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笔者结合敦煌七曜历术文献，从时日宜忌、生人吉凶、五月五日占和日月蚀及地动占四方面对《宿曜经》所见的“七曜占”作了初步梳理。事实上，七曜占的内容相当广泛，而并不限于上述四方面。以P.3081《七曜日吉凶占法》为例，此件收录“七曜历日忌不堪用”“七曜日得病望”“七曜日失脱逃走等事”“七曜日生福禄刑推”“七曜日发兵动马法”“七曜日占出行及上官”“七曜日占五月五日直”七篇，每篇皆以七曜为序，述其吉凶休咎，其分类编次，“每事以七日为周，则检一事而七日俱备”[104]，应是七曜日占法用于疾病、失脱、逃走、福禄、出行、兵马等事项的反映。

七曜占在中古社会的流行，可从七曜或九曜“注历”中得到说明。前举S.P6、S.2404、S.1473+S.11427、P.3403等《具注历》所收“推七曜直用日法立成”“推七曜直用日吉凶法”“推七曜直日吉凶法”，就是七曜值日宜做某事和不宜某事的总结，自然也是七曜占的部分内容。此外，S.P10《中和二年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日》附有“推男女九曜星图”，S.612《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戊寅岁具注历日》收有“九曜歌咏法”，它们均是根据行年数字（年龄）而将人的命运与九曜中的某一曜联系起来。五代后周时，端明殿学士王朴奏呈《钦天历》说：“因言历有九曜，以为注历之常式”，说明九曜“注历”已成为当时历法编纂中最为常见的内容[105]。推究其中缘由，应与九曜描述的吉凶祸福和禄命生死密切相关。

七曜占的流行，还可从国家对七曜历的控制中得到说明。《唐律疏议》卷9《私有玄象器物》云：“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乙雷公，私家不得有。”〔疏议〕曰：“天文者，《史记·天官书》云，天文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等。故易曰，仰则观于天文。图书者，河出图，洛出书是也。谶书者，先代圣贤所记未来徵祥之书。兵书，谓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略之类。七曜历，谓日月五星之历。太乙雷公者，并是式名以占吉凶者。”[106]根据“疏议”的解释，天文、谶书、太乙雷公等具有预测军国大事、“未来徵祥”及推占吉凶的功能，七曜历既与天文、图书、谶书等相提并称，显然亦有预测灾祥和“以占吉凶”的作用。这种“符命历数之说”，“从来为皇家所重视，七曜历既属外来历法与卜筮书，则输入以后，不久当可引起皇家之注意”[107]，故而朝廷明令予以禁止。

大历二年（767），代宗颁布《禁藏天文图谶制》：“其玄象器局、天文图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等，私家不合辄有。”[108]重申天文图书及七曜历之禁令，正说明唐代社会中钻研七曜历者绝不在少数。杜甫《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诗：“坐知七曜历，手画三军势。”[109]可知这位赴汉中任职的“侍御”就精通七曜历法。以七曜的撰述为例，咸通六年（865）归国的日本僧人宗叡在《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中收录了唐人编撰的《七曜禳灾决》《七曜二十八宿历》《七曜历日》各1卷[110]，可知咸通年中，“七曜历日已普遍流行于各处”[111]。乃至五代后周，“市儿有解算七曜历经者”[112]，民间七曜历流行之广，由此可见一斑。广顺三年（953），太祖诏敕：“自今后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记、七曜历、太一雷公式法等，私家不合有。”[113]但这种禁令并没有收到很大成效，以致宋开宝五年（972），仍能看到天文、图谶、七曜历等“不得藏于私家”的诏令[114]。

七曜历“占候吉凶”的特征，在唐李涪《刊误》卷下《七曜历》中亦有反映：

贾相国躭撰《日月五星行历》，推择吉凶，无不差缪。夫日星行度，迟速不常。谨按《长历》，太阳与水星一年一周天，今贾公言一星直一日，则是唐尧圣历，甘氏星皆无准凭，何所取则？是知贾公之作，过于率尔。复有溺于阴阳，曲言其理者曰：“此是七曜日直，非干五星常度。”所言既有迟速，焉可七日之内，能致一周。贾公好奇而不悟其怪妄也。[115]

