“十一”等，以及平时的周六周日，当然每天晚上也是静心创作的好时光。

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春节里，尽管疫情扰人乱心，但我每天仍然没有停止过写作……

大年初一那天，我记得为了摆脱一下疫情带来的“乱心”情绪，特别拉开架式，写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向我介绍的那起“杀妻藏尸案”。“80后”罪犯朱晓东作案手法极其残忍，而罪犯在庭审期间以与其年龄和罪行极不相称的冷静和对法律的漠视，同法官展开了一次次心理和专业上的较量，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简直就像是一只毒蝙蝠！这种人尽管是极少数，但对社会危害极大。”上海高院的一位领导如此说。

毒蝙蝠啊毒蝙蝠！你这个可憎之物，在人群中你害人之残忍，在自然界中竟然有人对你下手狂吃而遭来传染病毒的灭顶之灾！

可憎之物！

阅读朱晓东案件的细节，再看人们追溯武汉疫情的文章和议论，我的笔下不由愤然流出了《毒蝙蝠》的如下文字：

有迹象表明：一种毒性蝙蝠可能最早诱发了武汉2019年的猪瘟，然后由猪瘟再引起“海鲜市场”的冠状病毒暴发和之后的大面积传染，然后是“武汉沦陷”、“全国感染”……

惨痛和惨重的一幕，就在昨天。

百科条目：蝙蝠是翼手目动物，翼手目是哺乳动物中仅次于啮齿目动物的第二大类群，是唯一一类演化出真正有飞翔能力的哺乳动物。它有现生物种类共19科185属961种，除极地和大洋中的一些岛屿外，分布遍于全世界，在热带和亚热带蝙蝠最多。多数蝙蝠白日憩息，夜间觅食。蝙蝠是飞行高手，能在狭窄的地方非常敏捷地转身飞翔。它有极强的嗅觉，靠声波探路和捕食。

蝙蝠长得可憎，并且有超常能力，而多数蝙蝠身上毒性剧烈，一旦受到它的袭击，性命难保，但我们又很难逮住它，这也让蝙蝠有了“移动病毒库”之称。毒蝙蝠尽管不常见，但它的破坏力不容小视。2020年的武汉疫情，便是我们最近的沉痛教训。

在芸芸的人群之中，其实也有些人似比禽兽还要狠毒的毒蝙蝠。他们总是以超常的冷漠和淡定，用超乎想象的残忍手段，谋杀和剥夺了一个又一个他人的生命。

他们的心毒如蝙蝠。虽然他们属极个别，但留给这个社会和我们时代的阴影以及值得思考的问题，又是那样的巨大和沉重，那些发人深省、触目惊心的犯罪过程和所造成的后果，又太需要我们迅速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同样和变异的案件仍在当今蔓延并更为严重地发生着。

他们几乎都是身强力壮、年纪轻轻的“八0”后、“九0”后，甚至还有更年轻的、文化程度更高的……

他们如同一只只毒蝙蝠，正在黑暗的角落袭击我们，并试图污染和毁灭整个世界……警惕和慎防他们，就是我们生命和精神上的一场免疫战！

这篇便是大年初一留下的一段有关“毒蝙蝠”的“写在前面”之语。

作为一个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现在公众对我们有许多不满。比如这次疫情中大家都认为只有湖北作家方方一人发声，“全国百万作家集体沉默”。这种说法不尽准确，当然客观上也存在的一种情况是：方方在疫情风暴的中央，以其亲身感受，每天写下的“日记”确实让外界从另一个视角了解到了武汉所发生的事，这种“真情实感”很打动人，自然也很可贵。其实这里面涉及到当代文学和作家们是不是、能不能真正说“真话”和会不会说“真话”的能力与态度。

新华社在战“疫”时期发了篇很好的社评，题目就叫“让人讲真话，天塌不下来”。文章说，“敢言”是一种宝贵的品质，说真话，很多时候需要一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信念，需要不迷信权威、只相信事实的品格，需要敢于大声疾呼、为民请命的情怀。事实上，每一次疫情大暴发，也同时是对长期以来社会积存的陋习的一种暴露。比如“非典”时，人们开始知道原来吃“果子狸”，不仅坏了我们的肠道，还坏了我们的生命。这回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也是因为有人狂吃滥吃野生动物蝙蝠、穿山甲一类的动物所致（至少目前专家们这样以为）。一次又一次因乱吃、滥吃把我们害得不轻，但谁会对这些陋习、恶习和不良生活行为造成的后果铭记在心呢？

