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两宫仓猝西狩，没有来得及对京城留守事宜进行布置。至七月二十三日，两宫才于西行途中发布上谕：“荣禄、徐桐、崇绮均著留京办事，所有军务地方情形，随时奏报。”[1]但因当时通信系统已完全瘫痪，行在与留守京官消息隔绝，所以即使发布了关于留守大臣的谕令，但两宫对于留守大臣身处何地、生死与否等基本情况都一无所知。事实上，徐桐在京师城破当日便自缢而亡，荣禄、崇绮则逃出京城，且崇绮不久也自缢于莲池书院。两宫任命了三位留京办事大臣，但没有一人在京。七月二十七日，行在发布上谕，令马玉昆对“畿甸军情”，“派弁连环侦探，按日具报”。[2]七月二十九日再次发布谕令：“留京大学士荣禄，现在是否仍在京师？抑或移札何处？著该提督一并探确，迅速具奏。”[3]也就是说，行在虽然在七月二十三日便令荣禄等留守，但直到七月二十九日还无法确知荣禄身在何处。

同样，留守京官对于行在的消息也是知之甚少，甚至大部分京官对于两宫是否均已西狩还不得而知，如恽毓鼎于七月二十九日才“得确信”，知两宫均已西狩；而高枏、黄曾源、于式枚、李希圣、郑沅、陈璧、宋育仁等京官则于八月三日才最终确信两宫均已西幸。[4]在联军破城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但留守京官们对于两宫消息茫然无知，各省督抚也是多方探听才确知两宫已经西巡。李鸿章在八月一日的奏折[5]中表示：“于七月二十四、二十七等日，先后接袁世凯、廷雍来电，惊悉各国联军已于二十一日攻进京城，乘舆即于是仓猝西幸。”[6]刘坤一在八月三日的奏折中言：“窃臣接据探报，七月二十一日各国洋兵进犯都城，銮舆西幸。闻信之下，五内震骇。当即飞电直隶、山西、陕西等省，分投探信。现得护理陕西抚臣端方来电，恭悉皇太后、皇上圣驾于七月二十七日行抵山西阳高县城，至驻跸何处，探明后再行电知。”[7]袁世凯则在八月五日的奏折中表示：“自本年七月二十四五日以后，道路纷传，洋兵内犯”，“当即迭派员弁，四处探听，而沿途梗塞，难得确音”，“嗣闻銮舆西狩，因复飞电陕西抚臣，敬谨探询，八月初四日准护理陕西抚臣端方电称，皇太后、皇上圣驾幸晋，初六可到太原”。[8]张之洞更是在八月十四日才上奏朝廷表示：“臣等自七月下旬以来，北方警信日至，惟电线多断，文报动梗，未得确音，暨闻洋兵已入京城，虽传闻有銮舆西幸之说，不知是否成行，各报又参差互异，神魂飞**，罔知所措”，“昨接大学士李鸿章自上海来电，奉到怀来县所发寄谕，并接护陕西抚臣端方来电，恭悉皇太后、皇上确已西巡，将抵太原”。[9]

本书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列举当时的重臣、疆吏获悉两宫西狩消息的过程与反应，主要是想表达在电报时代清廷中枢与地方之间随时保持通畅联系的重要性。[10]在电报时代，哪怕只是短暂地失去联系，某种程度上便意味清廷中央对于地方的失控，更何况是在联军攻占京城的形势下。设身处地，完全可以想象，在八国联军攻占京城而两宫却不知所踪的情况下，清王朝是否依然能够得到维持本身，便是督抚们心中不可能不去琢磨的一个问题。[11]京官高枏在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昆、庆已晤赫德。约初一与赫信，初二三会公使说话。然各公使曰，‘但要光绪皇上在，即好办，如不然，“大清”二字恐难了’。”[12]这段记载显系谣传，庆亲王奕劻此时正在随扈西行途中，如何能晤赫德？然而谣传亦能见人心，于此可见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之际，清王朝是否就此覆灭，恐怕是当时包括两宫在内的所有人均心存疑惑而无把握的一个问题。

清王朝在当时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取决于两个群体的态度：一是各省督抚是否依然支持清廷；二是各国是否同意与清廷进行和谈。关于各省督抚的态度，吴天任曾表示，正是由于梁鼎芬“首倡贡方物之议”，“以示各省对清廷仍具向心”，才将“趋崩裂之局面，复能团结上下，一致对外”，“而清室之统治，乃得延长十年”。[13]各国的态度从李鸿章的行止便可窥得一斑。盛宣怀在七月二十日的一封电报中便表示：“傅相约月底航海北上。”[14]李鸿章则在七月二十六日致杨宗濂的电报中表示：“现电商各外部，请派全权会议，俟得复，再航海北行。”[15]七月二十八日，盛宣怀在致刘坤一的电报中言：“傅相屡电各国不复，一得电即行。”[16]八月三日，盛宣怀更在一封电报中表示：“各国以两宫离京，局面迥异，不认李相全权。”[17]后因清廷添派庆亲王奕劻为全权大臣参与议和，各国才同意与清廷进行和谈。[18]于是，盛宣怀在八月九日致杨宗濂的电报中表示：“傅相节后赴津。”[19]

此后不久，陆树藩便向李鸿章陈述了救援京津被难官商的计划，并得到李鸿章的认可和支持，庚子救援行动就此拉开序幕。显然，庚子救援是在清王朝国力极其衰弱，几乎国将不国的情况下展开的救援行动，且被救援地区正处于敌国军队掌控下，因而只可能是主要依赖民间力量的一次救援行动。就此而言，庚子救援可谓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次战争救援行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