按照《唐律疏议》的解释，“七曜历者，日月五星之历”，即是推算日月五星自然行度的历法，正与《日月五星行历》相合。其中“一星直一日”“七曜日直”“七日之内，能致一周”诸句，刚好与《宿曜经》“其行一日一易，七日一周，周而复始”呼应，说明贾耽所撰《日月五星行历》就是不折不扣的七曜历。所谓“推择吉凶，无不差谬”的描述，其实正是七曜历“推占吉凶、卜择时日”的反映。至于七曜历日，尽管分类编次并不统一，或者“以日统事，休咎均系于每日之下，则揭一日而吉凶毕见”，或者“以事统日，每事以七日为周，则检一事而七日俱备”[116]，但都是吉凶宜忌和休咎福祸的推占。因此，不论是推演日月五星行度的七曜历法，还是规范时日宜忌的七曜历日，事实上都有七曜日吉凶推占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七曜占在中古社会广泛流行的反映。

[1] 《后汉书》志第二《律历中》，3043页，中华书局，1965。

[2] No.1300《摩登伽经》卷上，《大正藏》，第21册，405页。

[3] [法]伯希和、沙畹撰，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遍》，43～104页，中华书局，1958。

[4] 见《东方杂志》，第34卷，1937；收入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116～133页，中华书局，1984；邓文宽、马德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科技卷（一），24～34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5] 《辅仁学志》，第11卷1、2期合刊，137～157页，1942。

[6] 李俨：《中国算学史》第四章“印度历算之输入”，55～62页，商务印书馆，1937，此据1998年影印版。

[7] 临川书店，1943年初版，1989年增订。

[8]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中译本，72～83页，科学出版社，1975。

[9] 见《东方学报》（京都版），第45册，377～441页，1973。

[10]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305～36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科技卷（一），76～111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11] 江晓原：《东来七曜术》（上），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2），100～103页；载《东来七曜术》（中），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3），23～26页；《东来七曜术》（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4），54～57页；《〈七曜攘灾诀〉传奇》，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3），42～45页。

[12] 刘世楷：《七曜历的起源——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9（4），27～39页；罗增祥：《二十四史中的七曜历初考》，载《文教资料》，2008年7月号下旬刊，71～73页；陈志辉：《隋唐以前之七曜历术源流新证》，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9（4），46～51页。

[13] [日]羽田亨撰，郑元芳译：《西域文明史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此据耿世民译本，67～69页，中华书局，2005；庄申：《蜜日考》，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1本，271～301页，1960；[日]石田干之助：《以“蜜”字标记星期日的具注历》，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428～442页，中华书局，1993。

[14] 钮卫星、江晓原：《〈七曜攘灾诀〉木星历表研究》，见《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年刊》，241～249页，1997；钮卫星：《西望梵天——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李辉：《〈宿曜经〉汉译版本之汉化痕迹考》，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4），45～52页。

[15] 饶宗颐：《论七曜与十一曜——记敦煌开宝七年（974）康遵批命课》，见《选堂集林·史林》中，771～793页，中华书局，1982；高国藩：《论敦煌唐人九曜算命术》，见《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775～804页，文津出版社，1993；收入邓文宽、马德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科技卷》，220～235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法]Marc Kalinowski，Divination et sociétédans la Chine médéivale，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2003，pp.237-241，253-254，260；赵贞：《“九曜行年”略说——以P.3779为中心》，载《敦煌学辑刊》，2005（3），22～35页；余欣：《七曜日占法》，见《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270～274页，中华书局，2006；宁宇：《敦煌写本P.3081号文书与唐代五月五日禁忌研究》，载《敦煌学辑刊》，2012（1），60～73页；陈于柱：《P.3081〈七曜日生福禄刑推〉研究》，见《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敦煌禄命书研究》，151～164页，民族出版社，2012。

[16] [法]伯希和、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八编，55～56页，商务印书馆，1958；[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天学》，中译本，198页，科学出版社，1975。

[17] 李辉：《〈宿曜经〉汉译版本之汉化痕迹考证》，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45～52页。

[18] No.1399《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说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卷上，见《大正藏》，第21册，391页。

[19] No.1399《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说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卷下，见《大正藏》，第21册，398～399页。

