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性质而言，S.P12是公元9世纪末在长安东市“大刀家”刻印的一件历日残本。此时象征大一统王权的官方历本不能及时有效地颁行全国，剑南东、西两川的成都府，淮南道的扬州，“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34]，甚至天子脚下的京师长安，也有专门的印刷店铺堂而皇之地印制历日。这些在市场上鬻卖的印本私历，使用者主要是社会中下层，因而是不同于“太史历本”的民间“小历”，可谓是“一种流传在当时社会中的次文化产物，所反映的思维形态是民间文化的一部分”[35]。如“周公五鼓”所见的失物、走失占卜，敦煌文献中有P.3602v、P.3081、P.4996、P.4761、P.4711v、Дx.1236、BD14684、BD10225、羽56v 9件文书都涉及了“占走失”的相关内容，但正史书目仅有《隋志》收录“京君明推偷盗书一卷”，这说明“占走失”可能只是民间流行的占卜术，不为士君子重视，所以在传统志书中没有著录[36]。

就内容来说，S.P12《上都历日》渗透着浓烈的“阴阳杂占”元素。不论是周公五鼓逐失物法，还是周公八天出行图以及“八门占雷”，都有特定的阴阳术数文献相依托，并在日期、方位呈现的时间、空间变化中进行失物（走失）、出行及年岁光景的推占。于是，“所有日常活动的成败以至个人的命运皆取决于宇宙运动的时间和空间秩序”[37]，进而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起到“决万民之犹豫”[38]的作用。

就纂修而言，编者结合民众“卜择吉凶”的需要，对中古社会颇为流行的阴阳术数文献（《推神龟占走失法》《周公八天出行图》等）进行加工、改造，进而将术数文献表达的主旨和核心内容，以一种简明扼要的图文并茂形式融入具注历日中。这就使得中古历日不仅通过“敬授人时”“序日纪事”的功能给人们的立身行事提供时间指南。而且，通过五姓修造、八门占雷、九曜行年（S.P10）、十干推病、十二属相（S.P6）、周公出行等术数元素的渗透，使得历日在民间社会中还扮演着“检吉定凶”和“阴阳杂占”的作用，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活动（如公务、医疗、农事、丧葬）施加影响。晚唐五代，民间私造、印历之风屡禁不止，某种程度上应与私家历日渗透的禄命推占和趋吉避凶内容有很大关系。

[1] [日]妹尾达彦：《唐代长安东市民间的印刷业》，见《中国古都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1995，226～234页；《唐代长安东市の印刷业》，见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编著：《东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200～238页，刀水书房，1999。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4卷，25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3] 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4（4），312～320页。

[4] [日]妹尾达彦：《唐代长安东市民间的印刷业》，见《中国古都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1995，228～229页。

[5]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1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6] [法]Alain Arrault，“S—P12 Calendriers”，MarcKalinowski，Divination et société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Etude des manuscripts de Dunhuang de La Bibliothèd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t du British Museum，2003，p.205.

[7] 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198～23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敦煌本〈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杂占”补录》，见段文杰等主编：《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135～14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8] 本文所用S.P12、S.P6、S.612图片，来自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网址是http：//idp.nlc.gov.cn/。

[9]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4卷，252页。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4卷，246页；邓文宽：《敦煌本〈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年）具注历日〉“杂占”补录》，见《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135～145页。

[11] 《宋史》卷二〇六《艺文五》，5242、5253、5263页，中华书局，1977。

[12] 李建：《历史教育与周公》，载《史学史研究》，2003（4），12页。

[13] 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259页，中华书局，2006。

[14]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6册，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本，1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5] 周西波：《敦煌文献中之逐盗求失物方术略考》，见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539～5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6]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本，125页。

[17] 关于“数占”，法国学者马克（Marc Kalinowski）有专文探讨，但未涉及五鼓占法。参见[法]马克：《敦煌数占小考》，见《法国汉学》，第五辑（敦煌学专号），187～214页，中华书局，2000。

[18] 周西波：《敦煌文献中之逐盗求失物方术略考》，539～553页。

[19]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三卷，288～28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0] 有关“出行”的礼俗与信仰，参看刘增贵：《〈秦简〉中的出行礼俗与信仰》，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3分，2001，503～541页；余欣：《游必有方：敦煌文献所见中古时代之出行信仰》，见《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255～361页，中华书局，2006。

[21] 据陈庆英揭示，S.6878v中“天宫”对应的日期为5、13、20、21，“天相（阳）”的日期为4、12、28，由于各“天”日期均相隔8日，所以“天宫”对应的日期中漏掉了29日，而20日显然应归入“天阳”中。如此调整后，S.6878v中“八天”的对应日期就与《历日》完全一致。参见陈庆英：《〈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所收汉文写卷中夹存的藏文写卷情况调查》，载《敦煌学辑刊》，1981（1），111～116页。

[22] 其中“天贼”“天财”“天阳”“天阴”，陈庆英依次释作“天节”“天友”“天相”“天影”，疑误，陈于柱、张福慧作了校正。参见陈于柱、张福慧：《敦煌藏文本S.6878V〈出行择日吉凶法〉考释》，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2（6），16～19页。

[23] 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07册，24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条记目录》，63页；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本，85页。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8卷，15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25]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1册，11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26] 从对应的日期来看，此处“天仓”应是“天宫”晚出的称呼。又“天宫”对应日期中，“二十二”当为“二十一”之误。参见余欣：《神到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261页，中华书局，2006。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4卷，252页。

[28] 《傅与砺文集》卷七《书邓敬渊所藏大明历后》，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本，第92册，721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29] （唐）韩鄂原编，缪启愉校释：《四时纂要校释》，1页，农业出版社，1981。

[30] （唐）韩鄂原编，缪启愉校释：《四时纂要校释》，8页。

[31] （唐）韩鄂原编，缪启愉校释：《四时纂要校释》，46页。

[32] 《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本，第四辑，第27册，461～462页，北京出版社，1998年。

[33] 比如，S.P6、S.P12中“石门”，《四时纂要》《管蠡汇占》均作“土门”。

[34] 《全唐文》卷六二四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6301页，中华书局，1983。

[35] 蒲慕州：《睡虎地秦简〈日书〉的世界》，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4分，1993，623～675页。

[36]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本，135～137页。

[37] 王爱和：《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111～112页，中华书局，2012。

[38] 《唐六典》卷一四《太卜署》，413页，中华书局，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