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何处是德国？”

德意志历史的开端颇具偶然性。10世纪初，匈牙利人正处于扩张的**阶段，彪悍的匈牙利骑兵所向披靡，战无不胜。919年，当匈牙利人拔刀指向欧洲西部时，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萨克森、法兰克等日耳曼部落面临一场历史的考验。为了免于被匈牙利人征服的命运，这些部落的首领们共同商议，决定建立一个临时性的军事同盟以抵抗匈牙利人的进攻，法兰克公爵康拉德一世（Konrad Ⅰ）被德意志的诸侯们公推为德意志王国的国王。在这个同盟里，国王只是盟军统帅，恰似一个武林盟主，各路诸侯除了战争中听命于国王之外，在其他的事务中都各自独立、我行我素。所以这样看来，德国历史上后来的各邦国之独立，似乎一开始就已注定了，国王或皇帝“虚君”的格局似乎也是一开始就已注定。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临时性的军事同盟居然存在了千年之久。

德国历史留下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德国在哪里？”到了19世纪初，诗人歌德还发出感叹：“德国在哪里？我找不到这个国家。”[2]的确，“德国在哪里？”这一问题困扰了德国人达数百年，自中世纪结束、近代开始以来，德意志无数有识之士也一再地提出这个问题。中世纪末的人文主义时期，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及一些贵族就已经有了模糊的民族意识，但是德意志的政治现实一再粉碎了民族意识的形成。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发轫，也并非偶然，已经显示了德意志贵族的自我意识和一定程度的共同归属感。17世纪的语言纯洁运动，如各种形式的德语协会，已经清楚地展示了文人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这个意识更为清晰。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开始以来，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爆发，德意志的民族意识空前强烈，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长久以来，这个日渐明确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却遭遇一个难题，即这个意识虽然强烈，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德国的自然空间作为一个培养和发展民族情感、共同意识、锻造民族国家的载体，没有一个民族国家作为外部的政治框架。民族意识在德意志人头脑中的存在与民族国家在现实中的缺席，形成一个极大的反差，直接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德国人的民族认同危机。

从历史的维度看，“德国在哪里？”的问题也不好回答，因为这牵涉到德国历史的起点何在？919年之前罗马人统治后来的德意志南部的历史，是否也被视为德国历史，这是一个问题。919年，面对匈牙利人的进攻，德意志各部族不得不联合起来以抗击匈牙利人，德意志民族共同归属的感情由此开始。康拉德一世的继任者萨克森公爵亨利（Heinrich）及其儿子奥托（Otto），为加强王权不遗余力，10世纪至13世纪，由查理大帝开创的，奥托大帝和巴巴罗萨发扬光大的“神圣罗马帝国”曾经经历了辉煌的年代。但是这个由日耳曼人建立，以日耳曼人为主体的“老帝国”，却从查理大帝开始，统治者就醉心于罗马文明，以罗马文明的传人自居，帝国的名称——“罗马帝国”（R?misches Reich）就说明了这个价值取向。“神圣罗马帝国”的罗马情结带来的后果，是帝国的定位不清晰，既是日耳曼，又是罗马；既非纯粹的日耳曼，亦非纯粹的罗马。日耳曼耶？罗马耶？罗马情结也许只是老帝国内部问题的表象。老帝国并非只是由讲德语的人组成，而是囊括了众多非德语民族，如说捷克语的波希米亚王国，说古法语的勃艮第王国，以及意大利等。由是用语言来构建统一的归属感，殊为不易，唯有用一个超语言的概念来统摄国家认同，似乎比较可行。而就在说德语的德意志王国中，各种方言区之间的隔阂之大，各个地域相互的认同也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老帝国的国策和国家的身份一开始就经历了混乱，后来的帝国统治者的“帝国理念”和与此相关的“南进”政策又带来一种大国的多元意识。可以说，德意志民族的身份及民族认同从一开始就遭遇尴尬，开局不利。

德国的名称与历史上德国的人口、疆域之间的关系也不甚清楚。直到19世纪，德国人还在寻找“何处是德国？”或是如诗人恩斯特·莫里兹·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在一首诗中所问：“德意志人的祖国是什么？”（Was ist des Teutschen Vaterland？）德语中的“Deutschland”既可以指一个文化区域，也可以指一个政治实体。在一个民族国家里，“民族”（Nation）与“国家”（Staat）是一致的；即便是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欧洲许多国家里，说同一种语言、拥有同一种文化的人们生活在同一个疆域里，给后来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德国的情况却多有不同，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说德语的人未必生活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而生活在帝国境内的人未必都是说德语的人。换言之，早在德国历史的童年时期，一个问题就已经在缠绕着德国，这就是：谁是德国人？在汉语里，“Deutschland”可以翻译成“德国”，也可以译成“德意志”。奥地利也是一个德语国家，瑞士也有近五百万人口说德语，这些人与德国的关系又如何？历史上的这些人是否可以称为德国人或是德意志人？

