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亚细亚希腊人暴动

公元前546年，波斯征服吕底亚。与吕底亚决战前，居鲁士曾经派使者要求希腊人倒戈，但除米利都见风使舵地与波斯结盟外，其他城邦无一例外地拒绝了。萨狄斯被攻陷后，希腊人如梦方醒，派人到居鲁士处，希望订立与吕底亚时相同条件的盟约：缴纳一定数量的贡赋，内部自治。但居鲁士用了一个渔夫捕鱼的故事，巧妙地拒绝了希腊人的要求。希腊人见势不妙，各自回国准备保卫自己的国家。他们虽然在泛伊奥尼亚圣地开会商量了对策，但并无统一方略。去斯巴达求援的使者，不过是让斯巴达派出一个使者，给居鲁士送去一个警告：不要触动希腊人。然而居鲁士听说了希腊人的情况后，根本不为所动，而斯巴达人也无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好在居鲁士需要应付更加紧迫的目标巴比伦和东方的西徐亚人，暂时没有触动希腊人。然而居鲁士甫一离开，他留在萨狄斯的财务代理人帕克图耶斯就煽动当地人暴动，而且在沿海希腊人地区招募雇佣兵。这让居鲁士意识到，必须对希腊人采取行动。在镇压了帕克图耶斯的暴动后，居鲁士命哈尔帕戈斯和吕底亚总督负责征讨沿海地区的希腊人。尽管波斯人曾经遭遇某些挫折，但总体上进展顺利，不仅大陆上的希腊城邦，连爱琴海岛屿上的一些希腊人城市，都被征服。波斯人的统治与之前的吕底亚人似乎并无根本性区别：缴纳一定数量的贡赋，战争时期应波斯的要求出动军队，城市内部管理基本不受干涉。因此冈比西斯末年波斯全国大暴动、波斯驻吕底亚总督也蠢蠢欲动时，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仍保持安静。

然而，大流士登基后，为稳固波斯统治，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帝国统一的措施。就其对小亚细亚希腊人城市的影响来说，一是贡赋可能增加，二是包括军役在内的劳役类负担加重。从居鲁士到冈比西斯时代，各地的贡赋以所谓礼物的形式缴纳。尽管所谓的礼物应当与国王期待的价值符合，但毕竟不是经常性的税收。大流士改革后，伊奥尼亚被与卡利亚等组成一个纳税区，每年需缴税400塔兰特。另外，伊奥尼亚人需要参与波斯都城的劳作。波斯和希腊人的文献中，都提到在苏撒和波斯波利斯建筑中的希腊人。此外，希腊人可能还需要在波斯军队中服役。加上大流士继位后，可能为加强统治，奖赏自己的追随者，对希腊人城市内政的干预也显著增加，尤其是把僭主统治强加到不少城邦头上，与此时希腊人追求平等和民主的倾向背道而驰。诸种因素合并的结果，造成了公元前499年小亚细亚希腊人的暴动。

公元前500年的一桩偶然事件，点燃了暴动的导火索。一批纳克索斯流亡者到达米利都，要求米利都帮助他们返回，并承诺给予一定好处。时任米利都僭主的阿利斯塔戈拉斯就此请示波斯驻萨狄斯总督阿塔弗莱涅斯。后者爽快地答应了，并且主动把能够提供的兵力增加了一倍。然而波斯总督的承诺不是无条件的。当远征军一切准备停当前往纳克索斯时，军队的统帅变成了波斯人麦加巴特斯，米利都人成了配角。如此安排马上产生了问题。远征军航行途中，麦加巴特斯惩治过一位希腊人船长，理由是这位船长疏于警戒。船长恰好是阿利斯塔戈拉斯的朋友，于是他出面向波斯人说情，希望取消对船长的惩罚。在请求遭遇拒绝后，阿利斯塔戈拉斯自作主张，将船长释放。麦加巴特斯异常愤怒，乃将军队出征的消息透露给纳克索斯人。纳克索斯人立刻加强城防，储备粮食和饮水。当波斯军队到达时，纳克索斯已经做好一切准备。阿利斯塔戈拉斯和波斯人围攻4个月，一无所获，被迫撤兵。这样一来，远征军的倡导者阿利斯塔戈拉斯处境狼狈：远征不仅没有给波斯人带来任何好处，反而让阿利斯塔戈拉斯个人和波斯政府支付了一大笔钱。远征过程中，阿利斯塔戈拉斯还开罪于波斯显贵。对于依靠波斯支持才能维持统治的米利都僭主来说，与波斯关系的紧张具有致命影响。在此情况下，阿利斯塔戈拉斯决定利用当时希腊人不满波斯统治的情绪，发动反波斯的暴动。