不仅是传染病疫情所造成的灾难，在其他社会领域的问题也同样如此。比如天津大爆炸，在我经几个月调查采访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这样的灾难主要原因就是人为因素，管理层层松懈，他说应该你管，你说应该是他的职责范围，最后发现似乎谁都有责任，但恰恰“谁都有责任”的结果是，谁都可以不负责任。如此重复、循环，灾难事故还不照常一起比一起更严重地发生吗？

五年前的天津大爆炸，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如果你到过现场或者经历过这场劫难，你会忘却吗？我相信不会。但我绝对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早已把这样一件震惊世界的大爆炸忘得一干二净了。原因之一，是“有关部门”特别是涉事地区的人不愿多提此事，似乎一提就会触到了他们哪根特别敏感的神经。可恨可气的是，像我这样的作家在当初写这部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现场纪实作品《爆炸现场》前后，竟然一直受到莫名其妙的非难。最初是当时任天津“一把手”的市长、市委代理书记黄兴国的百般阻挠与刁难。当时我的作品在出书前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部分内容。记得2016年元旦刚过，《人民文学》在公众号上刊登发表《爆炸现场》作品的消息和当月刊号的目录后，有一天施战军主编非常紧张地打电话给我，说天津作协和文联来人到杂志社，打听和寻问我的作品“什么来头”，希望撤下。“凭什么？他们有这资格吗？”我告诉施战军，不要理会他们。因为那个时间我正好换了手机号码，天津方面的朋友联系不上我，所以施战军主编后来又更紧张地告诉我，说何主席是不是稿子有问题啊，天津政法委的人都来拿杂志去了，看样子他们气势汹汹的，要追杀你似的。严重了！我当时不能说没有一点不安，因为那时也并不知道是黄兴国个人搞的鬼，担心是不是他“上面”的人怪罪下来后他黄兴国迁怒于我？

总之天津方面先后有五拨人来到北京，欲与我“对抗”一番。但后来又不知什么原因，没了下文——我还正等待与他们较量一下。再后来我发现关于作品的出版、宣传等等与《爆炸现场》有关的事情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捣乱，比如原先准备在天津武警总队召开的赠送图书的现场会被突然取消，在天津有关单位举行的作品讨论会也被劝停止，大爆炸一周年时我们已经筹备好的一场纪念性质的诗歌朗诵会也被“叫停”。这事闹得很让人窝火！

黄兴国并不知道我采访和创作《爆炸现场》是受国务院天津爆炸事故调查小组之命，在公安部消防局的直接帮助下开展工作的。即使如此“派头”，竟也屡屡受到“一只无形之手”的不断挑衅与阻挠，更不用说如果我独立采访与写作了，估计天津方面会在当时的黄兴国指使下真的对我下毒手了。几个月后，我看到了黄兴国被中纪委“双规”……后来虽然再没有人“追杀”我，可有关《爆炸现场》一书在多种情形下仍然有“一只无形之手”在背后捣鬼，一直得不到公正的待遇。

这事我至今弄不明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书，国务院事故调查组领导和专家审查过的书稿，竟然还要受到如此不公待遇，可想而知，真正说真话并非那么容易，虽然天塌不下来，可有些人和有些部门就是既不想看到天塌下来，连房顶上掉些石灰他都不让！

天津大爆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上千条生命的伤亡，这样的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灾难不反思，不刻骨铭心，还有什么事值得我们牢记呢？也因为几十年来见的、看的太多了，所以有时常常激愤着说些希望社会铭记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不该犯的错误和教训时，感觉很难很难。

看一看写《爆炸现场》后我想跟我们的社会说些什么话吧——

《爆炸现场》：赞美生命的壮丽，实为鞭挞摧毁生命的罪孽

战争和屠杀的现场是血淋淋的，而像天津大爆炸现场又何止是血淋淋的，它远比血淋淋的现场要撼人和惊怵得多！如果说你看到一具血淋淋的尸体的话，毕竟那还具备了生命的特形。但如果当你看到的是一具白骨时，你就不再认为那是一具生命，而是一个已经剥离了生命的鬼魂与幽灵，它会让人不寒而栗。