追溯德国历史，可以看出，919年德国历史开始之前，还没有德国或德意志的概念，只有相互独立的日耳曼诸部落，如法兰克、萨克森、阿勒曼等。919年德意志历史开始之后，“Deutschland”作为一个政治及文化概念，包括诸多说德语的部族及许多非德语的部族，比现在的德国更加广泛，应译为“德意志”。只是在1871年俾斯麦创建的小德意志，即第二帝国成立之后，“Deutschland”的名与实才相符，所以译成“德国”才称得上实至名归。近代以来，奥地利与德国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所以，从奥地利于1867年从德意志分离出去时起，奥地利人生活在另一个德语国家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汉语中的“德国人”不再包括奥地利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与奥地利之间的关系在经历了第三帝国时期德国和奥地利的合并之后最终定格，成为两个德语国家，奥地利人也不再是德意志人。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中，这三者的区别并不明显。

2.衰而不亡

德国历史的另一个特点是两头亮、中间黑，德国的历史进程呈现出一条马鞍形的曲线。这条曲线的开端和结尾都处于高位，而中间漫长的时间里则处于低谷，并且多次濒临危亡。但是尽管如此，德意志却衰而不亡，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低谷中爬起来，成了欧洲历史上的一个“不倒翁”（Stehaufm?nnchen）。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德国经历了大起大落，既经历了无限风光，也曾数度跌入谷底。德意志在其历史的开端曾经经历了两个辉煌时期，接踵而至的则是绵延几个世纪的衰落和疲软。

但是令人称奇的是，德意志在近代史上四次遭受劫难，但是四次站立起来，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不倒翁。而这正是德意志历史的另一个奇特之处，即德意志民族虽然历经劫难，但是历史从未使这个民族彻底丧失希望，从未使这个民族甘居下游。

在欧洲，17世纪是一个关键的时期。一些国家在这个世纪中抓住了历史机遇，就走在了各国的前列。而德意志则颇为不幸，未能搭上历史的快车，被历史抛到后面：“在法国历史的记忆中，17世纪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纪，西欧其他民族，如西班牙人或是尼德兰人此后也从未再达到那样一个辉煌，而德意志却触到了她政治和文化存在的最低点。”[3]

近代历史（Neuzeit）上，德意志民族遭受的第一次重创，是1618—1648年的战争。17世纪的这次战争是在德意志土地上进行的一场欧洲大战，德意志在中世纪结束后的近代时期第一次跌入历史的低谷。战争的结果是德意志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大片土地荒芜，建筑物被摧毁，生产力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德意志的历史进程被极大地延缓，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德国是一个“被耽误的民族”。在战争中，德意志的城市遭受了灭顶之灾，而城市的主体市民同样几乎被消灭，城市文化和城市传统遭遇了一次断裂。德意志市民阶层花费了很长时间才重新恢复元气，但是在这期间贵族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从此市民便在与贵族的对抗中处于下风。德意志市民阶层在17世纪的式微，使德意志在进入现代时失去了主力军；市民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使自由主义在德国缺乏根基，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但是德意志并没有在战火中一蹶不振，而是逐渐恢复元气，重新站了起来，德意志的经济、社会在缓慢地前进。18世纪下半叶，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仍然落后的德意志，在文化上却开始大放异彩，启蒙运动在德意志奇葩绽放，德意志在文学、哲学、音乐等文化领域创造出优秀的成果。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一个世纪中，德意志的文化巨人辈出，诗人、哲人、音乐家济济一堂，德国文化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尽管德意志民族是不得已才成为一个“诗人与哲人的民族”，但是文化的繁荣毕竟也算是对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落后与贫弱的一个补偿。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中，德意志遭遇了其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重创，第二次跌入低谷。德意志被拿破仑统治的法国打败，不但丧失大片土地，而且还必须支付巨额赔偿，并且听任拿破仑重组、分割德意志，拿破仑战争对于德意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德意志被拿破仑征服后，1806年8月6日，老帝国的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的弗兰茨二世（Franz Ⅱ）宣布，存在了一千多年的，衰而不亡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正式终结。德意志各邦的领头羊普鲁士同样遭受重创，不得不赔款割地。

拿破仑打败德意志后，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开始重组德意志，1801年，他逼迫奥地利割让莱茵河以西的德意志邦国；1806年，他又把德意志西部和南部的十六个中、小德意志邦国合并为莱茵同盟，德意志的许多小邦国和小小邦国从欧洲地图上消失，德意志上千年的割据状态发生巨变，“小国分治”（Kleinstaaterei）的政治生态行将退出历史舞台。陈旧的法律体系、国家观念被拿破仑战争**涤，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所具有的优势冲击着德意志的地域观念。