为争取对暴动的支持，阿利斯塔戈拉斯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僭主地位，将政权交还米利都人民，并且以阴谋手段将伊奥尼亚其他城邦的僭主一一抓捕，把他们交给各自城邦的人民处置，有些城邦的僭主当场被处死，但大多数只是被剥夺了权力。接着，阿利斯塔戈拉斯前往希腊大陆求援，以为暴动获得更多支持。他首先到达斯巴达，但遭到国王克列奥美涅斯拒绝，不过在雅典取得了成功。他在公民大会上的演说，让雅典人同意援助，并且派出了20条船参战。希罗多德因此评论说，阿利斯塔戈拉斯没能欺骗克列奥美涅斯一个人，却能够欺骗3万名雅典人。希罗多德可能忘记了，自民主政治建立以来，雅典已经暴露出扩张倾向，并且对爱琴海中的岛屿和小亚细亚具有浓厚的兴趣。雅典答应援助，不过是其扩张欲望的外在表现之一。

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它的北方是埃奥利亚人，中部是伊奥尼亚人，南部是多利亚人。此外，塞浦路斯岛和爱琴海岛屿上，也有部分希腊人国家。最早发起暴动的是伊奥尼亚人，多利亚人、埃奥利亚人和塞浦路斯人后来逐渐加入。暴动初期，伊奥尼亚人曾有过合作行动。在雅典和埃利特里亚支持下，伊奥尼亚人进军萨狄斯。因波斯驻军数量较少，希腊人顺利攻占该城大部分街区，但卫城仍被波斯驻军坚守。希腊人行动中并未表现出良好纪律，在劫掠过程中引发火灾，导致主要由木材与草料修建的房屋迅速被引燃，全城大部被烧毁。同时，希腊人听说波斯大队援军即将到来，自觉无力对抗，仓皇撤退。在以弗所，波斯人追上了希腊人。随后的决战中，伊奥尼亚人遭遇失败，各自逃回自己的国家。雅典人和埃利特里亚人随后也退回本土，陆地上联合的军事行动从此告终，后来的日子里，希腊人回到了他们过去的老路上：留在城市内坐等波斯人攻击。

与希腊人进攻萨狄斯同时，塞浦路斯的希腊人也发起了暴动。伊奥尼亚人派出援助的水师与塞浦路斯人并肩作战。波斯人迅速做出了反应，派兵进攻塞浦路斯。随后的决战中，由于塞浦路斯人中有人叛变，暴动的首要城市撒拉米斯被攻陷。伊奥尼亚人虽然在海上的决战中击败了腓尼基人，但既然陆地决战遭遇失败，保卫的对象已经沦陷，伊奥尼亚人只好撤退。

此后，波斯人在海上和陆上两线展开反攻。赫勒斯滂地区的希腊人城市首先遭遇攻击，波斯人没费多大气力，就在这里取得了成功。伊奥尼亚人打算在海上与波斯人一决高低，组成了联合舰队，弗凯亚人狄奥尼修斯被选为统帅。他显然在海战上颇有造诣，严格按照海战规程训练希腊舰队。然而希腊人似乎无意接受如此严酷而枯燥的训练，加上弗凯亚实力不济，也难以强迫其他盟国听命。正在此时，原本被废黜的某些希腊僭主接受波斯嘱托，派出代表与水师中的希腊人谈判，一些城邦的将领受此引诱，决战的决心有所动摇。当决战开始时，萨摩斯人等首先叛变，脱离了阵线，另有一些希腊人追随了萨摩斯人，只有开俄斯等少数城邦奋力作战。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希腊人惨败，统帅狄奥尼修斯率领少数船只得以逃脱，开俄斯人在撤退回国途中遭遇袭击，几乎全军覆没。

