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哲学与科学

一、爱利亚学派

爱利亚学派得名于意大利中南部的城市爱利亚。这里是小亚细亚希腊人城邦弗凯亚的殖民地，自公元前6世纪起一直比较繁荣，保持着政治独立和文化上的创造力，为哲学和艺术等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与思想基础。不过爱利亚学派的人物不都活动于爱利亚，相互之间也并无明确的师承关系，只是因为主张大体相近，才被哲学史家们作为一个统一的学派对待。这个学派的精神先驱是色诺芬尼，前面已经讨论过，这里仅介绍公元前5世纪的3位，分别是巴门尼德、麦里梭和芝诺。

巴门尼德出生于南意大利的爱利亚，生卒年均不详，只知道他比芝诺大25岁。柏拉图说，巴门尼德曾在65岁时到达雅典，与当时十分年轻的苏格拉底会面，如果其记载可信，时间应在公元前5世纪中，如此则他的出生时间应在公元前6世纪末。他的思想既受毕达哥拉斯派影响，有较多的神秘主义色彩，也有色诺芬尼的影子。在其《论自然》的诗篇中，他宣称他坐在战车上，由太阳神的女侍陪同，经过“日夜之门”而到了“日之王国”，他从日之国女神那里获得启示，得到真理。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们总是认为真理由思考而来，巴门尼德则认为真理来自女神的启示，二者之间的差别不言自明。就其对世界总的看法来说，他强调世界静止的一面，其论证的核心是：当你想到某一事物，使用一个名字的时候，它必定是某一事物的名称，因此，语言与思想都需要它们自身以外的东西。既然你此时或彼时想到或说到某一事物时，不管你怎样想到它或说到它，它都一直存在，因此这个世界就没有变化，因为变化意味着产生与消灭。

如果说赫拉克利特的变动观把事物的变化看得过于绝对，以致忽视了事物相对静止的一面，巴门尼德则把事物相对静止的一面夸大到了绝对的程度，以致把本来具有某些真理性的理论变成了可笑的谬论。英国哲学家罗素从语言与事物的关系入手，对其做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巴门尼德论证的基础，是词汇的意义总是固定的，但事实上没有一个词汇对不同的人意味着同样的事物，它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意义，从而推翻了巴门尼德理论的前提。同时，词汇的意义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一定的时期它可以特指某一具体的事物，尽管对不同的人来说，它可能意味着该事物的不同方面。[1]

爱利亚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是芝诺。他也是爱利亚人，据说是巴门尼德的学生，可能曾被后者收养为义子。芝诺也曾到过雅典，做过雅典富翁卡利亚斯的老师。有故事说他曾参与过反僭主的斗争，并因此受到折磨，后来以计谋咬掉了僭主的一只耳朵（一说鼻子）。柏拉图说他仅写过一部著作，后世有人说他写过4部著作，但都已失传。在柏拉图看来，芝诺是其老师的忠实门徒，在思想上紧跟巴门尼德，论证世界并非多而仅是一，由热和冷、干和湿产生。只是他论证的方式稍有差别，以揭露对手论点的缺陷为主。他同样论证事物的静止性，“飞矢不动”是其最著名的例证。他的理由是飞行着的箭在每一特定的时刻都是静止的，静止的总和仍是静止。“因为如果每一件东西在占据一个与它自身相等的空间时是静止的，而飞着的东西在任何一定的瞬间总是占据一个与它自身相等的空间，那么它就不能动了”。他的另一个著名公式是阿喀琉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理由是“你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越过无穷的点。在你穿过一定距离的全部之前，你必须穿过这个距离的一半。这样做下去就会陷入无止境，所以，在任何一定的空间中都有无穷个点，你不能在有限的时间中一个一个接触无穷个点”。具体地说，阿喀琉斯之所以追不上乌龟，是因为“他首先必须到达乌龟出发的地点。这时候乌龟会向前走了一段路。于是阿喀琉斯又必须赶上这段路，而乌龟又会向前走了一段路。他总是愈追愈近，但始终追不上它”。[2]对于前者，我们可以说他忽略了运动是运动与静止的相对统一体，把静止绝对化了。至于后者，亚里士多德指出了芝诺论点隐含的前提：乌龟爬行的速度与阿喀琉斯追击的速度相等，忽略了不同事物之间有着不同的运动速度。从对哲学的贡献来说，巴门尼德与芝诺对事物静止一面的观察与描述，在当时无疑是无人可以企及的。