此外，拿破仑战争对德国的另一个巨大影响，是拿破仑的异族统治唤醒了德意志人在18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萌发的民族意识。当拿破仑战争转变为侵略和殖民战争时，德意志民众对于拿破仑的崇拜也转变为仇恨。1804年拿破仑在莱茵兰巡视时，曾经受到当地民众的欢呼；拿破仑进入柏林时，也曾接受过柏林市民的欢呼。但是割地和沉重的战争赔款的耻辱及其所带来的经济重负，极大地刺激了德意志人的共同归属感，德意志沉睡已久的民族意识终于爆发出来，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抗击拿破仑的战争演变成“解放战争”，在抗法战争的炮火中，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意识终于形成。在战争中也出现了德意志的民族符码，“吕措义勇队”（Lützowsches Freikorps）军装上的标志——黑色军服、军服上的红色镶边和黄色纽扣——演变成了德国国旗的颜色：黑—红—金。德意志人第一次不分等级、不分信仰、不分地域、不分贫富参加对法国人的战争，使他们第一次有了一种全民性的共同感。战争结束后，不仅是全民共同归属感保留了下来，对法国的仇恨也保留了下来，继续扮演民族凝聚力的角色。

在欧洲与法国的决战中，欧洲大陆的君主们与英国一道，打败了拿破仑。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拿破仑败北，德意志最终还是摆脱了法国的统治，没有一蹶不振，更没有被灭亡。恰恰相反，在面临亡国的危机中，普鲁士在首相施泰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r von und zum Stein）和哈登贝格（Friedrich Leopold Freiherr von Hardenberg）等改革派的率领下，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军队、社会、法律和教育都得到改革，束缚工商业发展的许多樊篱被破除，农村里也采取了废除人身依附的革新，获得自由但是失去生活来源的无地农民给即将发轫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实行的教育改革确立了高等学校里科研自由和教学自由的原则，统一了中等教育，普鲁士的教育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为德意志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崛起提供了大批高质量的人才。改革使普鲁士的社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普鲁士的国家机器提高了效率，国家公务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阶层，成为普鲁士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改革后，普鲁士增强了国力，向着现代化迈出了一大步。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德意志没有沦为一个二等或三等国家，而是再度崛起，德国的“不倒翁”的形象再现身影。

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均败北，德意志民族两次遭受重创，两次跌入低谷。但是战败的德国并未沉沦，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废墟中站起来，重归大国行列。

世界历史上，经历过严重挫折的民族不止德国一个，法国也曾经历过拿破仑的滑铁卢、普法战争的失败，而后法国并未沦落，而是又一再站起来成为大国，当然法国也没有经历德国那样多的大起大落。而一度独领**，但是风光之后便一落千丈、沦为普通国家的例子也比比皆是。西班牙曾经是世界性的殖民帝国，“发现”了新大陆，在美洲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但是在与英国的竞争中，自从无敌舰队葬身鱼腹之后，西班牙便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到了20世纪上半叶，甚至沦为欧洲的穷国。17世纪的荷兰人也曾经风光无限，荷兰的船队一度垄断了世界贸易，被称为“海上马车夫”。但是在同英国的竞争中落败之后，荷兰回归本色，继续做一个小国，不再有大国梦的奢望。欧洲历史上，瑞典也曾一度强大，三十年战争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Gustav Adolf Ⅱ）的大军曾经称雄欧洲。但是瑞典在与俄罗斯的竞争中败北，之后便成为一个普通的小国，不再奢望大国地位。唯有德意志，四次遭受重创，四次站起来，成为欧洲历史的“不倒翁”，成就了欧洲历史上的一个传奇。

此外，如果对德国历史做一个仔细认真的观照，可以发现德国的发展道路有一个独特之处，这个独特之处也正是德意志衰而不亡的秘诀：“这是一个持续数个世纪之久的逐渐地下降过程，其中充满了动力和阻力。但是这个衰落从未降至一个使人绝望的最低点，所以从未使得恢复帝国雄风的追求被遗弃，从未迫使德意志人最终适应在各民族中地位较低的处境，从未迫使他们修正对自己的看法和德意志人的理想。”[4]下降而未至谷底，甚至跌入谷底，但从未绝望，走在这样一条奇特的下坡路上，德意志人心中时时燃起希望，使德意志民族不断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作用下，才会产生巴巴罗萨不死的传说，巴巴罗萨才会沉睡在屈夫霍伊塞的山洞里。