天津大爆炸现场真正所能看到的就是这些。当然，还有那些彻底变了形的钢铁废物，比如像集装箱和车子一类的东西，但它们是没有生命的。现场唯一有生命的基本上是人，基本上是消防队员。火与消防队员们的肉体搏杀的结果，留下的是一堆堆白骨与烟烬，很可怕。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形，我是属于从搜救人员所拍摄的录像中看到这些情形的唯一一位作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位通过采访一个个幸存的消防队员们的作家，我因此获得了极其珍贵的大爆炸的另一个现场——“情感现场”的诸多宝贵“镜头”。

我是了解天津大爆炸现场的一名幸运的作家，但又是一位特别痛苦的“亲历者”。许多时候我在反省自己：是不是就该让这个悲惨的爆炸现场的事实带着浓烈的感情去向世界呈现呢？思想斗争的结果是：应该。

应该的结果，就出现了这部《爆炸现场》作品。这是我从事非虚构创作几十年来最刺痛我自己内心的一部作品，其内容的震撼力和痛苦度，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作品，包括像写“５·１２”大地震、北京“非典”等事件……而正在采写这部作品时，又恰逢２０１５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予了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克列耶维奇，她也是一位非虚构写作者，其获奖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苏联时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所造成的灾难。老实说，当我拿过翻译成中文的阿克列耶维奇的作品时，我有些失望和欣慰，失望的是：她的诺奖作品不过如此；欣慰的是：我们可以比她写得更好。

我并没有想把《爆炸现场》刻意拿来跟阿克列耶维奇的作品比，但我相信自己的作品具有无法替代的“现场震撼力”，而且一定是其他虚构或假装非虚构的作品所不能抵达的艺术境界。

报告文学（或说非虚构作品）如果没有“现场”的亲历与准确叙述，那必定不会有独特而超然的艺术魅力，那些蜻蜓点水式的假现场也必不能产生强烈的艺术震撼力。然而“现场”对所有麻木的、缺乏敏感的、不知如何撷取生活和情感精华者来说，它仍然会掉入“一般性”之中。客观的“现场”通常是死板的，乏味的，甚至还可能是枯萎的，单一的，那些丰富的、精彩的、立体的、鲜艳的“现场”，则需要作者的嗅觉、视觉和情感的透彻性的寻觅与搜索，甚至有时还需要像消防队员一样冒生命之险去实践与战斗。

《爆炸现场》就是这样一部通过“冒生命之险去实践与战斗”之作。因为我尽可能地去爆炸现场，尽管我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硝烟与爆炸声，然而当我站在那个大坑前伫立片刻时，我仍然强烈地感受到爆炸的火焰与气浪是如此的慑人魂魄；尽管我没有像许多消防队员感受自己的亲密战友在瞬间牺牲的场景，然而当我来到重症监护室抚摸着尚在治疗中的伤员那一条条炽焦的伤疤时，我仍然感觉心的彻痛与胆之寒颤……“中秋节”、“国庆节”、“圣诞节”，还有许多个星期天与周六，我与天津消防队员们在爆炸现场一起谈论和回忆“８·１２”夜晚的瞬间所发生的一切。

热的眼泪和冷的眼泪时常挂在我的眶内眶外，牺牲的战友和伤残的战友身影总在我的睡梦中复现，并无时无刻都在与我谈论着、欢笑着，然而多数时候他们是在向我诉说、哭泣、呐喊与追问着……“我们如此年轻，为什么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就离开了自己的亲人与爱人？为什么？谁之罪？啊，谁之罪？”

这是最悲切与沉重的呐喊与追问，它一直在那个爆炸现场的上空徘徊着、回响着……唉，这就是“现场”！无法抹去的生命现场，以及一个作家所能意识与追索得到的关于生命的另一种存在与拷问。也许有人会向我提出质疑：大爆炸是一场悲剧，你为何把消防队员的牺牲写得如此壮丽。其实，消防队员们的生命本来就是极其壮丽的，而我之所以把“爆炸现场”的壮丽生命写出来，就是为了无情地鞭挞那些摧毁这些生命的罪孽！他们是谁？他们会是谁？天知之，人知之，良心知之，法律知之。

