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名门大族的户主，通过修验道的实践，侍奉武藏国丽本乡（现埼玉县日高市）的白须神社。他本人也留了白胡子，近年改姓为高丽。他家里有本历经数代传承下来的家谱，看过后人都惊叹，这些是否都是事实？关于武藏国的高丽氏正史有两个记载：一是距今约一千二百年前，归化日本并散居在日本东部地区的一千八百名高丽人搬移到武藏国（现东京都、埼玉县、神奈川县的部分地区）；二是家世显赫的高丽氏曾经担任过武藏守，他因此把户口迁到此地。尽管历史学是一门以想象的自由为基础的学问，但如此明确的两个证据还是不可忽略的。当然，如上两种史实与我们之间存在时间鸿沟，时隔一千余年，我们若寻找有历史记录的高丽氏与那位白须高丽先生之间的来龙去脉，则可能是永远到达不了的海市蜃楼。如果有必要确定世家高丽氏与白须高丽先生之间的关系，那么必须认真考证。

我试图讨论的，是这个问题的一小部分，即我们是否能够把自称“白须神”的、又称高丽神社的新堀村大宫明神理解为祭祀高丽王族的神社[1]，以供地方传说研究者做参考。

古老的证据未必属实，有一个例子就是家谱。说它古老，也难以置信后无篡改。当然，最近刚修的家谱也不能令人放心，其源头还是靠不住的。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所有家谱在接缝上都会遇到难题。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家谱能够延续一千年之久。即使古代存在纸笔、文字，但能撰写家谱的人物或家族却难以存续。首先，传承家谱的动机因时代而异，有时可能为了统帅或代表部民，有时可能为了证明领土的继承权，有时可能为了解释信仰的由来，也有时为的就是给家世增添光辉的一笔。传承家谱意味着，一个家族每次都面临诸如此类的需要来续写家谱，中间没有没落也没有断绝后代，平安无事地存续了下来，而且后来的每一代户主都具备一定的编辑能力。即使后世的户主缅怀先人，编修家谱，但如果盲目记录旧时传说，反而会致误谬、令人难以理解。假如高丽乡的家谱就是个例外，其世序年代十分正确、自然的话，这恐怕是因为高丽氏从武藏七党[2]繁荣的时代到今天一贯坚持一个思想，那也是以春日、阿苏为首的旧神社都在遵守的信条，即神孙侍奉神祇。正如最近所谓武藏野研究者们一哄而上要给白须神增光添色一样，而与之类似的外部影响说不定在几百年间就是这样影响一代代的传说的。高里乡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围绕其周围的武藏国土经历了种种历史风波。每一个名门大族都有盛衰兴废，而且盲人乐师常来常往，街上还有流浪的失业武士游**。也许我们还用不着想象出这样的情况，因为白须神这一神名本身就足以说明高丽乡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流。白须神的传说几乎遍及半个日本列岛，武藏国不能说是其发源地，而且使白须神得以流行的信仰样式并不是在外籍人士归化十分盛行的时代。因此，我们还是难以相信高丽氏的家谱古今如出一辙。

尽管如此，人们坚信与否和事物的真实与否是未必相符的。同理，简单地怀疑某事，还不能被称为学问。所以我往前走一小步，试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如上新现象意味着什么。首先可以注意到，白须明神的祭神，不仅是神职家族的始祖，而且在人们口中他是个来自异国的国王。尽管很少有人提及，其实在武藏国境内、邻近东京的新座郡（现埼玉县和光市）上新仓存在一处新罗王故居。据说古时候新罗国的王子从都城迁到此地，此地牛蒡山村的山田、上原、大熊三姓均是其从臣的后裔（《新编武藏国风土记稿》四四）[3]。不难看出，过去只说“王”或“王子”，后来地名改称为“新座郡”，亦随之改称为“新罗王”。按照常理，一个外国人来到日本后自报姓名为新罗王，其真实身份还是十分可疑的。更令人诧异的是，有一位新罗王于天文元年（1532）在佐渡二见港（现新潟县佐渡市）登陆过。据说，叫玉井的井口就是由这位新罗王下命令挖出来的，此外他每天书写大字，但每次写好字，他都嫌墨色不够深，统统作废（《佐渡土产》中卷）。相川的高木氏自称是其后裔，并取商号为“新罗屋”[4]。在佐渡岛上还保留了署名为新罗王的多幅书法作品（《乡土研究》第二卷第六号）。只看如上资料，我们是难以断定所谓新罗王之说不过是古人的误传、轻信的。不但如此，在距离此地甚远的常陆太田（现茨城县常陆太田市）附近，也有不少人保存了签有新罗王之名的书法作品。据当地人说，这位新罗王好似狂人，在不很遥远的过去坐船来到此地，他书写的文字似乎是朝鲜文字，当地没有人能看懂（《枫轩偶记》三）[5]。如果他是个四处漂泊旅游的朝鲜人，也许他能书写文字送给当地村民，即便如此，他又出自何种动机自称新罗王呢？这就是一个谜。