在早期希腊哲学史上，恩培多克勒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集科学家、哲学家、神秘论者于一身。约公元前492年，他生于西西里南部的希腊城市阿克拉加斯，家资巨富，其祖父曾在奥林匹亚赛会上赢得过战车赛的胜利。他在政治上十分活跃，曾参与推翻阿克拉加斯僭主政治的斗争，在民主政治的建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据说他以高龄去世（一说他活过了100岁，另一说为60岁，后者或许更可信）。关于他的去世，抛开成神之说不论，另有两种不同记载。一说他跳入埃特那火山口，以证明自己为神，证据是在那里发现了他经常穿的一只铜拖鞋。另一说他在伯罗奔尼撒去世，但希腊并无他的墓葬。

恩培多克勒可能是亚里士多德以前希腊最博学的人物之一，对文学、医学与生理学都卓有贡献。据称他写过34部悲剧，另有诗歌多篇，并用诗歌阐述他的哲学理论和教导。他似乎十分了解人的生理器官及其功能，致力于用知识改善人们的生活，他自称许多男女到他那里，希望听他讲授有关治疗疾病的知识，还有人把西西里医学的创立归功于他。当塞利努斯发生瘟疫时，他意识到是因河水污染造成，于是将两条河的水汇合消除了污染，从而制止了瘟疫。他还曾救过一个妇女的命。据称该妇女本已停止呼吸，但他认为妇女虽无呼吸，却并未死亡，保存其身体30天后，该妇女果然活了过来。他对自然现象可能也有深入研究，在希腊人的传说中是个能呼风唤雨的人物。据说有一次当狂风危及庄稼时，他吩咐人们剥掉驴皮，将它们制成大口袋，然后在山顶和海角等地把口袋张开，以堵截狂风。另一个传说是他在一个峡谷口修建了一堵墙，以防止恶风吹入，似乎更为可能。

在宇宙论上，他与其先驱者爱利亚学派以及米利都学派有所不同，他们大多主张世界由某一单纯的物质构成。而他认为，世界由火（宙斯）、土（赫拉）、水（埃多奈乌）、空气（奈斯提斯）4大元素构成，所有事物都是由这4种元素按不同比例混合后形成。天是由同样的气凝聚为冰形成的；太阳则是围绕大地的火；冬天的产生是由于趋向膨胀并且趋向上升的气占统治地位；夏天则相反，相当于趋向下降的火占统治地位。事物生灭的动力来自爱与争，当爱把它们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争又会逐渐把它们分开。有一个时期爱完全占据优势，但争逐渐把爱排挤出去，占据优势，而爱又逐渐返回，把争排挤出去，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造成了世界万物不断的运动与生、灭。他具体论证过诸多事物生灭的原理，连人的聪明和愚蠢、衰老和生机，都被用四种元素的均衡和稀松来解释，虽不免天真，但较之前人则具体且生动。他既汲取了赫拉克利特关于世界不断变化运动的理论，又汲取了巴门尼德关于静止的部分观点，并将二者有机地融合起来。与其先驱者相比，恩培多克勒的理论无疑相当特殊。只是他没能解释爱与争因何而来，二者因何会周而复始地连续斗争。