要感谢公安部消防局各位领导与战友（他们许多人曾经与我在一所警校工作过），要感谢天津消防队员和天津港公安局的同志们的积极配合，才使我有了抵达“爆炸现场”的可能，而我最想感谢的是那些亲历爆炸一线的消防队员，不管是活着的和牺牲的，他们都给了我第一手材料，这是最宝贵的部分。它常常令我不能入眠——如果你经历了，你就无法不去想那些惨烈的场景和死亡的恐怖镜头……

当下中国的灾难太多，多数是人为的，而且灾难的样式与危害程度常常超出我们的意想。比如刚收笔《爆炸现场》，又出现了深圳大塌方事故。即使这些天没有大事故新闻，房前屋后的空气里也会弥漫着永远散不去的雾霾，叫你生不如死的窒息……许多人在感叹：为什么现在的生活越来越感觉有些难呢？

为什么？我也想发问！

我想认认真真地发问：天津大爆炸这样的事还会不会再发生？可以肯定的是：它不太可能再来。但还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类似的、不同形态的“大爆炸”随时可能发生。

这又是为什么？我们都应该认认真真地思考与清醒！

——写于2015年岁末

我相信所有拥有正义之心的人们在读过《爆炸现场》一书和看了我上面这些“反思”式的文字后，绝对不会说这种对社会的提醒有什么错。

但现实中有些东西真的很难，你说了真话就有人说你好了？就有人记住了？不见得。

然而，良心和良知必须继续存在，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伟大民族，一个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良心和良知至关重要，尤其是对国家发展、民族素质提高等关切到我们未来命运的大事上，警示和提醒，说真话，干实事，它是必须和必不可少的。

“非典”疫情时我对疫情期间出现的一些奇怪现象了解较深，所以有了想对国家和广大同胞说话的念头，于是在“非典”十周年时，我特意写了如下这篇《非典十年祭》的序文：

2003年春的中国北京，如同一座恐怖之城、瘟疫之城和面临死亡之城，相信所有当时在北京的人们都有与我一样的感受。那个时候，我们仿佛感觉世界快要消亡，人类将彻底灭绝……因为我们每天生活在窒息的空气里，生活在无处躲藏的这座古城，生活在自己与自己设下的恐惧的天地之间。

十年过得真快，十年又像是昨天的事——我们似乎则是翻阅了一页书纸一般。

十年过得真快，十年又像是几个世纪之前的事——我们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悲惨的事像一座不可磨灭的大山，永恒地屹立在星球上。悲惨的事又像一丝云烟，在填满欲望的人的心里很快消失。

但我依然这样认为：人类所经历的任何苦难都是宝贵的，把它记忆住，本身就是财富，而忘却了它才是真正的悲剧。

十年前的2003年，我们有太多的记忆如今想起来仍觉可笑：

——比如说，一位不知从哪个地方走到北京来的患者，她带着一声咳嗽，逃进了北京的医院，然后就死亡了。她的死亡查不出任何有记录的病史和病源，于是在人们尚不清楚怎么回事时，又有几位、几十位与之有过一面之交的人患上了同样的不知病源的病而躺下了，或同样死亡了……可怕的事也同时出现了：整个医院、整个单位、整个街道、整个北京市开始恐慌，无数好端端的人患上了同样的不知名的病——后来我们叫它“SARS”，中文名叫“非典”。听起来很奇怪的名字，文学家们理解为“非常典型的病”。老百姓说它是“瘟疫”，其实它就是瘟疫——一传染就让人活不成！

于是出现了许许多多奇怪而可笑的事：年轻的北京市长刚刚上台没几天，因为扛不住突如其来的灾情——其实他不知如何面对这场巨大灾难带给这座古老城市的后果，所以他采取了某些“隐瞒”的做法。本来这样的事并不鲜见，但灾情来得太突然、太巨大、太影响人类的生命和城市的命运了！年轻的市长不得不草草下台，从海南调来的新市长走马上任……之后的十年里，那位年轻的下台了的市长其命运一直不佳，直到不久前才有所翻身，而当时代市长的新市长则一路好运，政绩辉煌。让我们记住他俩的名字：孟学农和王岐山。