在长门秋吉村（现山口县美祢市）有一座八幡宫，传说是漂到此地的百济国王劝请来的，境内的古坟是其及其从臣的。这种祭祀方式本身属于八幡信仰的常见形态，由此看来，之所以提到百济国王之名，大概是因为日本对岸有个百济国（《长门风土记》[6]）。像佐渡国和常陆国的新罗王这样的说法，可能是此类旧闻和后世的漂流故事相结合的产物。另外，如狭远敷郡椎崎（现福井县小宾市）的御垣大明神又称御垣山王，是一位山神，而神社一侧有座坟冢叫王冢，传说古时候像“国王的人”自异国坐船来到此地落户，死后被当地人埋葬于此处，这里曾经还有利用其船篷制作的神驾。通常情况下，人们听到这种形迹可见的传说之后，只是停留在“不能说绝无此事”，而不会去探究一番。然而，无论是国王，还是王子，都不太可能如此频繁地漂到邻国，他们也更难以成为异国的信仰对象。我们还是有必要思考，此类传说之所以依附于诸如坟冢、神驾等旧物而存在，应该是有一定的理由的。靠海的村庄往往把神社建立在海角的山上，并在海滩上设置休息亭。连离海滩有一定距离的村庄，每逢节日也举办下滨仪式。尤其在日本西部，称海岸的某一地点为宫浦，视作神祇最初登陆的地方。由于近世的日本人倾向于认为神祇其实就是现实的历史人物，于是在地方传说中，被封为天神的菅原道真和神功皇后，生前左迁时的航路往往都要绕远道，或者到处停泊逗留。既然日本是个天神崇拜的岛国，那么这种现象并不稀奇。从海岸上举目远望，大海边缘便是一片天空，这种景象完全有可能出现诸如天磐船、天鸟船此类的神话。再看日本东部，在上古时代，大汝、少彦名二神降临于常陆国[7]。这些神祇依附于巫师传达神意，信徒们便相信了。而在三韩对岸的几个地方，从巫师的口中出来的神名完全有可能是新罗王或百济王。我曾经听说过两个有关高丽神漂到日本的神话。首先是伊豆山的所谓“走汤显灵”，据说高丽神所乘坐的神船最初到相州中心的山顶，并坐镇于高丽寺山（《关东兵乱记》[8]）。这有可能是后人因其地名而创造出来的，但越中砺波郡（现富山县南砺市）的高濑神社，在毫无关系的情况下也自称是来自高丽的神祇。当地人还明确说明此神于七月四日初到日本，设有休息亭的旅川便是他当初洗净布袜的古迹（《越中国神社志料》[9]）。我们应该想到所谓客神外神的起源，除了地名因素，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在里面。