二、德谟克利特

继米利都学派而起的哲学派别是原子论派，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是其代表，前者据说曾受教于爱利亚学派哲学家巴门尼德，生卒年代均不详，著作也没有流传下来。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年出生于阿贝德拉，曾广泛旅行，到过埃及、波斯、印度，与爱利亚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物似乎都有交往，可能还曾到过雅典。德谟克利特博学多识，古代人列出的他的书目达60种，包罗万象，既有关于宇宙的玄想，也有关于技术的著作，既有关于数学问题的讨论，也有关于音乐、语言等人文科学的理论。可惜他的著作无一流传至今，我们所能见到的仅是其他哲学家的摘引或提要。他以高龄去世，有人甚至说他活到100余岁。

原子论派主张从物质的角度解释客观世界，他们坚信所有事物都由密不可分的原子组成。原子不可消灭，它们相互之间留有虚空，永远处在运动之中。原子的形状、重量、颜色、质量可能各不相同，不同类原子合成的不同方式构成了世界上的万千事物。这些事物的形成虽然出于原子的相互偶然组合，但任何事物的形成都有其客观的原因，因而都是可以解释的。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之所以不可再分，是因为它的内部不存在虚空，苹果之所以可分，则是在它的内部存在虚空。原子之间的相互碰撞与组合构成了世界的运动。宇宙中因原子的运动存在许多个世界，有些世界可能没有太阳与月亮，有些世界则因原子的组合而有多个太阳与月亮。世界可能由于与较大的世界碰撞而消失，所有的世界都有其始终。思想也是一种运动，是一种生理过程，味觉、颜色等是因我们的感官而形成的，重量、硬度等则是自然界天生固有的。

德谟克利特具有当时希腊学人具有的一些共同点：鄙视妇女，不主张养育子女，因为抚育子女有碍于哲学思考。他反对性关系，认为那是让快乐压倒了意识。他喜欢民主，认为在民主制下受穷也比在寡头制下富有好，但他同时又认为，人类存在智者与愚者，让智者接受愚者的命令无法容忍。在伦理学上，他把快乐当作生活的目的，但他的快乐是中庸之道。德谟克利特的宇宙论虽是想象多于实证，但他的理论给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以巨大影响。罗素指出，希腊哲学自德谟克利特以后出现某种衰微趋势，就其对自然世界的兴趣与探讨来说，确乎如此。因为自德谟克利特之后，哲学家们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人身上。在这个意义上，德谟克利特可谓古代希腊最后一位自然哲学家。

三、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在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的影响可谓独特。罗素在论及苏格拉底时说道：“对有许多人，可以肯定说我们知道得很少；对另有许多人，可以肯定说我们知道得很多；但是对于苏格拉底，就无从肯定我们知道得究竟是很少还是很多了。”[3]罗素的评论，一语道破了苏格拉底研究中的困境：虽然关于苏格拉底的记载或者借苏格拉底之口说的话非常之多，但那是不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归于他名下的言论是不是足以代表他的思想，争议颇多。有人相信色诺芬，有人则相信柏拉图，还有人两者都不信。即使相信柏拉图者，也有区分到底哪些是柏拉图前期作品、哪些是柏拉图后期作品的争论。这里只能简要介绍一些最为一般的结论。

苏格拉底是一个地道的雅典人，父亲据说是个雕刻师，母亲是接生婆。对于他的师承，留下的记载不多，有些人说他是智者阿那克萨戈拉的学生，还有人说他曾做过达蒙的学生，但似乎都没有明确证据。估计以他父亲雕刻匠的收入，没有能力支付智者索取的学费。他的门生柏拉图对智者派的态度，也暗示两者之间不大可能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不过当时智者蜂拥到达雅典，在雅典开门授课，苏格拉底可能与其中的不少人有过交往，聆听过他们的教诲，并从中汲取养分。