奇怪而好玩的事还多着呢：比如当时北京城内的人相互残杀的事都出现了——如果发现你这一家有个咳嗽感冒的人，就会有人到你家门口泼消毒药水，甚至用汽油烧、木棍打、铁门封，目的只有一个：把瘟神赶走！

比如那段时间北京人受到了“史上最屈辱的事”：你出不了城，到不了外地。如果你偷出了城，你就可能被追杀。如果你逃到了某外地而被人发现，你就会被轻则关起来，重则砍碎了活埋……有一位北京人告诉我，他因为单位有一桩业务无奈到了外地，结果被当地发现是“北京来的”而整整追杀了十余天。没有人敢收留他，没有人敢留宿他，更没有人敢塞给他一点儿吃的东西和让他搭车乘车。结果是他自己靠双腿跑回了北京。“整整跑了13天。”回来时单位人找不到，家里人不认识他——他像一个野人，根本没人认识他当时的模样。

上面的这些事其实还算不了什么。

在与北京接壤的地方——河北廊坊某地段的公路上，有人竟然用挖土机挖了一个深二十多米、宽三十多米的巨型大坑，说是“为了防止北京城里的汽车开过来”——所有北京方向来的汽车在这个地方只能往回走。

还有一个村庄，过去一直靠开农家乐而赚足北京城里人的钱的农民们，这会儿他们害怕死了，害怕染上瘟疫的北京城里人跑到他们那儿躺免灾情，所以发动全村力量，三天之内在村庄四周筑起一道高3米、长几公里的围墙，将整个村庄全部包在里面，进出只有两个门口，门口设有岗哨，而且佩戴着菜刀和铁棒，见陌生人闯进来就立即抓了关进小屋隔绝。如果一听说是北京城里来的人，那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外赶。

好玩的事还多着呢！然而那都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其实都是恐怖下的非好玩的事，甚至是悲惨的事，永远留在北京人心头的最痛事！有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假如当时北京有人传出吃人肉能防非典的话，那么整个北京城将出现史无前例的大杀戮！是的，凭我所掌握和观察到的当时的灾情及灾情之中人们的变态精神世界，这样的事绝对可能发生。好在我们的当局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使得北京市民保持了最低弱的清醒和理智。

我的采访是唯一的机会和条件，因为在当时只有我和另一位同事有条件进入灾情患区和核心指挥层采访，特别是有条件直接接触到北京市防治“非典”指挥部的高层领导及相关会议。我曾经在当时采访近两个月时间，录下了几十盘磁带，准备写部长篇作品，但后来放弃了。放弃的原因是我越往深里采访，越觉得无法写，不能写，写了就会有“苦头吃”。为什么？因为许多关于非典的事至今我们仍然没有弄明白，比如非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一接触就死，有的人与患者都住在一个病房里几十天根本没事儿。比如指挥部后来在总结时得到的一个数据非常令人不可思议：2002年（即非典灾情暴发的前一年）全北京各医院在春季收治的呼吸道病患者总人数，竟然与2003年非典大暴发时呼吸道患者（包括我们认定的非典患者）的总人数相差无几！这些都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个我们无法自圆其说的结论是：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根本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少得可怜！

十年是短暂的，短暂得连我们还没有顾得过来想一想它就过去了。

十年是漫长的，漫长得让我们想都不敢去多想一下，似乎2003年的非典像是在另一个世纪之前的事——几乎所有北京人把这件让我们疯一样失去理智的灾难全给忘却了，至少是大家都已淡忘了。

非典带给北京和中国的是什么，我们不曾作深刻的反省。中国人似乎一直在为了自己的强盛而发奋努力向前，在这条发奋向前的道路上我们甚至连一丝停顿和小歇的时间都顾不上。有时我想想这其实比非典灾情本身更恐怖，因为一个不能将苦难和灾难作为教训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它很容易被另一场苦难和灾难摧毁。