[20]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2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4卷，244页（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2] 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378～37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23] 严敦杰指出，唐乾符四年用长庆《宣明历》，用《宣明历》来推算乾符四年朔闰和节气干支，均与残历相合。邓文宽认为此历体例不甚统一，历注中有不少错误，推断应是敦煌当地学者据中原历改写而成。参见严敦杰：《跋敦煌乾符四年历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243～251页，文物出版社，1989；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236页。

[24] 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136、142页。

[25] 邓文宽：《两篇敦煌具注历日残文新考》，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3卷，197～2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6] 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345、460、472、509页。

[27] 法国学者华澜指出，敦煌历书中每个历日的活动几乎全都是吉利性的，而不写凶的。少数的几个例外也只是出现在早期的历书中，如821、834、864年的“不杀生”“不种莳”“不破地”和“不远行”等。……从某种意义上说，9—10世纪的历书注重的只是适合去做的事情，因而人们的活动所受到的限制也就更少一些。参见[法]华澜：《略论敦煌历书的社会与宗教背景》，见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数据中心编：《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第一辑，18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法]华澜著，李国强译：《敦煌历日探研》，见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七辑，229～2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8]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259～2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9] （宋）王洙等编，（金）张谦重校：《重校正地理新书》卷11《杂吉凶日》。

[30]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2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1] 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见《敦煌遗书论文集》，128页，中华书局，1984。

[32] （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笺》，1742页，中华书局，2003。

[33] 《钦定协纪辨方书》卷三六《辨譌·伏断日宻日裁衣日》，四库术数类丛书（九），影印本，10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4] 邓文宽：《黑城出土〈西夏皇建元年庚午岁（1210）具注历日〉残片考》，载《文物》，2007（2），86页；《敦煌天文历法考索》，2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5] [法]华澜：《简论中国古代历日中的廿八宿注历》，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413～414页，中华书局，2004；[法]华澜著，李国强译：《敦煌历日探研》，214、248页。

[36] 表格中的两件历日，参见邓文宽：《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考》及《黑城出土〈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三断片考》，见氏著《敦煌天文历法考索》，262～270、277～295页。

[37] No.1299《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卷下，见《大正藏》，第21册，398页。

[38]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七八，影印本，6534页，中华书局，1957。

[39]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313～314页，淑馨出版社，1997。

[40] 伯希和、沙畹在《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中说：“惟吾人确知者，西亚及印度已知之九曜，于八世纪时输入中国，以七日为一周，以伊兰语（Iran），质言之，以康居（Sogdien）译名七日，皆于直接与摩尼教有关系之经文见之。……康居名之七曜，似为摩尼教徒所习用。由是吾人可以推测日曜日下注蜜字之敦煌历书，及今日中国东南所用通书，盖为昔日摩尼教徒所重视日曜日之证。”日本学者羽田亨也认为：“粟特语的七曜日名称是由摩尼教徒传至中国的。中国五代宋时的历书上都有这七曜之名。例如日曜日，历书上写有一个蜜字，此为粟特语称日曜日为Mir的译音。”庄申《蜜日考》谓：“而此蜜日或七曜历日之传播，既乃关系于唐代摩尼教徒之行用，故于其输入之来源，与摩尼教在中国传播之简略情节，亦不得不为扼要之叙述。”参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51～58页，中华书局，1958；[日]羽田亨撰，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67～69页，中华书局，2005；《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1本，1960，272页。

[41]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78页，科学出版社，1975。

[42] [日]石田幹之助：《以“蜜”字标记星期日的具注历》，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民族交通》，428～442页，中华书局，1993。

[43] No.1299《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卷上，见《大正藏》，第21册，391页。

[44] No.1299《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卷下，见《大正藏》，第21册，398页。

[45] 《宿曜经》卷上第五品（秘密杂占）谓：“凡人有灾厄时，可持真言立道场而用禳之”，表明“持真言”是禳除灾厄的法门之一。见《大正藏》，第21册，392页。

[46] No.1299《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卷下，见《大正藏》，第21册，398页。

[47] No.1299《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卷上，见《大正藏》，第21册，392页。

[48] No.1309《七曜星辰别行法》，见《大正藏》，第21册，452页。

[49] 刘世楷：《七曜历的起源——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34～38页。

[50] No.1299《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卷下，见《大正藏》，第21册，398～399页。