作为一个公民，苏格拉底大体合格。他曾经多次作为重装步兵参加战斗，也出任过议事会议员，并在公元前406年雅典那场臭名昭著的审判中坚持原则，反对对6名将军的非法审判。三十僭主期间，他仍能坚守自己的良心。当三十僭主要求他逮捕一个无辜的雅典公民时，他虽未明确反对，但也没有采取逮捕行动。他政治上并不活跃，在一个雅典公民出任国家主席的概率超过赌徒掷出某个点的概率的国家，他居然不曾出任过任何官职，也不曾提起任何诉讼，或许也没有就国家事务提出任何建议（公元前406年那次例外）。在私生活中，他可能比较怪异，曾受到阿里斯托芬的嘲笑，后者指责他的思想只能够颠倒是非，黑白不分。另据他的学生色诺芬记载，他长相比较独特，扁鼻子、大肚子，曾经为思考问题在冬天的野外一天一夜呆立不动，以至于成为军队中的奇观。他还曾借德尔斐的阿波罗之口，宣称自己是希腊最有智慧的人，并且与各种不同行业、不同角色的所谓有智慧的人交流，指出他们实际上非常无知，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在教学中使用的谈话和分析方法，也被他的学生滥用，到处与人讨论问题，并嘲笑那些在谈话中发现自己陷入矛盾的人。他教的那些学生确实与当时的民主政治不太协调。阿克比亚德斯生活**，曾任雅典将军煽起西西里远征，在受召回国受审时，公然逃亡敌国斯巴达，并且让斯巴达出兵援助叙拉古，派兵进占狄凯莱亚，导致雅典远征军全军覆没。他另外两个门生是克利提亚斯和卡尔米德斯。二人都是三十僭主的成员，行事毫无原则，后都在战场上被民主派打死。崇拜他的色诺芬公然参与斯巴达一方进攻雅典，缺席被雅典判处死刑。只有柏拉图不太卷入现实政治，不曾受到雅典人的控告。苏格拉底自己也承认，他在雅典人中声名不佳，很多人对自己的孩子从小就灌输说：苏格拉底善于颠倒黑白，以非为是。学者们普遍认为，他被处死与他这些学生的作为以及他本人的形象有直接关系。

作为哲学家，苏格拉底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可能是第一个因为自己的哲学观念受到审判并被处死的人，而且是被雅典的民主政府处死的。公元前399年，在他70高龄时，他以腐蚀青年，不信雅典国家的神的名义，受到安尼图斯和吕孔等人的控告。苏格拉底选择自我辩护，不仅认为自己无罪，反而认为雅典国家应当把他作为诤友供养起来。审判他的法庭陪审员为501人，第一次以281票对220票判他有罪。第二次投票中，考虑到他有藐视法庭的嫌疑，赞成票多了80票。在被投入监狱等待被处死期间，他的门生和朋友本已买通狱卒可以让他逃亡，但他以既已成为雅典公民，就必须服从雅典当局做出的合法判决为理由拒绝，坦然就死，死前还把自己的妻子、孩子打发走，与其门生一道大谈死亡哲学。苏格拉底因此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烈士，一个为自己的思想和信仰殉道的人。

苏格拉底在哲学上的一大贡献，是把哲学探讨从天上引到人间。虽然前苏格拉底哲学并不是不关心人间事情和政治生活，但现今留下的文献中，少有系统讨论政治问题者。苏格拉底则不同，他把哲学的任务理解为认识人类自身，借用希腊宗教圣地德尔斐的名言，是“认识你自己”。

在苏格拉底看来，以前的哲学家并未能说明人的本质，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灵魂、思想，并追求善。这种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好或善良，而是灵魂中道德的善，纯粹的善。对于人来说，认识自己的本质在于善，致力于自己灵魂的净化和最大改善，才是他们最要紧的事情。可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一点，他们高谈阔论天上、地下的各种事情，自以为无所不知，实则对人类自身一无所知，而苏格拉底的目标就是唤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他在雅典城内到处走动，经常找人谈话，向人们宣传说，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指导或产生目的性的是人的思想，因此，世上的一切，无不是人类思想的产物。人如果不能改变自己的灵魂，使它成为至善，而一味追求个人的、特殊的目的，那就背离了普遍的善，所以，人最大的任务是认识自己灵魂中所存在的善。