水师的失败决定了暴动的结局。波斯人从海陆两路封锁米利都。公元前494年，米利都最终被攻陷。该城的成年男性大部分被杀，残余居民被押往苏撒。领土被瓜分：波斯人占据了城市，山区的土地被卡利亚人占据。其他城邦或者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也陆续被波斯人征服，伊奥尼亚人的暴动至此失败。

然而，对于波斯和希腊的关系来说，暴动产生了重要后果。战后波斯总督详细测量了亚洲希腊人各邦的领土，禁止它们此后再相互发动任何战争。爱琴海中的部分希腊人城市也被波斯人征服。雅典和埃利特里亚对亚洲希腊人的援助，让国王大流士意识到，希腊本土的那些城市应当遭到制裁，否则波斯对亚洲希腊人的统治不会稳固。据说大流士在得知雅典人的有关情况后，“他便要人们把弓给他拿来，他放一支箭在弓上并把它射到天上去……祈求说：‘哦，宙斯，容许我向雅典人复仇吧。’自是而后，每到他用饭的时候，他都要他的一个仆人在他的面前说三次：‘主公，不要忘掉雅典人啊。’”[1]仆人的提醒看来确实起了作用，因为攻陷米利都两年后，大流士就发动了对希腊的第一次入侵。

二、马拉松战役

公元前492年，大流士以自己的女婿马尔多尼奥斯为统帅，率水陆两路大军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向希腊本土推进。在渡海前往欧洲之前，希罗多德特意提到，马尔多尼奥斯在小亚细亚做了一件足以让希腊人吃惊的事情：他废黜了希腊各邦的僭主政治，以民主政治代之。希罗多德的意思，是希望证明他第3卷提及的波斯内部关于波斯应当采行何种政体争论的真实性，但他的记载，说明以大流士为核心的波斯中央政府对于民意的反应还算积极：既然公元前499年暴动的原因之一是希腊人对民主的追求，那波斯人可以顺应这一要求。不过希罗多德这个概括性的说法到底有多少真理，令人生疑。首先是希罗多德所说的民主政治过于笼统，我们不知道取代僭主政治的所谓“民主政治”，到底有多少民主性。其次则是历史事实本身证明这个所谓的民主政治即使存在，恐怕也时间不长，因为到公元前480年，当波斯人入侵希腊时，小亚细亚希腊人城邦军队的统帅又变成了僭主。无论如何，镇压起义后波斯的统治政策似乎达到了一定效果。公元前479年之前，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相对安静。

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公元前492年波斯人远征的目标名义上是报复雅典和埃利特里亚，实际上是征服尽可能多的希腊城邦。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与希罗多德的预判有别。远征军水陆并进，很有一口吃掉巴尔干希腊人的势头，但希罗多德并未提供远征军的具体数字，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那是一支庞大的军队。遗憾的是，由于波斯人不太熟悉地形，水师在爱琴海北岸的阿托斯海角遭遇风暴，损失了大约300条船和2万士兵。于是水师返回了波斯。陆军的命运也不更好。在色雷斯人境内时，波斯人遭遇当地布吕戈伊人的袭击，损失似乎也不小，统帅马尔多尼奥斯本人也受了伤。因为水陆两路都不顺利，马尔多尼奥斯在征服了布吕戈伊人后，打道回府。

公元前491年，波斯人向希腊各邦派出使节，要求希腊人承认波斯的统治。除雅典和斯巴达控制的伯罗奔尼撒大部分城邦外，希腊不少城市，包括埃吉那和阿哥斯在内，都表示向波斯大王屈服。雅典和斯巴达不但公开拒绝了波斯人的要求，而且处死了波斯派去的使节，其意大约是希望借此表明与波斯人对抗到底的决心。