[51] 赵贞：《“九曜行年”略说》，载《敦煌学辑刊》，2005（3），29～30页。

[52] [日]中村璋八校注：《五行大义校注》，增订版，138页，汲古书院，1998。

[53]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2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4]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2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5] 刘复辑：《敦煌掇琐》，393～395页，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25；黄永武主编：《敦煌丛刊初集》，第15册，417～419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260页。

[56]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载：“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742页，中华书局，1962。

[57] 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中国历史大辞典》，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58] No.1308《七曜攘灾诀》，见《大正藏》，第21册，450页。

[59] No.1308《七曜攘灾诀》，见《大正藏》，第21册，449页。

[60] 陈万成：《杜牧与星命》，见《中外文化交流探绎：星学·医学·其他》，16页，中华书局，2010。

[61] No.1308《七曜攘灾诀》，见《大正藏》，第21册，449页。

[62] 陈万成：《中外文化交流探绎：星学·医学·其他》，18页。

[63] 十二“名宫”的含义不明，待考。江晓原认为十二支代表的“名宫”就是黄道十二宫，“卷子以人出生时刻所属的日（何曜当值）、时（实即以时表征宫，比如出生时刻恰好中天或初升之宫）来预言其一生的贵贱吉凶休咎，实为十足西方色彩的生辰星占学”。可以肯定的是，黄道十二宫与十二时建立了一一对应关系，但P.2693中十二“名宫”的名称并不固定，往往随着七曜、十二时的不同而略有变化。不仅如此，同一“名宫”还可以对应2—3个时辰，如蜜日“称心”对应寅、巳、酉，“愁苦”对应卯、辰，莫日“美食”对应子、午，那颉日“快乐”对应子、辰，“衣裳”对应未、申，“吉祥”对应酉、戌，鸡缓日“损财”对应卯、未、申，如此等等。若同一“名宫”不重复统计，那么，蜜日有9宫，莫日11宫，云汉日11宫，嘀日10宫，温没斯12宫，那颉日9宫，鸡缓日8宫，显然与12宫名不副实。因此，从这些细节来看，所谓的十二“名宫”与黄道十二宫还有很大距离。黄正建指出，卷子中的十二“宫”，在卷末题记中被称为“十二时”，推测前者可能有外来因素，后者则是本土特色，可见本件文书内容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他还指出，文书中既用了“七曜”，又用了干支五行，也有中外文化交流的特征。余欣倾向于认为，这些“名宫”的命名似乎完全是中国化的，并猜测P.2693很有可能是敦煌当地的卜师编写的。分见江晓原：《天学真原》，35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79～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余欣：《神道人心》，274页。

[64] 以“子”为例，七曜对应的“名宫”分别为负雠（蜜）、美食（莫）、负雠（云汉）、遇讹（嘀）、祉智（温没斯）、快乐（那溢）、重厄（鸡缓），它们描述的吉凶祸福各不相同。稍有例外的是，“戌”对应的七曜“名宫”没有变化，均固定为“吉祥”。

[65] No.1299《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卷下，见《大正藏》，第21册，397～398页。

[66]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259页。

[67] 五月五日占中，蜜日（日曜）、温没斯日（木曜）年岁丰熟，这与太阳普照万物以及木星“人主之象”“主福庆”的性格有关，其实与五月五日为“凶日”并不矛盾。

[68]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69] 李辉：《〈宿曜经〉汉译版本之汉化痕迹考》，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4），48～50页。

[70]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重数节日的形成》，见[日]池田温著，孙晓琳等译：《唐研究论文选集》，365～3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宁宇：《敦煌写本P.3081号文书与唐代五月五日禁忌研究》，载《敦煌学辑刊》，2012（1），70～72页。

[71] 《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下·五月五日第七》，74页，中华书局，1962。

[72] （梁）宗懍撰，宋金龙校注：《荊楚岁时记》，4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73] 《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九《靖德昭儿子高户字说》，四部丛刊初编（集部），40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

[74] 《日知录集释》卷三〇《正五九月》，17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5] （清）袁景澜撰，甘兰经、吴琴校点：《吴郡岁华纪丽》，16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76] 《日知录集释》卷三〇《正五九月》，1708页。