苏格拉底的政治观念历来是批判民主政治的理论渊源之一。在《申辩篇》中，他明显认为，自己的哲学使命高于国家的法律，他宁愿被国家法律处死，也不愿放弃神赋予他的探讨哲学的使命，哪怕这种探讨在国家看来有腐蚀青年的危险。而这一点，可能与他对美德的认识有关。他最著名的公式是美德即知识，然而这种知识似乎是不可能传授的。可是治理国家，犹如木工和船工一样，是需要专业知识的。用他自己的话说，雅典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制造船只、加工鞋子等问题上会听从专家，可是在治理国家这样的大事上，居然让所有人都有资格发言，并且以抽签的方式选择国家的官员，完全是把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交给最无资格的群氓，因此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严重挑战。对此，近代西方思想家做出了很好的回应：治理国家就是一种利益分配，少数人的智慧固然是国家之福，但如果少数人的利益左右了国家，那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恶。

作为哲学家，柏拉图几乎是个举世无双的人物，其影响远在其他希腊哲学家之上。像苏格拉底一样，他是雅典公民，但不曾在雅典现实政治中发挥过明显作用。他是苏格拉底的崇拜者，其《申辩篇》中的苏格拉底虽然怪异，但性格鲜明。苏格拉底的被处死，让他对雅典民主政治彻底失望，也曾迫使他短期逃亡，不久后返回，并在雅典郊区的阿卡德米开办学园，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他还曾三次去西西里，希望实现自己培养哲学王的政治理想。但每次都无功而返，还几乎丧命和变成奴隶。他的作品基本流传下来，几乎都是对话体，涉及哲学、政治理论、文学、天文和几何等多个方面。有意思的是，虽然他认为书面文献不足以传达人类的思想，他却是第一个有系统文献传世的希腊哲学家。更让人吃惊的地方，在于当古代大多数作家的作品失传时，他的作品基本都保存下来了。

柏拉图熟悉在他之前和与他同时的几乎所有希腊人的哲学与思想，对现实政治也有深刻的思考。概括言之，他的理论大体有4个来源：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理论和几何学；巴门尼德的存在永久与无限，因此一切变化都是虚幻的理论；赫拉克利特的感性世界无任何永久事物，因而经过与巴门尼德的调和，得出知识并非来源于感性的结论；最后是苏格拉底对伦理问题的关注，对善的追求。

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是他的理念论，他认为在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理念，所有现实的事物都是其理念的复制，它们只能无限地接近于理念，永远达不到理念那样完美的程度，因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不完善的，最完美的是那最接近理念而又保持不变的。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我们说某种动物是猫，在心目中必定先有猫的理念，它概括猫的特点，是最完美的概念，所有其他的猫都由此派生，都不如原型的猫完美，其他如床、树等也是如此，推而广之，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复本，永远不可能达到最完善的境地。

与理念论紧密相连的是他的政治哲学：既然与理念世界相比，现实世界是不完善的，现实世界的政体与理想政体比较，就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批判了当时希腊世界存在的从民主制到寡头制、从君主制到僭主制的各种政体，企图建立起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在其理想国中，整个居民被分成3个等级：卫国者、士兵与生产者。只有第一等级拥有政治权力，其人数比其他两个阶级远远要少。最初他们由具有知识的立法者挑选产生，此后便世袭相承，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下层阶级有潜力的儿童可被提升到卫国者等级，而卫国者中的无能者也可能下降到低一等的阶级中去。为了保证卫国者的质量，教育乃第一要务，教育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两类：音乐与竞赛，前者的概念近似于文化教育，后者近似于身体锻炼。文化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绅士，凝重、合宜与勇气是绅士的主要标准，所以从一开始，监察官就必须对国内的文献进行严格的检查与监督，孩子们只能看那些得到许可的书，听有益的音乐，妈妈们只能讲那些得到许可的故事，荷马与赫西奥德必须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因为在他们的笔下，神的行为有时十分丑恶，如纵声大笑、豪饮无度、偷香窃玉，英雄们贪生怕死、争风吃醋。戏剧当然也得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因为戏剧中有恶棍，还有妇女、奴隶出现，孩子们可能模仿他们的恶劣行为，导致心灵的败坏。音乐也是如此，表达感伤情调的伊奥尼亚调与吕底亚调被禁止，仅有鼓励勇敢的弗里季调与多里安调被许可存在。身体锻炼以培养健康体魄、吃苦为目的。在达到一定年龄后，他们必须通过考验，达到不为恐惧与快乐所左右的程度，方可成为卫国者。