公元前490年，600艘三列桨战船，连同它们装载的马匹和士兵，在米底人达提斯和波斯人阿塔弗莱涅斯统帅下出发了，目标直指雅典和埃利特里亚。为麻痹对手，波斯舰队离开萨摩斯，横渡爱琴海。当波斯人到达优卑亚岛上的埃利特里亚时，雅典人曾经主动提出，他们驻扎在该岛上的4000名公民可以参与对波斯人的战争。然而在如何应对波斯人的问题上，埃利特里亚人内部意见并不一致。一部分人希望撤退到附近的山里，另一部分人主张坚守城池，还有部分人显然希望通过叛卖从波斯人那里得到某些好处。于是雅典人接受了埃利特里亚人埃斯奇涅斯的建议返回雅典，而他们后来成为马拉松战役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波斯人对埃利特里亚的进攻持续了6天。6天之中，埃利特里亚人并未得到任何希腊人援助，包括它的近邻卡尔西斯和卡吕斯托斯，都不曾出动一兵一卒。到第7天，埃利特里亚人的两个叛徒打开了城门。波斯人蜂拥而入，城市被攻陷。波斯人放火烧毁了神殿，以报复萨狄斯神殿的被毁，把幸存居民装上船只，航往阿提卡，那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与埃利特里亚人不同，雅典人似乎在如何抵抗波斯的策略上认识比较一致：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雅典将军们以军事执政官卡利马库斯为首，率领大约9000人的重装步兵到达马拉松与波斯人对峙，其中可能还有部分奴隶充任辅助人员，同时派出使节向斯巴达求援。充任使节的是一位长跑健将，据说他在离开雅典的第2天就到达了斯巴达，而两者间的距离约250千米。然而这位使者的长跑并未为雅典带来实质性帮助。他见到了斯巴达人的领袖们，请求他们派出援兵，斯巴达人也答应援助，但他们又声称，当时他们正在过卡尔奈尼亚节，而按照斯巴达人的习惯，必须等到节日结束的15日才能出兵。可是当时仅仅是那个月的9日，也就是说，斯巴达人要在6天后才能出兵。使节不得要领，只好快速赶往马拉松向将军们报告。

在马拉松，将军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按照雅典人当时的制度，战场上的10名将军集体决定军队行动，以多数票为准。在将军之上，有一个名义上的统帅军事执政官。很自然地，当将军们开会确定作战计划时，出现了意见分歧。部分人觉得波斯人兵力优势明显，雅典军队不过1万人左右，而波斯方面可能有5万之众，并且有数量不小的骑兵，因而他们主张等待斯巴达人的援兵到来，部分人则担心夜长梦多，城内可能出现叛变行为，主张立刻决战。表决的结果，是两种意见各有支持者，而且票数相等。此时主战派的将军米尔提阿德斯前往军事执政官卡利马库斯处，指出如果马上交战，则希望的自由尚有希望，如果拖延决战，则一旦事情有变，军事执政官可能成为希腊的罪人。卡利马库斯支持了主战派，从而让马上出战的意见取得胜利。

公元前490年米尔提阿德斯当选将军，显示了雅典人的政治远见。此人本是克尔松奈斯的僭主，公元前513年大流士远征西徐亚时，曾率军帮助大流士。但当波斯人镇压小亚细亚希腊人的起义，威胁到克尔松奈斯的独立时，他选择回到雅典。但他刚刚回国，就遭遇控告，罪名是他在克尔松奈斯实行了僭主政治。不过雅典人不但把他无罪开释，而且选举他为公元前490年的将军，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应当是他曾经在波斯军队中服役，了解波斯军队的战略和战术。

一旦决定开战，主战派自然以米尔提阿德斯为领袖。但按照雅典的制度，10名将军在战场上轮流指挥军队，每人1天。其他4名主战的将军出于对米尔提阿德斯的信任，将自己的指挥权主动让出，让他有了5天的指挥权。尽管如此，米尔提阿德斯仍然选择他自己应当指挥的那一天出战，其原因不得而知，但可能是那天正好得到了消息，称波斯人的骑兵离开了战场。无论如何，决战开始那天，雅典人根据部署，将军队布成突出的半月形。由于自己的士兵数量有限，为与波斯阵型相当，以防止侧翼包抄，雅典人有意打破希腊人的惯例，中央相对薄弱，而在两翼维持方阵原有的8排厚度，期望以两翼突破后合围波斯中军的方式，出奇制胜。

