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三日，《申报》刊登了一则题为《欣回故土》的新闻：“华历七月初一日香港来电云，港督电达驻天津武员，请设法备船，将在津粤人之愿回桑梓者一律送回，其费以洋银五千圆为止，业已由香港粤商集有成数矣。”[4]十一天后，《申报》又以《谊笃梓桑》为题对此事进行了详细报道：

香港循环日报云，拳匪肇祸，洋兵深入，天津战斗频仍，所伤不少。旅津粤人之得保生命者，大都避匿地窖，以期残喘苟延。前经香港东华医院诸绅，禀蒙卜制军，致电英国统兵官，将遇难粤人约二千名保护出口，所有费用胥由港绅支出，制军愿担保洋银五千圆。兹者东华医院诸绅，复函商省垣各善堂，协筹经费。旋由广济医院拨出洋银三千圆、崇正善堂拨出洋银二千圆，并刊发小启劝捐。闻自六月中旬，英国统兵官已准租界华人南下，故连日轮船到港，粤人之归自七十二沽间者，已络绎不绝。第多属自备资斧，至于资财**尽逗留津郡糊口无资者，尚不乏人。斯则专望诸善董竭力扶持，俾出水火而登袵席也。[5]

由上可知，救济在津粤人回故里的计划是由香港东华医院诸绅首先倡议。香港东华医院长期以来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华人慈善机构，成立于同治九年（1870年），取名“东华医院”，寓意“广东华人医院”。[6]据《东华医院与近代香港华人社会》一文记载：“东华医院的值事是从各行业商会挑选出来的，代表了香港整个华人商业社会，故东华医院的主席及值事均由全港最财雄势大而又德高望重的商人担任。”[7]由于东华医院绅董本身具有的地位，再加上从事慈善事业的光环，因此东华医院在香港的华人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甚至一些华人间的纠纷也会找东华医院调解、仲裁，因此有人称“东华医院主席可以被认为是香港华人的非正式的市长”[8]。同时，在港府缺乏华人代表的情况下，东华医院“又充当了港府与华人之间的主要联系机构”[9]。所谓“卜制军”，即时任香港总督卜立。东华医院诸绅即通过香港总督卜立，“致电英国统兵官”，将“在津粤人之愿回桑梓者一律送回”，而费用“由港绅支出”。这笔费用如引文所述，实由广州的慈善组织广济医院与崇正善堂拨出。《申报》于七月十七日对此事有后续报道：

广东访事友人来函云，近日粤省崇正善堂绅董，出有传单，沿户分派。内开接到香港东华医院来电，称天津开仗后，广东官绅商众无处栖身者，二三千人。幸英官力为保护，但米饭不敷，危在旦夕，速即雇船，前往接济难人运回原籍，免至失所，嘱本堂请殷商富户捐助银两拯救。本堂刻不容缓，即于本月初一日早，先垫银二千两汇缴东华医院代收，以后随收随汇，成此美举。如有善士乐助，不拘多少，缴到本堂账房，奉回收条，以免假冒云云。粤人真可谓见义勇为矣。[10]

崇正善堂成立于光绪二十二年，由商人陈基建、陈启沅等设立[11]，主要从事“赠医小儿、宣讲圣谕”等活动。[12]崇正善堂的活动并不仅限于此，它于光绪二十四年还参与了《粤省平粜》等活动。[13]己亥、庚子年间，崇正善堂绅董陈启沅等具禀粤督李鸿章，指“联和公司贩米出洋，专利病民”，得到李的重视，将“该公司革退，以示惩儆”。[14]后来，李鸿章奉召入京议和，崇正善堂“约各街绅商齐赴督辕禀留”[15]。可以说，庚子年间的崇正善堂表现极为活跃，俨然成为广东绅商界的领袖。

清末广州有“九大善堂”，崇正善堂只是其中之一，参与了救援行动的广济医院也是其中之一。“九大善堂之冠”是“得到商人行会支持的方便医院”。[16]据《广州简史》记载，广济医院约成立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方便医院成立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均由七十二行商创设。[17]而“七十二行”这个名目，“始成于科场之供应，继彰于商包厘金”。“科场之供应”已不可考，而“商包厘金”是指光绪二十五年刚毅南下筹饷，广州商人岑敬舆等以七十二行的名义承包厘金。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和官府实际上承认了七十二行是广州商人全体的代称”[18]。

无论是“代表香港整个华人商业社会”的东华医院，还是代表“广州商人全体”的九大善堂，在庚子年的兵灾面前，很快便达成一致，联合开展援救旅津粤人的行动。这一事实充分展现了桑梓之谊对于广东绅商的号召力，同时由于这些绅商主持的善会组织在广东民间拥有的社会影响，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救援行动的快速实施也充分体现了对于旅津粤人的乡谊在整个广东社会都拥有着强大的感召力。

援救旅津粤人的行动能够顺利实施，有两点重要的原因。一是，东华医院诸绅与香港总督卜立的顺畅沟通。在当时津沽出海口完全掌握在联军手中的情况下，要援救旅津粤人回籍，没有联军的协助，或者许可，几乎是不可能的。要取得联军的协助，最好是通过洋人来居中搭桥。香港东华医院成立后，便“充当了港府与华人之间的主要联系机构”，因此由东华医院诸绅来联系港督卜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一环节因此顺利实现。其次则是东华医院、崇正善堂、广济医院等善堂善会此前的慈善活动，及其影响的积累。无论是援救倡议的提出，还是救济经费的迅速到位，或者救援工作的协调，这些救援活动都是完全围绕东华医院等慈善机构展开的。

不过，援救旅津粤人的行动虽然很早便展开，行动也很迅速，但可能持续时间不是太长，也没有延及旅京粤人。九月二十一日的《申报》刊登了济急会的第九号公函，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弟又接广东广济医院函，托寄交广东人陈子砺太史伯陶规银五百两，并托陈子砺太史代送尹庆举孝廉规银二百两。”[19]至九月间，广济医院对于旅京粤人的救济也只能通过东南济急善会来实现。这或许与东华医院、广济医院等慈善机构并非专为庚子救援而设立有关。庚子国变突如其来，在大多数人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京津便已沦陷，因此大量南省人士困处北地。想要把这些南省人士援救回籍，这样一个庞大的救援计划，绝非一两家善堂善会可以完成的，它需要专门性的救援组织，并设法动员整个南方社会的力量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