关于异国神迁来之说，历史再悠久，也难以视之为史实。还有许多冠以“王子”之名的神，如《长宽勘文》[10]所记载的熊野王子，又如出自播州广峰（现兵库县姫路市）的牛头天王王子神，还有大隅正八幡供奉的七岁王子[11]等，这些王子信仰及其神话，只能说明，我们日本人古来把突然显现或作祟的灵威旺盛之神理解为从远国迁来的外来神。这些神祇之所以被称“王子”不是因为古人追溯其源或者对此加以现代式的考证的结果，假如有哪个起源神话断言某一历史人物的灵魂，那么这不是后人创造的就是伪作。陆前千贯松山（现岩手县胆泽郡）的有关东平王坟址的故事，正因为古老，内容十分散乱，反而引起我们巨大的兴趣。成书于五百余年前的《宗久纪行》[12]记载，在此地附近的路旁有一座唐人游客的古冢，这位唐人名叫“touheiou”（音通东平王）。古代学者做了这样一段的记录，当地可能没有人惦记着此事，与之相关的传说早已失传，唯独现代学者才念念不忘。不过，这本身有点像是猜谜。说不定，在思乡未归的旅人坟上生长出来的几棵松树毫无例外地朝向西方，有人看了之后，就联想到了《文选》（卷四三）所收的名诗中“冀东平之树，望咸阳而西靡”一句，时间长了，此地就开始被说成是东平王的坟冢。再过一段时间，连坟冢的旧址都部门明确了，而千贯松山的千贯松因受东风的影响而朝西生长，于是千贯松山在后人的推测中也就成了东平王坟冢的所在。甚至有人曾经做过一些考证，说日本的东平王其实指的是大野东人[13]，或是惠美朝獦[14]云云（《地名辞书》[15]四〇七五页）。由于前代好事家给出的名字易解起源，东平王的坟址才没有被编入史迹的行列，但只要人们把冢神当作远道而来的灵魂，那么这位冢神在当地的传说中自然就变为一个四处流浪后有缘迁居于此的贵人。至于冢上的古树朝故乡的方向生长，这本来就是在日本东部和西部都十分常见的传说，西行法师的回头松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吾妻昔物语》[16]成书于江户时代初期，大概是出自僧徒笔下的一部南部岭旧闻集，书中记载了如下一段故事：不知何时，一位叫“放流王”的贵人来到稗贯郡鸟谷个崎（现岩手县花卷市）的瑞兴寺，登上佛坛与主佛并肩而坐，说道：“朕原是四海之主，因不得与凡夫同居才端坐于此。”该寺庙住持劝止，此人一句话没说，走出寺门，向寺林村的光林寺而去。但走到北野君个泽附近，他举手一指南边，转眼之间瑞兴寺化为寒烟。然后他又从寺林村进入不来方（现岩手县盛冈市）的福士氏家中，说他要看津轻（现青森县津轻市）一眼，让福土赶快送他去。大概是因为难以做到，福士氏故意走错路，送他去了比爪（现岩手现紫波郡）。谁知，此人一看道祖神旁边的大榉树就说道：“这是朕不来方之路，福士竟敢欺骗朕，不会有好下场。”后来，福士氏的子孙果然坑家败业并男系绝嗣。《吾妻昔物语》的作者最后还推测，这位放流王指的就是吉野的长庆院[17]。此书的撰写内容以天和年间（1681—1684）为限，我还未查清当时津轻浪冈城的旧史志是否已经编完，但不管怎样，从文中可以了解到，连在西海尽头都有传说留下，可见早在那时就已经把东北地区人民仰慕之情集于一身。如果要讨论的问题仅仅是贵人路过某地的传说，我有办法为自己的假说给出合理的解释。而那些渴望能有确凿证据的，可能在听到传说为长庆院陵墓的古坟不止一处时，会为此吃惊，甚至嘲笑。但我们还是要静下来心来思考一下，就像靠日本海的地方流传着有关三韩国王的漂流传说一样，中世以后的所有皇族里，经历过一场无目的地之旅的，只有长庆院一人，当地人把无名贵人想象为长庆院，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有关王神王冢的传说在诸国各地广泛普及，其数量之多，足以令后代《本朝皇胤绍运录》[18]的作者感到震撼。越是古老的传说，越能够令人信服，但在有些人而言，会坚信专名即历史，单说皇子就不足信。因而在丹马，说是日下部氏始祖的孝德天皇之子表米亲王，在其东邻丹，又说是圣德太子的弟弟金磨亲王。也有些地方人们尽可能地从后世史书中找一个贵人芳名来加以推崇，这显然是直到日本人开始把神祇理解为历史人物的灵魂之后才产生的说法。例如，会津越后的山村流传一些互相矛盾的有关高仓宫以仁王[19]事迹的旧闻。细读《玉叶》[20]等古籍，以仁王曾有一段时间下落不明、生死未知，正因为如此，他才能长期隐身于乡下人的传说之中。