战役正是按照米尔提阿德斯的计划发展的。战斗开始后，雅典人主动发起攻击。波斯人对此始料未及，他们觉得希腊人在人数绝对劣势的情况下竟然率先向前推进，纯粹是来送死。然而战斗一旦真正开始，波斯人便开始领教到雅典人的厉害。虽然波斯中军实力强大，逼迫雅典方阵后退，但雅典人的两翼顺势向前推进，击败波斯两翼后，从后方合围波斯中军，逼迫波斯人逃窜。雅典人早有准备，立刻徒步向波斯人的船只发动了进攻，并且俘虏了对方的7条船。不过雅典人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的军事执政官在战役中阵亡，诗人埃斯库罗斯的弟弟也在那里牺牲。

马拉松战役中，雅典以阵亡192人的代价，消灭波斯6400余人，取得了希腊人与波斯人决战中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然而马拉松决战并不是战事的结束。据说战役正进行之时，曾有人用盾牌给波斯人发出信号。所以波斯人登上他们的船只后，并未马上返回亚洲，而是沿阿提卡海岸航行，打算在雅典东南的索尼翁登陆。雅典人也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留下1/10的士兵打扫马拉松战场，其余部队兼程赶往索尼翁，并且在波斯人到达之前占领有利地形。当波斯人发现雅典人已经准备停当时，觉得无机可乘，不得不悻悻返回亚洲。

马拉松战役的胜利，确实是希腊波斯战争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这是希腊人在面对波斯人时，第一次主动发起攻击而不是逃跑，当然也是希腊人第一次在重大交战中击败波斯人。它不仅捍卫了雅典的独立，也极大增强了雅典人的自信心。在整个古典时代，马拉松战役都被塑造成一批捍卫自由的英雄人物击败专制主义东方的入侵者的战役，并创造了大量神话和传说。早的有公元前5世纪雅典广场上画廊中的壁画，其中出现了达提斯和阿塔弗莱涅斯、米尔提阿德斯和卡利马库斯，还有雅典人下海夺取船只的画面；稍晚点有罗马时代关于给雅典传递胜利消息信使的传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传说产生虽然较晚，但给现代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现代奥运会的马拉松赛跑也与马拉松战役有关。据说马拉松战役结束后，那位前往斯巴达求援的使者（但被误作为菲力皮德斯，与菲狄皮德斯的拼写略有区别）又被雅典将军们派回雅典报信。由于跑得过于急迫，信使到达雅典后仅仅说了一句“庆祝吧，雅典得救了”，就倒地身亡。现代奥运会的马拉松赛跑，取的就是从马拉松到雅典城的大概距离。然而这个传说并未出现在最早记录马拉松战役的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也不曾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任何希腊作家的记载中。以希罗多德喜欢故事的性格，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他肯定会记录下来。目前我们所能核查到的有关这个传说的记载，最早的属于约600年后的普鲁塔克，但报信人并非菲狄皮德斯，而是拼写完全不同的特尔西普斯。有关马拉松报信人完整的版本出现在罗马帝国时代的作家吕西安（琉善）的作品中。[2]现代学者普遍认为，一个人从雅典奔到斯巴达求援，从斯巴达再奔到马拉松，在马拉松战斗结束后，又奔到雅典报信，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成的行动。19世纪的欧洲人因对有关传说了解不够，误以为那是真的历史，稀里糊涂地将其列入奥运会，成为今天仍然广泛流行的项目。

三、马拉松战役后雅典政治的发展

马拉松战役对强大的波斯帝国影响并不大，在远离帝国本土的地方遭遇一次小的败仗，而且不过损失6000余人，与波斯帝国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比较，可谓九牛一毛。大流士显然也并未因此放弃征服希腊的意图。据说他在得到马拉松战败的消息后暴跳如雷，更加渴望报复，并在全国开始大范围地征兵和征粮。据希罗多德说，亚细亚因此整整骚乱了3年。当3年后一切准备就绪，大流士正打算再度入侵时，埃及掀起了反波斯的起义。大流士去世后，其子薛西斯继位，首要的是对付埃及的暴动。