为保证卫国者的稳定，卫国者们不得拥有私有财产，只能住在小房子里，除生活必需品外，不得拥有任何其他形式的财产，金银当然必须禁止。卫国者们实行公餐制，膳食简单，鱼、肉一类只能烤着吃，不得加入其他食料或佐料。婚姻当然也随之改变，实行同辈婚。在一定的日子里，由国家挑选适当数量的男女，以抽签的方式结成夫妻，但国家必须注意使最优秀者生育最多的子女。子女一旦生下，立刻被抱走，由国家抚养与教育，任何父母不得认识自己的子女，任何子女亦不得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这样，所有老人都是父母，所有儿童都是卫国者的子女，青年人会尊敬每一位老人，因为他很可能是他的父亲，老人也会喜爱每一个孩子，因为他很可能是他的子女。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也是最大限度地驱逐个人的情感，保证公共精神的统治。

为了为他的贵族政治理论寻找根据，柏拉图还认为，必须创造神话使政治制度得到认同。卫国者由黄金构成，战士由白银组成，劳动者由铜、铁组成，各有自己对应的美德。对一个城邦来说，最大的正义是各等级各司其职。因此，柏拉图的政治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他贵族政治观的反映，不平等被当作天然事实加以确认，并借神话的形式固定下来。在这样的国度里，个人的能力、个性与发展完全被扼杀，国家的一切，实则只是由卫国者中的一小撮人控制着。由于它的僵化，这里不可能有科学与文化。它真正的悖论，在于在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里，恰恰不可能允许柏拉图这样的人存在。波普尔把柏拉图的政治理论当作极权主义的政治学，号召人们坚决将其打倒，并为此写出了皇皇巨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但在美国的保守主义哲学家如斯特劳斯等人那里，柏拉图有再度复活的趋势。

四、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被马克思称为古代世界最博学的人，现代学术的许多学科，如伦理学、动物学、政治学、逻辑学等，都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手里取得独立学科地位的，在古代与近代科学、哲学发展史上，亚里士多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本是爱琴海北岸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邦斯塔吉拉人，父亲是马其顿国王阿明塔斯的御医，他自己后来也曾充任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家庭教师，与马其顿宫廷关系密切。他思想上最重要的导师是柏拉图，17岁就到达雅典求学，追随柏拉图，一直待了20年。学成后亚里士多德前往小亚细亚，3年后往马其顿宫廷。然而亚历山大的作为，似乎表明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政治理想南辕北辙。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到达雅典，在吕凯翁开办了自己的学园。据说最初他的学生不多，授课方式则是他与几个学生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哲学，因此得名“逍遥学派”。此后他的学生逐渐增多，他也坐下来授课。但在学园的管理方式上，他似乎更青睐雅典人管理国家的民主方式：每10天为学园指任一名轮值主席，而不是由一人专管。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雅典爆发了反马其顿的斗争。亚里士多德担心自己成为雅典人发泄仇恨的对象，立刻离开雅典前往卡尔西斯，旋即在那里病逝，享年63岁。

