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小山书店于1934年出版的柳田国男同名著作的中译本，收录了柳田从42岁至57岁的11篇文章及讲稿。按出版时间排序，依次为《独目小僧》（1917）、《桥姬》（1918）、《隐里》（1918）、《放流王》（1920）、《年糕化作白鸟的故事》（1925）、《大多法师的脚印》（1927）、《独目五郎考》（1927）、《鹿耳儿》（1927）、《熊谷弥揔左卫门的故事》（1929）、《鱼王行乞谈》（1930）以及《会说话的鱼》（1932）。

按福田亚细男教授的意见，这15年正是柳田民俗学从崛起（1908—1918）迈向确立（1930年代）的过渡期。[1]这一期间，柳田忙于换工作、旅行、出国以及搬家，难免“其民俗学著作不太多”，甚至令人觉得“柳田从民俗学领域退出了一步”[2]。但同时，日本农村社会因经济不景气、关东大地震、米价跌落而面临着诸多困境与问题，柳田已经深刻意识到“这已不是学者可以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沉着应对的时代了”[3]，开始自觉背负了“经世济民”的学术使命。借用折口信夫的话来说，这便是柳田“摆脱尴尬境地，终于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学家”[4]的过程。

折口信夫指出，有关“神”的问题是柳田早期民俗学的核心问题：“有关日本的神的研究，是先生从学术立场致力解决的第一个目的，而今天这一目的作为最明确的研究对象重新浮现在眼前”，“为了建立这样一门学问，（先生）经历长期痛苦的阵痛，偶然邂逅了民俗学”。[5]在本书收录的众多文稿中，柳田的心神的确凝集于此。对他而言，神始终是构成日本人精神乡土的基础事实，或者说是塑造日本国民性的传统渊源，可以说，他谈论神，其实在谈论“被遗忘的、失去的日本（人）”。在此意义上，本书与一般所谓妖怪学著作应划清界限。关于成为本书书名的“独目小僧”，柳田的议论建立在“妖怪是沦落的神”这一假设之上，这一假设也受到了小松和彦、宫田登等妖怪研究领域权威的质疑[6]。

本书是一位政治家出身的学者在日本近代科学的黎明时期撰写的论著，其中有些内容、逻辑、方法等已经难以满足当代科学的要求，在接受过当代西方科学学术训练的中国读者眼中，找到本书的漏洞和破绽也许并不太难。比如，柳田反复强调“证据”的重要性，但自己的观点却往往有主观武断之嫌，很多情况下本应提示的论据都因为“篇幅有限”而“忍痛割爱”。在引用论据时，也常常不详细、不完整，甚至是错误的。如柳田在《独目小僧》的“补遗”中提及文中由高木诚一提供的资料，如实交待了自己的误解，但之前对这一“好材料”的错误理解，却似乎对其论述、逻辑以及结论毫无影响，这足以让我们怀疑柳田有时是先有了结论然后去寻找论据的。

尽管如此，今天在中国出版本书，还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众所周知，柳田于1930年在《蜗牛考》中提出了“方言周圈论”。但我们从本书中可以惊讶地发现，其实柳田早在10余年前就从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对传承和传播的规律性做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论述。他要努力把握的所谓“同一个源头”，显然不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日本人的“原风景”即“日本”本身。这使得后人对“方言周圈论”的多数批判落空[7]，而柳田不同于“方言周圈论”的对传承的理解，也许可以促使中国读者深入思考“中国人”或“中国”是什么。

2016年冬天，多年来的好友王京告知我《柳田国男文集》的出版计划，并力邀我参与翻译工作，我欣然答应。尽管我也知道柳田著作数量庞大，但其中较为有名的论著，我还是读过的，也曾经翻译过日本现代民俗学者的数篇论文，因此并没有考虑太多，只觉得自己没什么理由拒绝老友的相邀。

但阅读并非翻译，别的学者也不是柳田，本书的翻译令我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艰难。柳田用富有魅力的文字引导读者走入昔时日本人的感觉之中，其文章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是充满感染力的文学作品。阅读时，还能凭借“领悟”而心有戚戚，但翻译时必须叩问字词、剖析句段来检验自己的“领悟”是否真正符合作者的意图。不用说有歧义、有语病之嫌的表述，就连一个省略了主语的句子、几个随意选用的别名，都足以让我驻笔良久。翻译工作迟迟未有进展，生活上又出现了一些变化，一再推迟之下，最终交稿竟比原计划晚了整整一年！

本书终于能够出版，归功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宋旭景编辑，如果没有宋老师的宽容和耐心，我恐怕无法完成这次翻译工作。在日本，我也得到了许多师友的鼓励和帮助。尤其是福田亚细男老师，他赠送给我的资料加深了我对柳田的理解。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去年曾听到福田老师忧心忡忡地说：“我也算写过几部关于柳田的书了，但还是不敢说完全理解他。连日本人都难读懂的他的文章，中国读者真的可以理解吗？”

由于个人学识不足，语言能力又有限，当时我没能向福田老师保证我可以读懂柳田，有信心能够一字不差地传达出来。现在，我还是不敢这样说。当然，为了方便中国读者的阅读，我也尽了一些努力，如增加译者注，统一多个别名，修正过于模糊的表达以明确文意等等。但反过来看，这些做法也许反而牺牲了柳田独特的风格和文学意蕴，不仅如此，还可能让中国读者失去了从字里行间“领悟”柳田言外之意的机会。我反复的责问自己：你为何要固定文意，把自己的“领悟”强加给读者？你只是一介译者而已啊！

这次翻译给我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但无论如何，不能再推迟出版了。本书一定有许多不妥甚至谬误之处，一切责任在我，敬请中国的读者们多多给予建议与批评！

西村真志叶

2018年6月于日本佐贺

[1] 福田亚细男：《柳田国男入门》，柳田国男记念伊那民俗学研究所，2017年，39—40页。

[2] 福田亚细男：《柳田国男入门》，柳田国男记念伊那民俗学研究所，2017年，39—40页。

[3] 柳田国男：《日本农民史》，《柳田国男全集》29卷，筑摩文库，233页。

[4] 折口信夫：《先生的学问》，民俗学研究所《民俗学新讲》，明世堂书店，1947年，281页。

[5] 同上，281页。

[6] 如小松和彦认为柳田的预设来自于“先有神，后有妖怪”的单线历史发展观，其实神与妖怪没有先后之分，并存不悖。宫田登则采取了中立态度，认为神和妖怪可以并存，神可能变成妖怪，反之亦然。见宫田登《妖怪民俗学——日本的无形空间》，筑摩文库，2002年，10—12页。

[7] 后人对“方言周圈论”的主要批评是能够解释的范围过窄，各地方言有可能是多元发生的，也未必只是从中央传播到周边，也有可能有逆向的情况。实际上，只要我们坚持认为所谓“源头”是一个地理概念，那么“方言周圈论”显而易见是无法适应语言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