战后雅典政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马拉松战役的英雄米尔提阿德斯第二年就犯了一个错误。他率领着70条船的舰队前往帕罗斯，以为帕罗斯马上会向他投降。然而他低估了帕罗斯人抵抗的决心，也忽视了希腊军队低劣的攻城技术，结果围城62天，除了他本人大腿受伤外，一无所获。回国后他遭遇控告，控诉人是伯里克利的父亲克桑提波斯。当时米尔提阿德斯大腿上的伤口已经化脓，被迫躺在**受审。雅典人顾念他在马拉松战役中的功勋，判处了他50塔兰特的罚款。不久后，他就因大腿上的伤势感染去世。

与此同时，雅典对执政官的选举方式进行了改革。公元前488/487年，执政官由选举改为抽签产生。公元前4世纪时，选举的具体程序如下：6名司法执政官及其书记官完全经由抽签从公民中产生，执政官、王者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则在每个部落轮流，但也按抽签方式产生。[3]但公元前5世纪时是否如此，是从全体公民中直接抽签，还是各部落选举候选人，再从候选人中抽签，并无记载。在直接选举制度下，当选执政官无疑是一个人受欢迎程度与影响大小的直接指标，但在抽签制度下，执政官职位似乎更多地委诸抽签的偶然性，与个人影响力大小无关，而且执政官只能一年一任，不得连任，从而让部分人失去了对该职位的兴趣。那些有政治雄心的人物此时将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重要官职：统帅雅典军队的将军，因为该职务虽然有10个人，但它由选举产生，而且可以连选连任。那些希望持续保持影响的政治家，有望通过自己的影响保持连任，进而扩大自己的势力。从此以后，雅典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变成了将军而非执政官。这样一个重要的变化，在把将军变成雅典最重要职位的同时，也确保了那些财雄势大的贵族家族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后，雅典几乎所有其他官职都获得了数目不等的津贴，而将军一直是义务职，一般雅典公民无力问津。相反，那些无须为生计操心的富有贵族们，有可能完全献身于政治活动，连续多年出任将军，成为雅典最有影响的人物。地米斯托克利、奇蒙、伯里克利等，无不是此类人物。

马拉松战役后雅典政治上另一重要变化，与雅典军事上的转向有直接关系。本来马拉松战役完全靠重装步兵赢得，陆军是取胜的关键。但马拉松战役也表明，未来波斯对雅典的威胁可能主要来自海上而不是陆地上。可是，并不是所有公民都有能力和资格成为重装步兵，因为作为重装步兵，需要自备从头盔到盾牌的一整套装备，并且要接受一定时间的专业训练，而只有家资中等以上的公民才有此能力。马拉松战役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雅典虽有公民3万人，但在如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雅典能够出动的重装步兵不过9000人，不足全体公民的1/3。也就是说，在自己国家面临外敌严重威胁时，2/3的公民因无力自备装备，不得不作壁上观。有鉴于此，当时崛起的政治新人地米斯托克利力主发展海军。约公元前485年，当雅典在劳里昂银矿发现新的矿脉，获得200塔兰特的庞大收入时，地米斯托克利说服雅典公民大会放弃其传统的将收入按照人头分发给雅典公民的做法，把这笔资金交给雅典最为富有的200个公民，责成他们每家建造一条三列桨战船。作为一种战船类型，三列桨战船虽然操作复杂，需要的水手大概在180—200人，但它是当时最有战斗力的战船。经此改造，雅典拥有近300条最为先进的战船，一跃成为希腊世界第一海军强国。同时，大量第四等级的公民能够以水手身份加入水师，雅典庞大的人力资源因此得到充分利用。在希波战争后来的战役中，水师将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因为第四等级的公民成为雅典军队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公民与士兵同一的身份，让第四等级公民军事上重要性上升的同时，也获得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第四等级公民政治和军事地位的提升，有直接关系。

