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文化民族”的意识还在，魏玛的光环就不会褪色。20世纪末21世纪初，德国爆发了一场关于所谓“主导文化”的争论。保守阵营强调，鉴于德国有被移民异化的危险，必须确立德国文化作为德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这里仍可以清晰地看出，许多德国人仍认为，德国的命脉系于其文化，“文化民族”的身影昭示得清清楚楚。总揽德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德意志民族是在文字中找到自我、在文学中建构自我、在文化中完善自我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德意志缺乏形成一个政治民族的种种条件，所以在建构民族意识的努力中遭遇尴尬，德意志人之间唯一的共性只有一个：就是德语以及用德语书写的文学、哲学作品。

在建构民族意识的过程中，因为政治分裂、封建割据、市民阶层的发展严重受阻等原因，德国人被迫成为了一个“语言民族”、“文化民族”、“文学民族”，而居于强势地位的德国新教被称为“书籍的宗教”、“文字的宗教”。凡此种种，都揭示出一个事实，就是德国的政治分裂、社会矛盾使德国人不得不同写作和阅读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文学在民族意识的建构和培养中也不得不承担起了政治和社会赋予的重任，德国因此被迫成了一个“诗人的民族”。斯太尔夫人的名言“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恰逢其时，所谓“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诗人与音乐家的民族”，既放射出灿烂的光芒，也折射出德意志民族的无奈与悲哀。如今，德国人已经不单纯依靠文化成就来实现自我，而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都能够施展身手、发挥能力，德意志民族不必再当“诗人的民族”，这无疑是德国人的福气。在新的政治、文化、社会格局中，魏玛被赋予了与之相应的地位，成为德国文化的一个标志，不过只是一个历史的标志，一个曾经的“文化民族”的遗迹，德国文化的一块活化石。

究其根源，“诗人的民族”之缘起在于德意志民族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具体而言，在德国历史上，政治、社会、法律等领域未能起到统一民族认同，凝聚民族的作用，完成这个历史性任务的是文学以及文化。文化，首先是文学，是德意志近代史上建构德意志民族意识的第一媒介。换言之，德意志民族是在文字中找到自我，在文学中建构自我，在文化中完善自我的。

125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逝世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的碎片化加剧，帝国版图上形成了大小二千多个诸侯国、帝国自由市、伯爵领地等自成一体的主权领土。后来的皇帝们企图在帝国境内创建一个政治和经济统一体的努力均告失败，这些主权领土越来越独立，不但德意志的政治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而且德意志民族的形成也历尽艰辛。直到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前，欧洲的版图上只有过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德国。因此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德国都有一个根基深厚的局部主义、地方主义、封建割据的传统。

德国历史的困境和尴尬，却成就了一座历史名城，使小城魏玛成为德意志文化精神的象征，正好印证了德国人“变困境为美德”（aus der Not eine Tugend machen）的本领。

题外话：魏玛的悖论

魏玛古典文学是德意志文学的顶峰，魏玛城自然就成为德国文化的圣地，成为德国文化人乃至整个德意志民族的顶礼膜拜之地。一座小城，凭借着“文化民族”的观念，凭借着文学文化在近代德国历史进程中的特殊作用和地位，一举成了德国人文精神的地标，一步登上了最重要的文化名城的宝座。如是，德国历史的“小邦割据”与德意志民族被迫成为一个“文化民族”的历史处境，成就了小城魏玛作为德国人文精神象征的地位。但是这个“德意志文化”的圣地却遭遇到一个无法摆脱的尴尬，因为它同样也是德国“野蛮思想”（Ungeist）的重镇。同一个地点，高度发达的人文精神与“野蛮思想”奇怪地结合在一起，展示了近代德国文化的一个根本性的悖论。

魏玛的名字当然与德国的第一个共和政体“魏玛共和国”及其“魏玛宪法”密不可分。1919年2月6日，四百二十三名当选国民议会议员齐聚魏玛的民族剧院，以制定一部共和宪法。之所以选择魏玛作为会议地点，正是因为新德国的领导们想要通过这个象征性的地点向世界昭示，即将建立的德国将与普鲁士及第二帝国的军国主义传统决裂，重续歌德、席勒的人文主义与德国理想主义传统。这就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另一个德国，即“好德国”将与旧德国、“坏德国”划清界限，“两个德国”不可同日而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国的第一个民主政体也被称为“魏玛共和国”。

但是就在此后不久，正是在魏玛，就在国民议会召开之地——魏玛的民族剧院，战争英雄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站在上演过歌德、席勒戏剧的舞台上不遗余力地大声疾呼，号召人们反对刚刚诞生的议会民主制度，并且称颂正在品尝铁窗生涯滋味的希特勒为“民族救星”；正是在魏玛，20世纪20年代初正在壮大的纳粹主义势力特别强大，魏玛城里既有人数众多的纳粹运动追随者，亦不乏纳粹的思想家和蛊惑者；正是在魏玛，“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宣告成立；正是在魏玛，哲人尼采之妹向急于获得社会承认的希特勒开放尼采档案；正是在魏玛，“第三帝国”这个概念被制造出笼。