至于帝国虽然衰而不亡，尽管似乎已经没有了活力，但却存在了上千年的理由，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这个帝国之所以得以存在，是基于内外两方面的理由。在帝国内部，帝国起到了一个调节器的作用，以保障帝国内部众多小邦国的利益，即充当所谓“第三个德国”的保护伞。在外部，欧洲的政治格局需要一个弱势中心作为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以免大国直接对抗，“回答是复杂的，其理由众多，从建构一个欧洲的国家共同体，到一个立法的、保证和平的力量，无所不包。一个欧洲国家的共同体，就要求欧洲有一个软弱的、四分五裂的中央地带作为各种力量之间的调节地带，也作为战争大戏的爆发场地。而一个立法的、保证和平的力量，也要求帝国首领处于弱势地位。帝国之所以令人惊奇地存在了如此之久，另外一个理由在于国王的选举制。高级贵族致力于一种自由的合作，觊觎着国王和皇帝的权力”[5]，有了“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样一个政治机制，德意志地区的中小贵族的安全系数可以大为提高，大贵族则有可能登上那个王位或皇位。由是，无论大小贵族都不愿意帝国消失，而外部力量更不愿意失去这样一个缓冲地带。除此以外，“古老的帝国在存在之时无法阻止有力的进攻，但却能进行异常坚固的防守”[6]，这也使得老帝国虽然基本上未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却得以存在下来，苟延残喘几个世纪。

3.边缘和中心、“外地” 的分量

（1）中心在哪里？

德意志历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德意志长期没有一个作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首都的问题：“与西欧相比，最迟从13世纪起，缺乏一个首都；缺乏一个核心的、持久的管理中心；缺乏一个同时兼为文化、教会和商业核心的中心，就是帝国虚弱的一个突出的表现。”[7]迟至1828年，歌德还对于德国没有一个巴黎之于法国；伦敦之于英国那样的全国性中心而抱恨不已：

“就连我们这些生在德国中部的人，为得到一点智慧，也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就是说我们全都过着一种极为孤陋寡闻的悲惨生活！我们从所谓的人民那里得到的文化微乎其微。我们那些有才能、有头脑的人物都分散在德国各地，这个在维也纳、那个在柏林；这个在哥尼斯堡、那个在波恩或杜塞尔多夫，彼此相距上百里，所以个人间的接触以及思想上的交流都成了很稀罕的事。但一个像亚历山大·冯·洪堡这样的人来此地时，我一天之内从他那里得到的我所寻求和想要得到的东西，是我在孤陋状态中钻研多年也得不到的。”[8]

斯太尔夫人也说过：“德意志是一个贵族的联盟；在精神上、对于其政治而言，德意志帝国没有一个共同的中心；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民族，这个集合体缺乏一根纽带。”[9]作为这样一个现象的表征，魏玛以一个弹丸之地、蕞尔小城而得以成为德意志的文化之都及精神的象征，便很有说服力。而且“首都”的问题也揭示出德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即边缘和中心的关系问题。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造成德国文化中的一个特点，即“外地”不外，“中心”不中，各个地方的力量强大，造成了封建割据的政治格局；而这种政治格局又造成了“小邦分治”的政治生态。在这种生态里，人们对于国家、民族等大群体的认同淡漠，但是地域内部、行业内部、社团内部、信仰内部的认同感很强烈，超过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地域或地区（Region）在德国政治和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样一个问题的出现，有着多重原因。首先，德意志的地形地貌等地理条件就不利于一个中心的形成。的确，德意志的地形复杂，山峦起伏，河流众多，有利于割据而不利于统一。在交通和经济不发达的年代，这些地理上的障碍对各地之间的交流构成了重大障碍。与其邻国相比，德意志不但在外部地理位置上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在内部的地理条件上也一样。在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的时代，这种地形当然有助于割据，而长期的割据则为创造地方主义文化和乡土观念提供了前提。

而德国历史上的国王和皇帝的选举制所起的作用更大。选举制的结果，不但使帝国内部的统一和整合受阻，加剧了帝国的碎片化，而且也造成帝国没有一个中心的后果。当选皇帝或国王的官邸城市（Residenzstadt）成了都城，但是随着帝位和皇冠的易主，都城也随之游走于帝国各地，一个固定的、繁荣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乃至经济中心殊难形成：“这只看德国京都的历史，时常随着政治变更，便可看出它的缺点。时而在维也纳（Vienna）；时而在法兰克福（Francfort），时而又在柏林。它们的京都，是以政治为条件，而地理是无足轻重的。”[10]而缺乏一个中心的状况，不但加剧民族认同的困境，更不利于一个像巴黎或伦敦那样极富文化创造力的大都会的形成，使得文化发展滞后，而文化的滞后又反过来加深认同危机。