马拉松战役后雅典政治的第三个重要变革，是陶片放逐法的施行。一般认为陶片放逐法创始于克里斯提尼改革之时。然而奇怪的是，从公元前507/506年克里斯提尼完成改革到公元前488年，雅典人并未积极利用这个新的政治工具。一些学者猜测，该法之所以搁置近20年不用，是因为提议施行者也会遭遇相当大的风险。按照该法规定，公民大会首先需要确定当时的雅典是否存在一个势力过大以致影响雅典政治稳定的人物，如果有，则会举行陶片放逐法的投票。但该法的施行需要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出席者至少要达到6000人以上，否则投票将归于无效。一旦确定举行陶片放逐法的投票，则那个得票最多者就会被流放国外10年。流放只制裁本人，不会株连亲属。流放期间继续保留其财产和公民权，流放期满归国后，他可以恢复自己作为公民的身份。如果国家需要，雅典人可以提前取消流放，被其召回国内。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项比较温和的处置政治对手的方式。在不少寡头制和民主制国家，政治斗争往往导致流血和政府变更。通过陶片放逐法，雅典将政治家之间的争斗的裁决权交给了全体公民，从而缓解了希腊政治中个人之间的对抗及其所带来的政治不稳定。

雅典陶片票（两张票上都有地米斯托克利的名字）

公元前487年到前483年，雅典连续5年通过陶片放逐法放逐了自己有影响的政治家。将古典文献和在卫城及广场发现的陶片实物结合起来，我们得到了以下名单：希帕库斯、麦加克列斯、卡利亚斯（存疑）、克桑提波斯、阿利斯提德。这个名单很有意思。希帕库斯肯定与庇西特拉图家族有关，可能是他的近亲。麦加克列斯和克桑提波斯都属阿尔克麦翁家族。希罗多德曾经信誓旦旦地强调，该家族一直是僭主政治最坚决的敌人，然而克里斯提尼曾经在僭主政治时代担任执政官的史实，证明该家族很可能曾经是僭主政治的支持者。而僭主一家当时正托庇于波斯，亲波斯也就意味着亲僭主。故而《雅典政制》将最初被流放的三位都称为“僭主的朋友”，不无道理。卡利亚斯曾经被称为米底人，还有一位投票人把他画成穿着米底服装的人。克桑提波斯是克里斯提尼的女婿，也属阿尔克麦翁家族。如果我们前面的论断成立，则他显然也是因为亲波斯或者亲僭主被流放的。他们先后被流放，反映了雅典在马拉松战役后对波斯威胁的担心以及僭主残余势力的影响，尽管这些人未必真的都是僭主政治的支持者。

被流放的5人中，只有最后一位即阿利斯提德可能与僭主或者波斯无关，而纯粹是因为政治上的分歧。据说阿利斯提德是马拉松战役中的将军之一，以公正知名。但他是地米斯托克利发展海军政策的对头。因此，雅典人把他流放，显然是倾向于地米斯托克利海军政策的结果。公元前481年左右，他和克桑提波斯都被召回，并且在公元前479年当选为将军。他可能是提洛同盟的设计师，负责雅典与盟邦条约的签订以及盟邦贡金的估价。那时他显然已经意识到雅典局势的变化，继续维持了地米斯托克利发展海上势力的政策，奠定了后世雅典帝国的基础。

然而，正当雅典实力增长之时，它遇到了来自埃吉那的挑战。对于两国之间冲突爆发的原因，古代作家提供的理由不尽可信。但雅典与埃吉那的冲突确实自公元前6世纪末以来一直在延续。最初雅典人海上实力不足，曾在埃吉那手中遭遇败仗，不得不求助于斯巴达。斯巴达国王克列奥美涅斯为支持雅典反对波斯的事业，曾以伯罗奔尼撒同盟盟主的身份，强令埃吉那向雅典交出人质，以确保雅典面对波斯时后方的安全。地米斯托克利说服雅典建立庞大水师时，就搬出埃吉那的威胁作为借口。无论如何，雅典这个坚决抵抗波斯的国家与埃吉那的冲突，表明希腊人对待波斯的态度并不一致，而且亲波斯的国家并不限于埃吉那一个。当薛西斯公元前480年发动大规模入侵之时，希腊人之间的不和，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