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政治理论上，亚里士多德都受到柏拉图的巨大影响，其政治理论本质上与柏拉图理想国的区别并不明显。不过亚里士多德实践了他自己的名言：吾爱吾师，但吾尤爱真理。在很多方面，他都对自己老师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对柏拉图政治理论的批评达到几乎吹毛求疵的程度。他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可谓中肯。在分析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后，他指出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一般是个别的集合，也就是说，概念是从大千世界的万物中归纳出来的，因此事物先于概念而存在，从而戳穿了柏拉图的理念论。

在政治学领域，亚里士多德卓有贡献，政治学一词似乎就是由亚里士多德创造的，在最初它仅意味着研究城邦的学问。在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理想国家仍是自给自足的城邦，其公民应相互认识，人数不应太多。城邦的目的是保证优良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源自家庭，若干家庭组成村庄，若干村庄再联合组成城邦。就人的天性来说，他必属于某一城邦。我们今天经常引用的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实际的含义，是人天然是城邦的动物。为了保证优良的生活，城邦中必须有奴隶，奴隶不应由希腊人而应由蛮族充任，因为野蛮人天生富于奴性。与此相关的是经济活动，其目的以保证公民拥有优良的生活，因而为赚钱而赚钱的活动，尤其是放贷取息的活动，必须坚决反对。因其提供衣食之需，农业受到特别的推崇。与其师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分成6大种类，即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正宗政体的标准是其政治服务于全邦的利益而非仅服务于统治者的利益。属于正宗的政体有君主制、贵族制与共和制，它们的变异形式分别是僭主制、寡头制与民主制。后一类之所以是变态政体，原因在于统治者施政时只考虑掌权者的利益。在正宗政体中，君主制最优秀，因为君主制有慷慨的美德，在变态政体中，民主制最好，因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标准，最好的在变质时会成为最坏的，正宗政体中最差的因而演变为变态政体中最好的。亚里士多德虽然为民主政治说过不少好话，如公民享有城邦权利，理当轮番为治；众人是意见的良好判断者；众人的智慧远高于个人的能力等。但在他的笔下，民主制仍是大多数穷人对富人的专政。在那里，民众在平民领袖的煽动下进攻富人，一心只照顾平民的利益，把国家政治引向无序。他的理想中，则是农民成为国家的公民，但公民不应经常参与国家政治。

亚里士多德对各种政体的原则以及变革的原因做过较深刻的分析。毫无疑问，希腊城邦一直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公元前4世纪城邦遭遇的各种问题，使所谓的革命成为家常便饭。它们给亚里士多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亚里士多德较其先驱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注意到经济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不仅在城邦起源的讨论中较多地涉及经济，而且注意到它在政体变动中所起的作用，如他指出贵族政体由于引入非贵族出身的富人而变为寡头政体，所以贵族政体只能存在于那些土地是财产唯一来源的城邦。从长远来看，所有社会不平等都源自收入的差异。所以一个城邦中即使富人居多数，但如仅有富人掌权，仍属寡头政体。

针对当时希腊各邦争战不已，互卖公民为奴的实际，亚里士多德反对希腊人之间的相互杀伐，主张发动以征服蛮族为目的的战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伊索克拉底的影响。对于希腊各邦当时所存在的制度，亚里士多德似更欣赏雅典，对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民主派推行的和解政策尤其推崇，对斯巴达则十分严厉，声称他们的立法家把斯巴达人变成了只知战争，不知利用闲暇的野兽。对斯巴达妇女的“**”和贪财，亚里士多德从其大男子主义的立场出发，更是批评有加。大体上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仍是希腊有产者的观点：穷人无能力行使统治权，政权应归有教养者掌握。

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如动物学、植物学等，亚里士多德也有其独到的贡献，他曾与其门生一道解剖动物，还对植物进行过分类。在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如文艺、音乐理论等方面，他也有独到贡献，但他对后世影响极大的除前述哲学与政治学外，还有逻辑学。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一直雄踞魁首。直到现代，天主教会仍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奉为经典。他创立了著名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如所有人都会死（大前提），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所以苏格拉底会死（结论）。从大前提中，人们还可做出推论，如所有人都会死，可反推：神并非凡人，所以神不会死，由此还可推出：既然人都会死，所以人不是神。