除此以外，魏玛的历史上，还记录着不光彩的一章。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包豪斯”（Bauhaus）学派，是由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于1919年在魏玛创立的。但是曾几何时，魏玛市民对于这所“造型艺术大学”的反感日渐强烈，其后竟然发展成抗议运动。魏玛人对进出于包豪斯的艺术家们光怪陆离的发型，深浅不一的肤色，标新立异的着装，奇奇怪怪的姓名大为反感，把这所学校称为“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阵地，决不允许歌德和席勒的城市被其“玷污”。1925年，新当选的图林根政府决定终止发给“造型艺术大学”的政府资助，包豪斯终于被迫离开魏玛，迁至德骚。

包豪斯的遭遇表明，歌德、席勒的城市，德国人文主义精神的首都，在20世纪上半叶却缺乏最起码的宽容，歌德、席勒的世界主义胸怀让位于狭隘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使这座德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背上了一个洗刷不掉的污点。大多数魏玛人不接受西方民主制度，认为一个以歌德、席勒的魏玛古典文学为代表的德意志不同于腐朽、没落的西方，恰恰印证了德国近代文化史上“德意志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对抗，表现了德国人关于“德意志文化”高于“西方文明”的心态，从中折射出了“德意志特殊道路”。小小一个魏玛民族剧院，却上演着德国近代的历史大戏。魏玛的这一面到底是德国政治文化中的一股逆流，还是德意志精神里的固有组成部分，则是一个更加宏大的、复杂的命题。

而最使热爱魏玛的人们感到羞耻的，莫过于魏玛城离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仅一步之遥。在第三帝国时代，布痕瓦尔德曾是一个著名的集中营，1937年至1945年间曾关押了来自32个国家和民族的24万人，其中有56500人惨死在这个集中营里。两个闻名于世的地名，“两个德国”，相距二十余千米。这边是德国人文精神及其传统的象征，矗立着歌德、席勒的塑像；那边是德国人文精神和政治道德崩溃的见证，到处是游**在集中营里的亡灵。二者之间仅一步之遥。所以有人说过：“在我们和魏玛之间，横亘着布痕瓦尔德。我们随时可以宣称，我们与德意志民族没有关系……无论如何，只是有一点是行不通的，这就是一边赞誉歌德，另一边否认希特勒。歌德与希特勒同在；人道与野蛮同在。也就是说，至少对于现在的一代代德国人来说，没有两个德国。”[23]

魏玛与布痕瓦尔德的比肩而立，见证了文明与野蛮的奇怪结合，“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Volk der Dichter und Denker）成了“法官和刽子手的民族”（Volk der Richter und Hen-ker）（奥地利作家卡尔·克劳斯语）。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分野何在？“文明”的民族是否与野蛮无涉？即如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质疑的，“一朝文明，永远文明？”[24]文明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一经成形就不再反复的结果。魏玛与布痕瓦尔德比肩而立，不断地迫使人们思考这些问题。“大日耳曼”、“大德意志”却与“小”字结下不解之缘。

[1] http://wissen.spiegel.de/wissen/dokument/dokument.html？id=46174006 & top=SPIEGEL，访问时间：2009年2月2日。

[2] Wolfgang Thierse：Die Kulturnation—“Von Schiller lernen？”，Deutsh-landradio vom 3.April，2005.

[3] [德]扬—维尔纳·米勒：《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西德统一及民族认同》，马俊、谢青译，105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4] H.L.Arnold（hg.）：Deutscheüber die Deutschen，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5，S.122.

[5] H.L.Arnold（hg.）：Deutscheüber die Deutschen，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5，S.117.

[6]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über die Deutschen，München：List Taschenbuch Verlag，2001，S.155.

[7] H.L.Arnold（hg.）：Deutscheüber die Deutschen，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5，S.175.

[8] 参见陈杭柱编著：《德语简史》，126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9] Astrid Stedje：Deutsche Sprache Gerstern und heute，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1999，S.126.

[10] [德]海涅：《海涅全集》第8卷，章国锋、胡其鼎主编，孙坤荣译，22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11] Astrid Stedje：Deutsche Sprache Gerstern und heute，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1999，S.126，S.149.

[12] Goethe：Goethes Gespr?che mit Eckermann，Leipzig：Im Insel Verlag，1937，S.316.

[13] Egon Friedell：Kulturgeschichte der Neuzeit，München：C.H.Beck，1989，S.739.

[14] H.L.Arnold（hg.）：Deutscheüber die Deutschen，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5，S.123.

[15] H.L.Arnold（hg.）：Deutscheüber die Deutschen，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5，S.123.

[16] H.L.Arnold（hg.）：Deutscheüber die Deutschen，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5，S.123.

[17] H.L.Arnold（hg.）：Deutscheüber die Deutschen，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5，S.123.

[18]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王佩莉译，63页，7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9]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王佩莉译，63页，7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0]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王佩莉译，6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1] [德]米夏埃尔·施蒂默尔：《德意志：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孙雪晶译，1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22] Norbert Elias：Studienüber die Deutschen.Machtk?mpfe und Habitusentwicklung im19.und20.Jahrhundert，München：Suhrkamp，1989，S.413.

[23] J.M.Fischer：Zwischen uns und Weimar liegt Buchenwald.Germanisten im Dritten Reich，in：Merkur，Heft 1/1987，S.25.转引自Hermann Glaser：Kleine Kultur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20.Jahrhundert，München：C.H.Beck Verlag，2002，S.155.

[24] Norbert Elias：Studienüber die Deutschen Machtk?mpfe und Habitusentwicklung im19.und20.Jahrhundert，München：Suhrkamp，1989，S.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