历史上，曾经有一部分盲信家不满足于一位皇族，甚至说到高仓天皇驾临，但如今他们还是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把种种旧闻统一在高仓宫以仁王身上。即便如此，还有一些古老传说，会搅乱旧闻与历史之间的协调关系。举几个最显著的例子。在甲州西山即南巨摩郡（现山梨县南巨摩郡）的奈良田附近，人们不知从何时起，传说此地存在孝谦天皇[21]的遗迹。这是因为孝谦天皇为了治病在奈良田逗留八年之久，故此又称为“奈良神”，尽管另外还有一个理由，但我还是避讳一下吧[22]。在其他地方，也有与夭折的文武天皇[23]有关的遗址。在我看来，这无疑就是人们把文武天皇误传为大宝天王的结果，而大宝天王其实是今天仍有信徒的大梵天王的讹音。在上总君津郡（现千叶县君津市）的俵田及其周围一带的村庄，存在与弘文天皇[24]有关的古迹，不仅如此，今天此地还考证出了据说为弘文天皇陵墓的古坟，已经难以一笑置之。这与所谓“红胡子巴巴罗萨其实未死”的传说稍有不同，其中包含了诸如“天皇作为天神的正统后裔，他驾崩不可能像俗人凡夫一样”之类朴实无华、含蓄内敛的春秋式逻辑。以上传说本身值得珍重，更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这类传说仅在日本东部的边界地区得到了如此的发展。我们不应该用“无法相信”来应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区流传的所谓大友皇子神话一定附带苏我氏之名，此外，苏我氏还出现于田神祭奠的起源传说中。苏我本来是上总地区的古乡名字，但到了君津郡俵田又成了皇子的从臣“苏我大炊”。也有传说他曾经在插秧时把西落的太阳叫回来，据此俵田人把五月初七（也有些村庄把四月十六或五月初一）称为“苏我插秧日”。由此看来，苏我似乎是历史更为悠久的专名，王子的神名是后来才有的。村冈氏[25]解释说，大伴氏族在此繁衍后代，他们的后裔开始把大伴氏的祖先同天皇穿凿附会在一起，日语“大伴”音通“大友”，此说很有道理。据日吉神社的起源传说，近江湖南（现滋贺县湖南市）的大友与多王曾经割出庄房田地创建过神社，为了祭祀其父弘文天皇（即大友皇子）连吉田博士[26]这样的人都相信此说，仅仅因为近江湖南距离近汇大津宫宫址、大友皇子驾崩之地很近。其实，古人从来都避讳直称贵人的真名，由此可以认为这些传说是较新的后人附会。

同理，位于名古屋市撞木町（现爱知县名古屋市）的otomo冢，因为otomo音通“大友”，有人便推测为大友皇子之古坟（《名古屋市史地理编》六四七页），其实附会古坟的传说并无太长的历史。而且，otomo一词似乎蕴含了某些与信仰或仪式有关的内涵，令人觉得大友皇子的传说因受宗教因素的影响才得到了发展。再看四国，据说，王子吉良喜命曾经陪伴夫人来到伊豫喜多郡（现爱媛县大洲市），并在栗津森神社奉祀牛头大王，后来自身也被奉祀于此。王子吉良喜命，一名大伴吉良喜，古人又将他与大友皇子穿凿附会在一起，在古籍中被记载是大友皇子的第十代孙（《明治神社志料》），但说他是第十代孙，也有点太谦逊了。在九州南端的大隅、萨摩两国，也存在几座祭祀大友皇子的神社，是因为这些神社的主神为天智天皇，所以才出现了天智天皇之子、大友皇子之名，正如八幡神社祭祀応神天皇，八幡若宫故此祭祀応神天皇之子仁德天皇和菟道稚郎子一样。说起天智天皇，他曾经暂住在筑后川右岸的朝仓（现福冈县朝仓市），如今同名的土佐朝仓（现高知县高知市朝仓）也主张有天智天皇的古迹在，至于鹿儿岛县的古迹大概另有起因，尽管有一位国学家断定是彦火火出见尊的误传，但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妥协。

