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百官公卿俸料的一种补充形式——春季时服的赏赐，“春衣”最迟在东汉桓帝时已经出现。此后，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直至五代宋初，“春衣”的发放一以贯之。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发放范围的扩大，“春衣”的内涵、发放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在唐五代宋初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募兵制时期，由于健儿（兵士）是以为国家戍边谋取生资的职业兵，因而国家给予兵士的“春衣”“冬衣”赏赐更多地体现报酬性质。同样，中央内外诸司的官奴婢、番户、杂户等，按技艺特长配隶于宫廷及九卿（监）之中，是官营农业、手工业及畜牧业的主要生产者。自然，他们得到的“春衣”“冬衣”给赐亦为报酬性质。天宝时代敦煌寺户制度中也能找到类似痕迹[51]。

应当看到，募兵制下兵士的“春冬衣赐”是唐五代“春衣”发放的基础。安史乱后，由于西北诸军衰落和藩镇势力壮大，以及南衙十六卫和北门禁军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李唐王朝“春冬衣赐”的范围逐步扩大，除兵士外，对统军将领、随军官吏、藩镇长官及幕府要员等也给赐“春衣”，作为抚慰和褒奖，还在清明、寒食及端午佳节对朝中重臣和武职军将赏赐衣物，并计入俸料当中。五代后唐和北宋沿袭前朝并固定为制度，“春衣”遂成为文武百官俸料钱的重要内容。

从敦煌文书中可见，归义军政权对使府衙内的押衙、员外及门僧等人员也有“春衣”的给赐，不过数量很小；而在民间雇工契中“春衣”大量出现，表明“春衣”已流行于当地民间。

这样看来，唐五代“春衣”的发放，大致有报酬型、赏赐型、俸料型和实用型四种形式。综合四种类型的主要特征，对“春衣”的内涵和唐五代“春衣”发放的演变过程可得出如下明确认识，即“春衣”首先是国家对募兵制下官兵（健儿）及中央内外诸司的官奴婢、番户、杂户等供给的春季衣装，作为他们执勤服役的报酬；其次，“春衣”也用于赏赐统军在外的将领、抚绥地方藩镇及身居要职的朝臣；再次，“春衣”作为官员俸料钱的重要内容，始于中唐的南衙十六卫和北门禁军，以后扩及诸道节度使及文武百官，在晚唐五代宋初这种扩大之势十分明显；最后，“春衣”大量出现于敦煌雇工契中，已成为当地民众日常穿着的一种衣服了。

[1] 唐耕耦：《唐代前期的兵募》，载《历史研究》，1981（4）；张国刚：《唐代的健儿制》，载《中国史研究》，1990（4）。

[2] 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代军队衣装》，载《敦煌学辑刊》，1993（1）。

[3] 孙继民：《S964号文书的定名及所涉兵员身份》，见氏著《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80～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1066～1069、1246～125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760～7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310页，中华书局，1965。

[6] S.133《失名类书》载：“舜以天下之位让善卷，善卷曰：‘吾冬衣皮毛，春衣絺葛。春耕之以肆力，秋收足以自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安能受事乎？’”这里“春衣”“冬衣”虽然并称，但均作动词，分别表“春季穿”“冬季穿”之意。S.134《毛诗郑笺》“九月授衣”条注曰：“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冬衣”即冬季服用之衣服。据此推测，与“冬衣”并称的“春衣”，至少在东汉已经寓有春季衣装之意。

[7] 《文献通考》卷六五《禄秩》，585页，中华书局，1986。

[8] 《旧唐书》卷三《太宗纪》，57页，中华书局，1975。

[9] 唐耕耦：《唐代前期的兵募》，载《历史研究》，1981（4）。

[10] 王永兴：《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见《国学研究》，第1卷，347～40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1]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157页，中华书局，1992。

[12]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三年”条，7206页，中华书局，1956。

[13] 安家瑶：《唐永泰元年（765）—大历元年（766）河西巡抚使判集》，见《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辑，232～264页，中华书局，1982。