[77] （清）袁景澜撰，甘兰经、吴琴校点：《吴郡岁华纪丽》，165页。

[78]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128页，中华书局，1981。

[79] 《史记》卷七五《孟尝列传》，2352页，中华书局，1959。

[80] 刘歆：《西京杂记》卷上《丙卷·五日子欲不举》，丛书集成初编，10页，中华书局，1991。

[81] 《太平御览》卷七五八《器物部三·瓮》，影印本，3364页，中华书局，1966。

[82] 《论衡校释》卷二三《四讳篇》，977、979页，中华书局，1990。

[83] （宋）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105页，中华书局，1988。

[84] 《礼记正义》卷一六《月令》，见《十三经注疏》，影印本，1370页。

[85] （东汉）崔寔撰，缪启愉辑释：《四民月令辑释》，53页，农业出版社，1981。

[86] 王利华：《端午风俗中的人与环境——基于社会生态史的新考察》，载《南开学报》，2008（2），24页。

[87] 《太平御览》卷三一《时序部十六·五月五日》，147页。

[88] 《太平御览》卷三一《时序部十六·五月五日》，147页。

[89] 《后汉书》志第五《礼仪中》，3122页，中华书局，1965。

[90] 《太平御览》卷三一《时序部十六·五月五日》，147页，中华书局，1966。

[91] 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谓：“五月五日的端午节，从其起源看，大抵亦与避瘟免疫有关。……在唐时，避瘟免疫也好，纪念屈原也好，已渐渐退化为全国上下欢度端午节的一个口实。当时人们真正感兴趣的，主要是节日的诸种民俗活动。”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92]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六卷，8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93] 《乙巳占》卷一《日占第四》《日蚀占第六》，卷二《月占第七》，丛书集成初编，11、21、25页，中华书局，1985。

[94] P.2610《太史杂占历》云：“凡日蚀修德，月蚀修于刑。彗星修政，谓应合蚀者，若非食时蚀者，其年岁日月所注恶。日春蚀，其年凶恶；日秋蚀，其岁起兵；日冬蚀，其年有灾；日夏蚀，其年大旱。日食尽不出春三月，更立侯王，其以其野占为决定。子日蚀有兵，丑日蚀大旱，寅日蚀大旱，卯日蚀大乱，辰日蚀有兵，巳日蚀有火灾起，午日蚀天兵□动，未日蚀有水灾厄，申日蚀其年大乱，酉日蚀兵起南行，戌日蚀大兵□行，亥日蚀小人用事。凡日蚀及薄，皆阴侵阳之象。日蚀皆以晦日，亦以月一日、三日忽中旬蚀者，大凶，王位恶之。”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2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95]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2卷，1034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

[96] 《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1348页，中华书局，1975。

[97] 《唐开元占经》卷四《地占·地动》，32页，中国书店，1989。

[98] 《新唐书》卷三五《五行志二》，906页，中华书局，1975。

[99] 《唐开元占经》卷四《地占·地动》，32页。

[100] No.1300《摩登伽经》卷下，见《大正藏》，第21册，408页。

[101] No.1300《摩登伽经》卷下，见《大正藏》，第21册，408页。

[10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卷，22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103] （宋）勾延庆纂：《锦里耆旧传》，丛书集成初编，1页，商务印书馆，1939。

[104] 王重民编：《敦煌古籍叙录》，177页，中华书局，1957；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259～2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5] 赵贞：《“九曜行年”略说》，载《敦煌学辑刊》，2005（3），25页。

[106] （唐）长孙无忌撰，刘俊文笺解：《唐律疏议笺解》，763～764页，中华书局，1996。

[107] 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见《敦煌遗书论文集》，126页，中华书局，1984。

[108]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285页，中华书局，1975。

[109]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351页，中华书局，1979。

[110] No.2174《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见《大正藏》，第55册，1111页。

[111] 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见《敦煌遗书论文集》，126页。

[112] 《册府元龟》卷六一三《刑法部·定律令五》，7363页，中华书局，1960。

[113] 《五代会要》卷一一《杂录》，142页，中华书局，1998。

[11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太祖·开宝五年》，290页，中华书局，1979。

[115] （唐）李涪：《刊误》卷下《七曜历》，丛书集成初编，18页，中华书局，1991。

[116] 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见《敦煌遗书论文集》，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