我一直希望找个机会指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上传说几乎都没有被国学家们正确对待。这些那些都是流传在乡村的天真的旧闻，一旦误出界限就会立刻被排斥，但另一方面，若有人持中立立场试做合理的解释，又受到如同史书逸文一般的重视。而且，从乡亲父老的心情上而言，二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异。用明天皇化名吹奏“草刈笛”的故事见于近松门左卫门的《用明天皇职人鉴》[27]一剧，或见于《舞本·乌帽子折》[28]，但故事讲述的内容并非是一位文人所能想到的。但我们又想，古人为什么宁可违背正史去传说天皇潜行的故事？于是可以了解到，所谓无缪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路径的，如祭祀用明天皇的神社，成摄州玉造（现大阪府大阪市）的森之宫（《笈乃若叶》[29]卷二上）。另外，《延喜式神名帐》记录其名的磐城刈田郡（现宫城县苅田郡）苅田岭神社（旧称为白鸟大明神）祭祀的是用明皇后，其神名与丰后国的真名野富翁传说同样叫玉世姬。此地还流传一个传说：用明天皇来到此地并与玉世姬生下了一个皇子。近世的学者曾经主张此地的白鸟信仰是日本武藏神话的误传，但此类改订工作并没有取得成功（《神社核录》[30]卷三三）。我个人以为，之所以提及用明天皇的大名，原因是很单纯的，由于古人称神祇的第一王子为太子，故此把神的父亲理解为日本最著名的圣德太子之父。尤其在丰后流传的真野富翁传说里，富翁家闺女是天赐的孩子，因神谕举办宇佐八幡放生会的骑射仪式时，得知她家男佣其实就是微服的用明天皇，这一传说又与姬岳[31]的起源传说相结合（《丰后遗事》[32]卷上），由此看来，以大物神为祖神的巫师家族、大神氏的古老传说在姬岳到宇佐一带广泛流传。在日本东部，陆中鹿角郡小豆泽（现秋田县鹿角市）的五宫权现神社祭祀继体天皇的第五王子，传说中他娶富翁的闺女为皇后，与丰后的例子极其相似。另外，五宫权现神社的起源传说还讲，金丸兄弟拉马请继体天皇登上东岳，这一情节最接近于甲斐黑驹传说[33]，由此可知京都周围的寺庙从古珍惜的与圣德太子有关的起源传说，其实是从一个更古老的传说中派生而成的。这位金丸在丹后又被称为金磨亲王或圣德太子的弟弟碗子亲王，这可以说是传说中的有些专名并非纯粹虚构的一个证据。

在萨摩、大隅两国被祭祀的天智天皇，也被附会了一个好似丰后玉世姬的羽依姬传说。同时，主祭王子神的神社中，牛根乡居世（现鹿儿児岛县島垂水市）的神社称王子为钦明天皇[34]的第一皇子（《地理纂考》[35]卷二一），佐多乡（现鹿儿岛县肝属郡）十三所大明神则称忍熊王子，这两位王子都被附会上了神船漂流的传说，与北部海岸边有关三韩半岛国王的传说（《三国神社传记》[36]卷中）十分接近。在越前丹生郡（现福井县丹生郡）也有祭祀忍熊王子的神社，而同样祭祀忍熊王子的“十三所”大明神提示该信仰源自熊野权现[37]。不仅是熊野权现，诸如越前气闭白山（现福井县丹生郡）、东国香取鹿岛（现千叶市香取市）、西州阿苏或宇佐等地，那些用双手都数不完的王子神即苗裔神都有来巡游过，不用说三轮、贺茂，还有播磨的荒田里（现兵库县多可郡一带）、常陆的哺时卧山、美浓的伊那波神社（现岐阜县岐阜市）、上总的玉前神社（现千叶县长生郡）等地，都有神人结婚生子的传说流传，这些神祇又因其神德而长久受到后人的景仰和崇拜，这几乎可谓是日本国教的最大特征。既然这种思想特征渗透民心，后世传到日本的佛教当然对其无法忽视。再虔诚的念佛圣[38]流派，都有无名皇族的传说。今天，我们在偏僻乡村的寺庙中意外发现，连这样的地方都有“放流王”传说。我当然不是要说《古风土记》所记录的世代天皇的遗址，乃至给国史添加色彩的英迈皇子的事迹，不过是我们祖先因信仰而幻想的一场美梦。但是，至少面对令我们迷惑不解的平家谷、小松寺、平维盛后裔之类的旧闻时，还是需要从这种立场出发，做出详细的比较研究，以确认这些资料在何等意义上可以成为我们的史料。通过一番努力，若能抵制、改善今天学界的一股歪风，包括置之不理令世人遗忘，或者在极少数人之间暗地里否定等等，这正是武州的那位高丽王等人在无意识中为后世留下的宝贵财富。

