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是明治的思想家，也是今日的思想家。不少人从明治的时代特殊性来理解福泽，把他仅作为历史的过去来看待，但往往因此只看到福泽作为启蒙的个人主义的侧面，并认为他的个人主义尽管曾经是伟大的，但已完成其历史作用。也有不少人主要把福泽作为今日的思想家来看待，而往往只看到他国家主义者、国权主义者的面目，从而把他列入为数众多的日本主义者的范围，并强调福泽精神的现代性。然而，不管哪一种理解方法，都是把福泽的“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割裂开来，把其中的一个侧面固定在历史的基础上，而把其中的另一侧面与历史的基础割开，描写为可自在浮动之物。

然而，福泽既不是单纯的个人主义者，也不是单纯的国家主义者。而且亦非一面是个人主义，另一面是国家主义的两面持有者。应该说，他正因为是地道的个人主义者，所以才是国家主义者。

福泽谕吉作为一个个人在日本思想史上出现，其意义正在于他把国家与个人的内在自由嫁接起来。不需赘言，国家观念乃至统一国家的意识，作为思想在福泽以前早已存在。然而，重要的是，直到福泽举起独立自尊大旗之时为止，国家秩序这个东西对于国民来说，仅仅足’种社会环境。当然，国民对于先祖以来世世代代居住的环境有一种本能的习惯性的热爱之情，但环境作为一种环境，对于个人来讲到底不过是外在之物。环境的变化对于个人来说，只是自己周围的变化，而不是自己本身的变化。只要国民的大多数仅仅是被作为政治统制的客体来顺从被赋予的秩序，那么，国家的秩序对于国民来讲，决不会具有超出于“外在环境”的意义。对于人民自己的生活来说，所谓政治也只能被理解成自己以外的东西。但是，如果每一个国民都不把国家看作与自己亲近的存在，都不意识到国家的动向与自己的命运相连，那么，这样的国家又怎么能在严峻的国际舞台中保持牢固的独立性呢?显然，要使日本作为近代国家正常发展，必须对那只知道单纯地被动地服从政治秩序的国民大众进行启发，使之觉悟到自己作为国家构成者的主体的能动的地位，从而把国家、政治等事，由“外在环境”引到个人的内在意识中。这个重大任务必须由具有指导能力的思想家来推进。福泽就是以惊人的旺盛斗志承担起这空前课题的首位思想家。

要使人民由被动地把秩序看作外在赋予之物，转变为能动地参与秩序之创造，惟有通过树立个人的主体自由才能实现。而“独立自尊”主义的根本意义恰恰在于主张个人的自主性。福泽敏锐地看到日本传统的国民意识中最缺乏的是自主人格的精神。他最尖锐地指出的日本的社会弊病是：道德法律仅仅被作为外在权威而强制推行，以致不知耻的现象在严格的法律和教育之下到处泛滥；由于批判精神的积极意义得不到承认，以致掌权一方愈益闭锁，批判一方愈益阴性化乃至变为旁观者；官尊民卑，官吏内部的权力向下“膨胀”和向上“收缩”；对事物的轻信，从迷信东洋急转为迷信西洋，等等。这类现象无疑都是自主人格的精神缺乏的表现。无需赘说，福泽的最终目标是国家的自主性，然而，他认为“一身独立，才能一国独立”，没有个人自主性的国家，在他看来不可能达到自立。国家若要成为不是单纯地对个人实行外部强制的存在，必须通过确立人格内面的独立性才能实现。福泽力图使国民每个人能以自己自发的决断来与国家结合。从这个意义上看，“独立自尊”决不是那么浅显、那么轻易能实现的主义，它是一个很严峻的思想课题。若想“轻易”，那么不负责任地依存于外在秩序的态度要更为“轻易”。福泽认为，日本人民虽缺乏“独立自尊”的传统，但具有充分忍耐严峻伦理的能力。也就是说，福泽对日本国民承担此严峻课题的能力、或者说形成近代国家的能力过于乐观。但在他逝世约半个世纪后，他的乐观在多大程度被证明是准确的呢?这个问题只能通过今日的国民各自的冷静反省，才能测定。福泽思想的近代意义问题也只有在这种测定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断。

原载：《三田新闻》，昭和18年11月25日号，三田新闻学会

译自：《战中与战后之间·1936—1957》，misuzu书房197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