（2）地方主义。

时至今日，地方主义在德国仍然实力强大，所谓“Provinzialismus”（地方主义）、“Lokalpatriotismus”（对于自己家乡的热爱与自豪感）随处可见。地方主义在德意志的形成，与德意志的族群问题也有关联。在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日耳曼人是以部落为单位迁徙的，族群的因素也在德国留下了鲜明的痕迹。迁徙结束后，在后来的德国土地上有六大日耳曼部落或部落联盟落地生根：法兰克（Franken）、萨克森（Sachsen）、阿勒曼（Alemannen）、巴伐利亚（Bayern）、图林根（Thüringen）、弗里斯（Friesen），各部落就在那里繁衍生息，成了那里的“土著”。各部落内部的语言、习俗、生活习惯相对一致或相当一致，有利于一种相互归属的情感纽带的形成。

这些部落的后代们之间的认同并不强烈，但是他们内部之间的认同却非常强烈，而且他们和脚下的土地之间的情感契合日益强烈，“故土”、“乡土”（Heimat）的观念随之变得非常强烈。时至今日，德国各地的地方意识仍很强烈，各种各样的地域性的节庆数不胜数，仍在昭示和巩固着这种意识。但是另一方面，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政治碎片化等原因，这些部落之间的关系则相对松散，相邻的部落时战时和，经常互为敌手。等到老帝国建立起来后，帝国内部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从各个部落演变出来的各政治实体割据一地，大小邦国的邦君各自坐拥一方，彼此之间很难形成一种全民性的共同意识。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在他的《哈尔茨山游记》（Die Harzreise）里，对这种状况作了幽默而嘲讽的描述。在谈到哥廷根城的旧俗之多、风尚之落后时，海涅说道：

每个德意志的部族都在那里留下他们同族的**不羁的样板，从那些部族中繁衍出的分支有汪达尔人、佛里斯兰人、施瓦本人、条顿人、萨克森人、图林根人等等，他们到今天还在哥廷根成群结伙，根据便帽和烟斗穗子的颜色分成各帮，走过韦恩大街，前往拉森缪勒、里青克鲁格和博夫登的血腥的战场上互相厮打。[11]

在政治层面上，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迟到，使德意志人长期缺乏一个形成共同意识的政治框架，族群和地域的作用就得以长期保留，成为本地区、本行业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血脉，但是也成为阻碍德意志人形成全民性的相互归属感的一个障碍。而且全民性的国家—民族认同越是疲弱，地区性的乡土主义就越是强烈。如今，在德国境内，除了遇到某些特殊的情况，如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足球赛等活动之外，要想见到德国国旗飘扬颇为不易。但是各个城市的徽记、各个行会的标志、各个协会的徽标、各个社团的符号则不难见到，尤其是在举行城市、行业等纪念活动时，各种徽记和标志则充斥大街小巷，而当某个地方举行如历史上某个行会的纪念活动时，各种标志则俯拾皆是。

强烈的地方主义的肇始，当然主要应归咎于德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割据。老帝国实质上是一个联盟，而且是一个松散的诸侯联盟。在中世纪，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内共有拥有主权的领土大大小小两千余个，实际上就是两千多个各自独立的国家。三十年战争之后，这个数字骤减，但是也保留了三百多个。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之后，德意志邦联内部仍旧有三十九个主权领土。这些主权领土内部有着较坚实的或坚固的联系纽带，形成强烈的相互归属感，而与外界的联系则因交通条件、隶农的人身依附等因素形成缓慢。

（3）无中心与多中心。

在这种格局里，缺乏一个全国性的中心，而每一个地区却都有自己的一个中心，每一个邦国都有自己的中心，形成了无中心，即多中心的政治生态。无中心变成多中心，弹丸之地魏玛小城一跃成为德国的精神中心方成为可能。1871年，第二帝国建立后，柏林成了德国的政治中心，但柏林距离成为全德的文化中心路途还很遥远。直到20世纪20年代，花了四十余年的时间，柏林才终于成了德国乃至欧洲的文化中心。但是第三帝国灰飞烟灭后，德国一分为二，柏林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不再，一直等到1990年两德统一后，柏林才第二次成为全德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即便如此，柏林之再度成为首都，也不无争议。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后，产生了定都何处的争论。一派主张波恩继续担当德国首都，另一派则主张迁都柏林。关于德国迁都的议案，柏林仅仅凭借极其微弱的多数才成为统一后的德国首都。此外，各地的地方意识仍旧非常强烈，“地方”“地区”“地域”的分量之重，在欧洲乃至世界上，恐怕无有能出其右。