（大正九年七月《史林》）

[1] 新堀村大宫明神，位于埼玉县日高市新堀。据历史记载，天智天皇七年（668），朝廷把逃亡到日本的高丽人迁居到此地。其中，一名叫高丽若光的人，由朝廷授予王姓，并受命建立了高丽乡。据传，今天该神社供奉的就是这位高丽若光。过去，大宫明神又称高丽神社、高丽大宫大明神、白须大明神等，直到明治时代才统一为高丽神社。

[2] 武藏七党，指从平安时代后期到室町时代，以武藏国为中心，势力扩大到下野、上野、相模等地的同族武士群体。七党的所指有不同的说法，一般包括横山党、猪俣党、儿玉党、村山党、野与党、丹党（丹治党）、西党（西野党）、缀党、私市党。

[3] 《新编武藏国风土记稿》，成书于文政十三年（1830），是由昌平坂学问所地理局编撰的武藏国方志，共266卷。

[4] “新罗屋”，音译，日语为shiyiraya，原记述为日语平假名，音同“新罗”。

[5] 《枫轩偶记》，成书于文化四年（1807），是江户时代后期的儒学家小宫山枫轩（1764—1840）的随笔，共6卷。

[6] 《长门风土记》，作者不详，由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收藏，分为《奥阿武郡宰判长门国阿武郡风土记》19卷、《美弥郡宰判长门国美弥郡风土记》12卷、《船木宰判长门国厚狭郡风土记》31卷、《吉田宰判长门国厚狭郡风土记》16卷、《先大津宰判长门国大津郡丰浦郡风土记》13卷、《前大津宰判长门国大津郡风土记》18卷、《当嶋宰判长门国阿武郡风土记》12卷，共121卷。

[7] 大国主和少彦名，是日本神话中造出日本国土的大神。《日本书纪》、《古事记》等写道，完成造国之后，前者供奉于出云大社，后者则消失于大海另一边。而常陆国的人们认为二神在完成造国之后，又降临于常陆国鹿岛郡大洗矶前。今天大洗矶前神社就祭祀这两尊神。

[8] 《关东兵乱记》，又称《相州兵乱记》，作者不详，关于成书年代存在不同的说法，《群书解题》认为是安土桃山时代，《国史丛书》则认为是江户时代。书中记录了自永享八年至永禄七年（1436—1564）以小田原北条氏为中心的战乱。

[9] 《越中国神社志料》，是神职、神道学家佐伯有义（1867—1945）编写的越中国的神社志，由明治四十一年（1908）出版的皇典讲究所编《神祇全书》收录。

[10] 《长宽勘文》，成书于长宽年间（1163—1164），汇编了藤原范兼、中原师光、藤原永范、藤原长光、藤原伊通、清原赖业等贵族或学者围绕伊势神宫与熊野本宫大社的关系问题向朝廷提交的报告书。

[11] 传说，震旦国（即中国）陈大王的女儿7岁时梦见太阳升起，因此而怀孕并生下一个王子。陈大王一气之下强迫母子俩坐船，让海浪冲走。这只船后来飘到大隅海滩，当地人就把孩子及其母亲供奉于鹿儿岛县的大隅正八幡宫。