五、数学与天文

古代希腊人对数学一直有着浓厚兴趣，不少哲学家同时又是数学家，泰利斯据说是第一个创立几何学的人，毕达哥拉斯提出了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又创造出分析与归纳方法，分析即从一个有待证明的假定出发，反推出定理或公式。归纳的步骤正好相反，它从一个已经证明的定理或公理出发，推出新的定理与公式。有时希腊人甚至还能采用反证法，即假使某一定理是矛盾的，由此出发做出一系列推论，证明假设不能成立，从而说明原定理是正确的。古典时代希腊的大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都十分重视数学的作用，据说柏拉图的学园门上写有“不懂几何学者莫入”的招牌，柏拉图为了把小狄奥尼修斯改造成他心目中的哲学王，首先教授的便是几何学，他的门生欧多克苏斯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对比例论有精深的研究，可惜他的著作都已失传，其部分内容可能保存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第5章中。

天文学是希腊另一有重要意义的学科。它的发展出自农业生产与确定宗教节日的需要，前者无疑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早在荷马和赫西奥德时，希腊人就已注意到星宿变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这些早期的观察无疑是后来天文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另一个需要来自历法的确定，无论是农业生产、航海经商，还是外出旅行、过节等，都必须以一定的历法为基础。据说泰利斯曾预言过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食，还曾利用自己的知识，预见到来年橄榄会大丰收。希腊人使用的历法各不相同，各邦都有自己的历法，每年开始的时间差异很大，雅典的新年在7～8月间，以月亮绕地球一周为基础，类似中国的阴历，月份名称大多根据该月的节日确定，每月29～30天，全年为353～355天，闰年则为383～385天。但雅典公民大会开会另有历法，一年以议事会主席团之数确定为10个月，公民大会发布的命令通常也是以第几届主席团的第几天的会议决定某某事情。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人麦同研究出19年一循环、阴阳结合的历法，可惜未被采用。根据这个历法，一年为365又5/19天。与此同时，四季的概念也出现了。公元前5世纪末起，希腊人开始运用几何学理论解释天体运行，不过希腊人始终认为大地像一个圆盘，星星及太阳等都绕地球运转。

六、希波克拉底

医学是古代希腊最发达的分支之一。希腊人从近东汲取了许多医学知识，很多方法几乎是从埃及或巴比伦照搬过去的。就其地域的分布来说，东部希腊的克尼多斯、科斯，西部希腊的克罗同等地以医术知名，克罗同的德摩凯戴斯曾在埃吉那、雅典做过国医，后来又阴差阳错地成为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御医，治好了大流士的脚伤及王后阿托撒的乳腺炎，但他思念家园，最终借机回到了母邦克罗同。科斯最著名的医生当然是希波克拉底，他通常被视为西方医学科学的鼻祖，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词”据说也由他制定，至今仍是世界医学界的道德规范。当今流传的希波克拉底文献，部分可能出自希波克拉底本人，但也有众多其他作家的作品，作者中既有开业的医生，也有没有实践经验的理论家，既有病例的记录，也有深奥的理论阐述，无异于古代希腊医学百科全书，是反映古典时代医学发展最珍贵的史料。

希波克拉底注意用科学解释疾病的起源，强调神与疾病无关，只有那些不知道病因的庸医才会把疾病归于神意。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不仅能够说明病人当时的情况，而且可以知道病人过去的病情以及将来的发展。为此，医生必须详细询问病人的病情，检查各方面的情况如体温、大小便与呕吐物，观察眼睛的状况及面部的颜色，了解病人的睡眠、食欲等，与中医相比，仅仅缺少诊脉。希腊人已经知道运用解剖学的知识治疗疾病，注意到动物与人之间生理上的相似，甚至用动物作解剖试验，但因解剖学不够发达，对妇科疾病缺少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些则仍处在迷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