早在日耳曼人的时代，西欧就已分裂为两个世界，一个是南部和西部，这里是罗马帝国的疆域；另一个是所谓蛮族世界，即日耳曼尼亚（Germanien），就是日耳曼人所居住的北部和东部，而后来的德意志恰恰就处在这两个世界的交汇处。莱茵河以西、多瑙河以南属于罗马的文明世界，罗马人在这些地方建立行省，实行罗马式的统治，给这些地区打上了深厚的罗马—南国色彩。直到今天，德国的许多地名还清楚地记录了历史的脚步：科隆（德文：K?ln；拉丁文：Colonia，罗马时代的全名是：Colonia Claudia Ara Agrippinensium，意为Agrippina祭坛附近的克劳迪乌斯殖民地）、美因茨（德文：Mainz；拉丁文：Moguntiacum或Mogontiacum）、特里尔（德文：Trier；拉丁文：Augusta Treverorum）、雷根斯堡（德文：Regensburg；拉丁文：Ratisbona）、等等[12]。酷爱洗浴文化的罗马人走到哪里，就把澡堂、浴室建到哪里。20世纪下半叶在德国特里尔发掘出了罗马人修建的温泉洗浴设施，其设计和建造之规模和完善的程度令人惊叹。在被罗马人征服的日耳曼地区，罗马帝国建立了一个统治体系；在数百年的岁月中，这些地区受到罗马文化深厚的影响。但是在罗马帝国未能征服的日耳曼其他地区，罗马人的影响则不大或极少。后来的德意志及欧洲的宗教纷争和社会发展，都不同程度上与这个历史事实有关联。

而德意志国家成立后，又加上了另外一个原因，即诸侯势力的强大和中央实力的弱小。近代历史上，西欧国家在建构一个全国性的中心的路途上大步向前行走时，也给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在法国，巴黎盆地无疑是法兰西的核心。以法兰西岛这个中心为基础，法兰西向四周发展和扩张，王权逐渐加强自己的力量，得以驯服各地不听号令的诸侯豪强，路易十四最终得以把那些桀骜不驯的诸侯们赶出他们的城堡，驱赶到凡尔赛宫里住下。这些豪强在自己的领地上时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都是割据一方的霸主。而住进凡尔赛宫以后，其力量尽失，处处要看国王的脸色，成为听命于国王的臣子，他们原来的官邸城市也失去了中心的地位，巴黎成了整个法兰西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英国，尽管苏格兰也有自己的中心爱丁堡，但是英格兰的强大足以使伦敦成为整个英国及英国统治区的中心，其他中心只能甘居次中心的地位。

而在德意志，诸侯的强大使得皇权不得不一再向诸侯做出让步，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特权，使得诸侯势力坐大，诸侯成为邦君，而皇帝却成为没有实权的虚君，德意志建立一个中心的努力一再失败：“德意志的发展刚好相反。没有明确的边界和罗马帝国的遗产，决定了德意志早期的历史。而在几乎整整两千年中，它建立一个民族中心的反复努力都失败了。1871年终于取得了表面上的民族统一，而到1945年又被取消了。主要的居民城市、民族朝廷、民族传统、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发展。”[13]

（4）边缘与腹地。

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大的政治中心大都位于帝国的边缘地带，也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之处。从12世纪起，德意志诸侯不断向东扩张，帝国的边界随着东扩的发展而逐渐东移，也加剧了政治中心向边缘移动的趋势。皇帝的本门势力都在帝国边缘，当然就无力控制中心地带：“但是皇帝们的家族势力所及之处，都处在帝国的边缘；而皇帝们恰恰是从这些边缘地带征收税赋、获取兵员的。就匈牙利而言，这个地区甚至处在帝国的疆域之外。”[14]而法国则与此相反，巴黎作为中心的作用显而易见：“在法国发展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的道路上，巴黎盆地是发挥了一种中心点作用的。”[15]

在查理大帝时代，法兰克王国的行政中心位于王国西部和南部的高卢和意大利，查理大帝的首都也定在现今德法交界的亚琛。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后，1009—1253年的萨利安王朝时代，特别是在亨利三世治下，帝国的政治中心便移到东部的戈斯拉尔（Goslar）。随着皇权花落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成了帝国的中心，而奥地利却远在帝国的东南部边陲，与西部的莱茵兰或北部的汉堡相距甚远，位于奥地利东部的维也纳更是远离帝国的核心地区，离斯拉夫民族的距离远比离同胞兄弟要近得多。待到普鲁士在18世纪的兴起，德意志又获得了另一个核心城市柏林。但是柏林不仅同样距离德国南部和西部甚远，而且还需耗费近两个世纪，才能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的大都会。

奥地利和普鲁士，两个德意志的超级大国，却都在帝国的边缘，对帝国事物的关注和影响力、干预力必然受到影响，其中普鲁士还长期不属于德国，更是给人以外人的感觉。不但如此，帝国的经济中心也往往处在帝国的南部、北部和东部的边缘地带，与帝国的政治中心相距甚远。而帝国的商业城市大多处在边缘地带，12世纪盛极一时的汉萨同盟的城市大多处在北部和东部，吕贝克、罗斯托克在波罗的海沿岸，汉堡、不来梅位于德国的北海之滨，奥格斯堡、雷根斯堡则位居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北麓，而国王和皇帝在东扩的过程中把都城向东移动，移到戈斯拉尔、马格德堡、纽伦堡和布拉格。政治与商业中心的渐行渐远，当然不利于全国性的中心的形成，也不利于民族认同的形成，阻碍了民族国家的建构。