[12] 《宗久纪行》，是释宗久（生卒年不详）在观应年间（1350—1352）游玩关东、东北地区时所做的旅行记。

[13] 大野东人（？—742），奈良时代的武将。

[14] 惠美朝獦（？—764），奈良时代的高官。

[15] 《地名辞书》，即《大日本地名辞书》，成书于明治四十年（1907），是民间历史学家吉田东伍（1864—1918）花费13年的时间个人编辑的日本首部全国方志。此书不仅记载了地名的由来及其演变，还言及地形、历史、诗歌以及风俗等，至今仍然被视为日本历史地理学的基础资料。

[16] 《吾妻昔物语》，又称《东奥古传》，成书于元禄年间，是画家松井道圆编的故事集，共3卷。

[17] 长庆院（1343—1394），第98代天皇。

[18] 《本朝皇胤绍运录》，成书于応永三十三年（1426），是内大臣洞院满季（1390—？）奉后小松上皇的敕命编写的天皇及皇族的系谱。其书名袭用了宋本《历代帝王绍运图》。

[19] 高仓宫以仁王（1151—1180），平安时代末期的皇族，后白河天皇的第3皇子。

[20] 《玉叶》，是镰仓时代的政治家九条兼实（1149—1207）的日记，原文已散失，现只有从长宽二年至建仁二年（1164—1202）部分的手抄本。文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政治、社会、朝廷、风俗等，共66卷。

[21] 孝谦天皇（718—770），第46代天皇，圣武天皇的皇女。

[22] 据传孝谦天皇宠爱僧人道镜，这里柳田说的可能是与情爱有关的当地传说。

[23] 文武天皇（683—707），第42代天皇。其陵墓位于奈良县明日香村。

[24] 弘文天皇（648—672），第39代天皇。

[25] 村冈氏，即村冈良弼（1845—1917），法学家、地理学家。

[26] 吉田东伍（1864—1918），历史学家、地理学家。

[27] 《用明天皇职人鉴》，是人偶净琉璃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5）创作的人偶净琉璃作品，于宝永二年（1705）首次表演。近松门左卫门采用民间说法，描述（般若姫）之间的爱情故事，并说明他们之间的私生子成为后来的圣德太子。

[28] 《舞本·乌帽子折》中提到了如下一段故事：从前用明天皇渴望娶丰后国富翁之女玉世姫为妻，但富翁却不肯。用明天皇竟化名为山路，在富翁家当个放牛娃。但他又不会割草喂牛，只好骑在牛背上吹笛，其他放牛娃都听得入迷，都愿意帮他割草。用明天皇为一份恋情吹奏的笛子故此称为“草刈笛”。

[29] 《笈乃若叶》，成书于正德五年（1715），是诗人云铃（？—1717）的俳句集，共2卷。

[30] 《神社核录》，成书于明治三年（1870），是神官、国学家铃鹿连胤（1795—1871）引用古文献对著名神社的名称、祭神、镇守地等进行考证的记录，共75卷。

[31] 姫岳，是位于大分县臼杵市的山。据传，真野富翁的女儿和用明天皇往京都出发时，富翁夫妇从山顶上目送女儿离去。这座山故此取名姫见个岳，后来转讹为姫岳。

[32] 《丰后遗事》，刊行于明治二十年（1887），是教育家加藤贤成所编的丰后国方志，共2卷。

[33] 圣德太子于推古天皇六年（598），让诸国进贡良马，并从数百匹良马中看出了一匹神马，这批神马躯体乌黑，白脚，称甲斐黑驹。太子骑上这匹神马，神马就飞上天空，一转眼到了东国，然后跳过富士山，到达信浓国，仅仅在3天内又回到了京都。

[34] 钦明天皇（约509—约571），第29代天皇。

[35] 《地理纂考》，即《萨隅日地理纂考》，成书于明治四年（1871），刊行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是鹿儿岛县私立教育会编的鹿儿岛县方志。

[36] 《三国神社传记》，成书于応永十四年（1407），是国学家大河平隆栋编撰的故事集，共3卷。

[37] 熊野权现神社一般祭祀12尊神，通称熊野十二所权现，其中5尊神是王子神，日本许多王子神社就是从熊野权现神社劝请而成的分支神社。佐多乡的十三所权现之说法，似乎把熊野十二所权现作为底本。

[38] 念佛圣，是指不在寺庙定居而巡游日本各地的半僧半俗的修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