[14] 太和七年朝廷所遣“春衣使”，诸书记载略有不同。《旧唐书》卷一八〇《杨志诚传》载“春衣使魏宝义”，《通鉴》作“官告使魏宝义、春衣使焦奉鸾、送奚契丹使尹士恭”；《新唐书》卷八《文宗纪》又作“春衣使边奉鸾、送奚契丹使尹士恭”。

[15] 《旧唐书》卷一〇一《韩佽传》载：“会春衣使内官至，求贿于邮吏，二豪家因厚其资以求邑宰，佽悉诺之。”《旧唐书》卷一六七《段文昌传》：“（文宗大和）九年三月，赐春衣中使至，受宣毕，无疾而卒，年六十三。赠太尉，有文集三十卷。”

[16] 宁志新在《唐代使职问题研究》（载《历史研究》，1999[2]）中列举了许多使职官，其中就有“春衣使”“冬衣使”。

[17] 权德舆：《谢赐冬衣表》，见《全唐文》卷四八四，4951页，中华书局，1983。

[18] 孙继民：《S964号文书的定名及所涉兵员身份》，见氏著《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80～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9] 安家瑶：《唐永泰元年（765）—大历元年（766）河西巡抚使判集》，见《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辑，232～264页，中华书局，1982。

[20] 《通典》卷二三《职官·户部尚书》，637页，中华书局，1988。

[21] 参阅何汝泉：《唐代度支职事由简变繁论略》，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22] 陆贽：《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见《全唐文》卷四六五，4753页。

[23] 《文苑英华》卷四二二《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2140页，中华书局，1966。

[24] 《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1536页。

[25]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1379页。

[26] 《册符元龟》卷四八四《邦计部·经费门》，5790页，中华书局，1960。

[27] 《册府元龟》卷一六五《帝王部·招怀门》，1988页。

[28]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穆宗长庆四年”条，7831页。

[29] 《册符元龟》卷四八四《邦计部·经费门》：“（贞元元年）度支奏：“京师经费及关内外征讨士马，月须米盐五十三万石，钱六十万贯，草三百八十三万围。春冬衣赐、元日冬至立仗赐物，不在其中。”5786页。

[30] 《资治通鉴》卷二三〇“德宗兴元元年”条，7422页。

[31] 《旧唐书》卷一四二《王廷凑传》，3886页。

[32] 前揭黄正建、孙继民、李锦绣文。

[33] 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09册，20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条记目录》，57页。

[34] 郝春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未刊敦煌文献研读札记》，载《敦煌研究》，2004（4），22～31页；收入《郝春文敦煌学论集》，254～278页。

[35] 张泽咸：《唐五代阶级结构研究》，476～47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6]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106～10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7] 《旧五代史》卷一四五《乐志下》，1936页。

[38] 《旧唐书》卷一六〇《刘禹锡传》载：“从事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典记室，尤加礼异。”同书卷一四七《杜佑传》曰：“贞元三年，……充淮南节度使。”又《谢表》为刘禹锡所作。据此推测，表中的“杜相公”应为淮南节度使杜佑。

[39] 岑仲勉：《唐方镇年表正补》，见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三），1538～1539页，中华书局，1980。

[40] 参阅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496、5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1] 《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宪宗元和六年（811）胡注“俸料”条，7685页。

[42] 《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宪宗元和六年（811）胡注“俸料”条，7685页。

[43] 卢向前：《关于归义军时期一分布纸破用历的研究》，见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97～170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

[44]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实录》，第五辑，8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45] 《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载：“冬，十月，甲申朔。”胡三省注曰：“同光三年，租庸院奏新定四京及诸道副使判官以下俸料，有春衣绢、冬衣绢。此盖赐在京文武百官以已成之衣。”看来，“春衣”“冬衣”作为官员俸料杂给的一部分已经很普遍了。

[46] 《宋史》卷一七一《职官十一》，4101～4112页，中华书局，1977；卷一七二《职官十二》，4134～4142页；《文献通考》卷六五《职官考十九·禄秩》，588～590页。

[47] 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334页，中华书局，1987。

[48] 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332页。

[49]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41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50]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实录》，第二辑，55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24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51] 前引日本学者中村不折藏西域文书《天宝六载给家人春衣历》，转引自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334页，中华书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