（5）德语的碎片化。

语言方面，德语也受到碎片化的困扰。德语脱胎于日耳曼语系的西日耳曼语支，于5世纪末至8世纪末之间经历了“第二次辅音变化”（die zweite Lautverschiebung）。德语历史上的第二次辅音变化，导致高地德语（Hochdeutsch）的出现。从此德语内部的差异加深，同样操德语的德意志人之间的口语沟通愈加困难。从现在的德国西部的亚琛，途经杜塞尔多夫、卡塞尔、阿舍尔斯雷本、马格德堡，直达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一条“本拉特音变线”（Benrather Linie）横贯德国，把德国一分为二。这次音变之后的德语，分为了中部和南部的高地德语和北部的低地德语（Plattdeutsch或Niederdeutsch），越向南行，音变的程度越高；最南端的阿勒曼和巴伐利亚方言中，音变最为彻底。西南部的法兰克方言部分参与了变化，而东部的萨克森方言则完全没有加入到音变的行列中。

高地德语与低地德语之间许多发音相差甚大，书写方式也迥异。所以某种程度上，历史上德国人说的、写的实际上不是同一种德语，而是很多种德语。直到宗教改革后，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才赋予德国人一种通行德意志各地的共同书面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普通话”成了维系德国人的唯一的纽带，意义非凡。但即便是路德创造的通用德语，其在德国的接受过程也是渐进的，也只是逐步被德国其他地区所接受，所以共同的书面语在德国对于共同的民族意识的锻造进程是缓慢的。

（6）宗教信仰的分裂。

16世纪初爆发的宗教改革，把德意志地区划分为以新教为主的北部德国，和以天主教为主的南部德国。德国的南北部文化之间产生了隔阂，历史把德意志的南、北部分别打造成了北部以书籍和阅读为主的阅读文化，以及南部以音乐和图像为主的音像文化，在南—北或曰新教—天主教文化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再加上小邦分治造成的强烈的地方主义意识，德意志缺乏一个能够统一全民、全德意志的中心城市。由此而产生的是“祖国”（Vaterland）意识的淡漠甚至缺失。换言之，对于德意志人而言，“祖国”不是帝国，不是德意志，也不是德意志民族，“祖国只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城市，或者是人们效忠于之的那个邦君所统辖的土地及其信仰”。[16]所以对于历史上的德意志人来说，“祖国”是陌生的，取而代之的是“乡土”、“故乡”意识。

这种状况也给今天的德国人留下了些尴尬，例如有的德国人在国外时，常常会有与当地人举行聚会的机会。在这样的聚会上，各国人往往都会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演出自己的民族节目。而对于德国人而言，没有为全德国人都认可的民族服装，也缺乏全德国人都接受的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性文艺节目。所以有时他们只好穿上巴伐利亚的民间服饰，表演巴伐利亚的民间节目，以此来搪塞过去。之所以选择巴伐利亚，是因为美国人的德国图像就是巴伐利亚，所以巴伐利亚的民间文化在国外流传较广。

在今天，这种状况不但加剧了认同危机，而且给德国文化浸透了强烈的“地方主义”的色彩，德国文化于是呈现出种种特殊而有趣的形态，可以大概地归纳为分散性的文化生态，也造就了德国文化中“丰富的多样性”（Reichtum der Vielfalt）[17]的特点。这种多样性体现在方方面面，无论是在教育还是在艺术方面，在经济还是在社会方面，在节庆文化还是在宫廷文化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多样性的表现。

（7）碎片化文化的优势。

碎片化给德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成为德意志“迟到”的根源之一。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往往凡事有弊亦会有利。尽管碎片化带来了种种弊端，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集约化文化所缺乏的益处。因为德意志的大小邦国均自成一体，在政治上基本独立于帝国，文化上亦然，所以具有实力的邦国或是基于自己的实际需要，或是为了同相等的邦国进行攀比，都要建立自己的文化设施，构成了德国历史不幸中的幸事。仅仅诸侯之间的攀比这一个因素，就使得德意志的文化在某个方面被赋予一种繁荣。譬如说，这一个邦国建了一所大学，那一个邦国也不甘落后，也要建立一所大学；这一个邦国建了一座剧院，那一个邦国也不甘落后，也要建立一座剧院，而且要不同于斯，甚至要高于斯。这样一来，德意志境内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内容、文化设施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而星罗棋布于德意志的大大小小的巴洛克宫殿，其数量之多，令人咋舌。而其数量之多，原因也在于德意志历史上的碎片化的政治—文化生态。大大小小的邦君们都想要坐拥豪华的宫殿和教堂，要有国际水准的歌剧院和画廊、博物馆。这种攀比心态使德意志地区产生了数量极大的巴洛克文化遗迹。