非典之后的北京虽然再没有发生过像非典一样的大灾难，但十年中我们的北京城一方面变得看上去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现代化，事实上你也会发现，北京城在这样的美丽、庞大和现代化的外衣下，又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落后……它似乎连一场毫不特殊的冰雪都抵挡不住，似乎连一次小小的交通事故都会让整个城市瘫痪，它甚至经不起一场暴雨的袭击，经不起一次污雾的弥漫。生活在这个拥有近2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一方面我们每时每刻在感受其伟大和光荣，另一方面又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不知啥时候降临的灾难。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正是在那场空前的非典灾难之后，这是我们党的英明和及时的见解与决策。非典十年时，我们难道不应该认真地努力地及时地提出和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这样飞速发展着的大城市，我们的管理体系、我们的灾难防预能力、我们的公民自卫意识、我们对灾难的资金投入、我们对未来城市可能出现的灾难的防备等等措施和思考……我们的市长和管理者，不知你们有多少精力放在此？我们的市民和居住者，不知你们想没想过如何一起为这个我们共同的家园可能出现的灭顶之灾作一份伟大的战略方案或弱小的建议？如果大家都这样做了，那十年前发生的非典算是对我们的一次提醒和警示，如果谁都没有做这样的事，那十年前发生的非典只能是我们自取灭亡的前奏曲——苦难和死亡还会早晚向我们袭来。等着吧——没有记性的人们！

——补记于2013年春

这是7年前写的文字，很多读者和朋友在此次战“疫”中拿出来放在网络上，一说我的“预言”那么准，二说为什么如此好的警世之言平日没有听呢？哪怕只有一部分“领导们”听了这样的话，那像新冠肺炎这样的疫情肯定不会给武汉带来那么大的灾难呀！

许多网友在追问，也在“留言”上指出：

“七年前的追问，为何今天仍在重演？”

“历史是让人反思的，不是供人遗忘的。惟愿这场灾疫早日消散，而我们能背负教训，重拾勇气，继续前行。”

“不把反思变成现实，去给未来灾难一个预案，一个务实的快速反应和物质保障，一个反败为胜的现实形成，那么灾难是灾难的理由，灾难是灾难的结果，灾难更深再重，现实和历史都不会因灾难而长记性……”

在武汉疫情处于混乱的时间里，再读一读7年前写的这些犀利的文字，我自己也感觉有种炎炎夏日里吃冰激凌的感觉：爽！

回头看武汉疫情暴发初期，包括后来湖北各周边地区疫情蔓延严重和泛滥，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一些飞速发展着的大中城市，其实他们的管理水平、灾难防治能力，包括资金投入、公民自卫意识等等方面几乎是“零”水平！这还了得！这还不出现我7年前警告中所说的，一旦再度置于“那十年前发生的非典面前”，“我们只能自取灭亡！”

“等着吧——没有记性的人们！”这一声警世之言是带着血丝在呐喊。

真的等来了——2020年的武汉和中国的许多城市疫情泛滥，一个个无辜的生命被病魔夺去，给国人和这个原本就不平静的世界留下一片更加深重的恐慌与绝望。

我非“先知”，更不是“预言”大师，仅仅是内心存在一份良知而已。7年前之所以有这样的呼吁和“呐喊”，是因为身在北京、常在各地采访，看到了我们快速发展着的国家同时存在着诸多的“土豪病”：看上去似乎很强大，然而很大程度上其实有些“虚胖”；口袋里很有钱，但并没有花在刀刃上；有足够的取财之道和理念，但却缺乏防避灾难的危机意识；国民素质低下而又十分自我膨胀……我们奋斗很努力，创造财富很不易，却有可能瞬间挥失殆尽，不堪一击。这些忧虑让我无法再沉默，所以有了满腔燃烧般的激烈追问和大胆的“预言”。

这样的“激烈”追问，平时容易被人误解为“极端”，而在武汉疫情暴发的一片谴责声中，它成为了人们奉为“至宝”的经典“预言”，这完全是意外。

成“网红”的那几天，其实我内心有些紧张，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角色并不会有好的结局。多少教训和体会告诉我，必须“隐退”越远越好！

可，今天能行吗？今天的大疫情比“非典”更加猛烈地冲击着我大中华民族，而且几乎在撼动我整个神州大地，已经能感觉到周边的、远处的那些做梦都想将中国拖到衰退泥坑的某些国家和反华势力已经露出了得意的狰狞之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