17世纪至19世纪德意志的君主专制时期，一方面，给德国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很多统治者穷奢极欲，残酷地剥削和压榨第三等级；但是另一方面，德意志的巴洛克文化作为这个时代的文明成果，也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精美的文化产品，算是对于君主专制统治的残酷的一种补偿。这些文明成果之一，就是歌剧院。而现在德国的歌剧院数量之多，远远超出常规。这也是历史上德意志政治碎片化的后果。在这种分散型的文化生态里，邦君们的展示欲以及攀比心理使歌剧院在德意志遍地开花，留下来的德国一国的歌剧院数量便超过世界之总和：“作为德国人，只有当人们得知外国人为什么涌到德国来的原因时，才能学会正确估价自己国家的文化宝藏。譬如说，对于歌剧爱好者而言，德国无异于一个福地。这里拥有的歌剧院数量超过世界其他地方的歌剧院的总和。所以假如一个新西兰的歌剧爱好者，来到德国做一个四个星期的旅游，那么他在此期间内可以观赏到的歌剧数量，将会超过他在新西兰二十年里观赏得到的全部歌剧。”[18]

这种繁荣的多样化的文化格局，构成了一种补偿，使得没有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心的德国人也会感到某种自豪，诗人歌德便是一例。还是诗人歌德，在谈到德国的分散性文化生态时，也禁不住赞叹不已：

但是如果我们设想德意志的统一仅在于这个伟大的王国仅有一个伟大的首都，而且这一个伟大的首都会有益于某个杰出人才的施展，或者广大民众的福利——这我们就错了。一个国家被恰当地比喻为一个长着很多手脚的躯体；首都被比作心脏，活力和繁荣从这里流到每个独立的成员，不管远近。但是如果各成员离心脏的距离很远，那流到那里的活力就越来越弱了……德意志的伟大是从哪里来的？不正是靠均匀分布在整个王国的人们出类拔萃的素养吗？……德意志约有二十多所大学分布于王国各地，同样散布着一百多所公共图书馆。还有许多艺术收藏以及涉及所有自然领域的物品收藏，因为每位亲王都尽力将这些有用而美丽的物品收集到自己身边。我们还有足够的体育馆和文科、工科学校，在德国几乎没有一个村庄没有学校。法国对最后这一点崇敬有加呢！[19]

就此看来，德意志土地上形成一种分散型的教育和文化格局，正是德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割据的结果，也是不幸之中的幸事，灾难的副产品。

歌德提到的公共图书馆，的确是德国文化普及的一个景观。图书馆的分布与城市的大小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当地统治者的个人兴趣。魏玛之为魏玛，魏玛之为德国的精神之都，便是经典的一例。歌德于1775年接受魏玛公爵的邀请，移居魏玛城。当时的魏玛，的确只是一个弹丸之地；连同魏玛公爵的宫廷在内，魏玛城总共只有居民六千余人，而整个公国也只有子民十万余人。但是就是这个只有六千多人的小城魏玛，却因为魏玛公爵一家钟情于阅读和图书而拥有当时德国的第三大图书馆，此外还有一个剧场。魏玛公爵奥古斯特及其母酷爱文化，不惜重金吸引文化名人前来魏玛，歌德、赫尔德、席勒等一大批德意志的文化名人纷至沓来，魏玛城因此而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化城市，成为德国的精神之都，给一盘散沙的德意志提供了一个文化中心和认同对象。

碎片化的文化生态造成了文化格局的分散，而各文化机构的水准却相差无几。时至今日，德国的大学之间水准区别不大，不像英国的牛津和剑桥；美国的哈佛和耶鲁以及其他名校那样鹤立鸡群，精英学校远远领先于其他学校，傲视二流、三流学校。德国虽然也有名牌大学，但是总的来说，德国的大学水平比较平均。德国的大学也不像法国、东欧、亚洲的许多国家那样，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或是集中在某个距离大都市不远的地点，而是散布于全国各地，弗赖堡、哥廷根、海德堡、马堡等众多赫赫有名的大学城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大学景观。

地理、族群、血统、行业、年龄、性别、兴趣爱好等，都可以把人们聚拢在一起。但是这些因素只能把一部分人聚拢，与此同时又把另一部分人排除在外，而不能把所有人凝聚在一起。只有国家、民族层面上的凝聚力，才能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而把所有人聚拢在一起。德意志所不缺乏的，是次级层面上的各种凝聚力；而德意志所缺乏的，正是最高层面上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