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德意志民族生活在欧洲中部。在地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许多层面上，中部、中央、中间地带，即中心地带一向就具有特殊意义。甚至在价值取向上，中心也可能具有特殊含义，如中原与周边、中心与夷狄、“……中心论”等，其道德意蕴也会有所不同。而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中，中心地带就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处于欧洲中心地带的地缘政治位置对德国乃至欧洲的历史发展方向曾经起到了重要，甚至是关键的作用。这个特殊的位置被历史学家们简单地归纳为“中部位置”（Mittellage）。关于这个“中部位置”的特殊意义，有人认为这乃是德国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即所谓地理决定论：“这种地缘政治决定论意味着，一旦单一制国家得以完成，公民对它就无能为力了——在德国及其邻国的地理、人口和心理条件下，它就得向外扩张……换言之，对一种近乎神话的德国民族性及与之相连的特定‘冲动’的担忧，加强了地缘政治决定论。”[1]在德国历史的研究中，如今仍旧可以觉察到地理决定论的影子，“中部位置”成了德国人的宿命，似乎德国历史的走向完全取决于这个“中部位置”。

毫无疑问，地理位置是决定一个民族或国家历史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地理位置的确起着重要的，甚至是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德意志民族尤其是这样，因为“人们可以迁徙。为了在别的地方、在遥远的陌生之地寻找其幸福，他们可以离开故土、远走他乡。19世纪里，许多德国人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国家却不能迁徙。中部位置规定着他们的命运；而构成欧洲的中部、被许多民族所包围，这也是德国人的宿命。数百年来，这个中央是弱势的，所以它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各种各样的征服欲都是开放的”[2]，冯·科洛克如是说。的确如此，“中部位置”似乎就是德国人的宿命：“德国位于欧洲中部这个事实，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和政治后果。德国拥有数目庞大的直接与之接壤的邻国，还被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界线穿透，而这些边界更多地是由历史和政治决策、而不是由自然地理所规定。”[3]

早在二百多年前，法国女作家斯太尔夫人（Germaine de Sta?l，一般称作Madame de Sta?l）就说道：“德国可以被视为欧洲的心脏。”[4]时至今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因为“身处欧洲中心”而拥有九个邻国，是欧洲拥有最多邻国的国家。纵观德国的地理位置，“身处欧洲中心”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研究德国文化，不能不将其纳入考察的范围，因为中部位置的缘故，来自欧洲东南西北的文化思潮、文明成果都很容易在这里汇聚，从而影响了德国文化：“德国在政治上、精神上和文化上都是一个身处中部的国度；来自南部和西部的欧洲各种文化涌入德国，为的是在德国被接纳，并改头换面后再向德国的邻国渗出。”[5]

从地缘政治的维度出发，就可以看到，德国作为处于欧洲中心地带的大国，历史上遭遇了一个难以逃脱的尴尬处境，对于德意志而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这个地理位置也是一个负担：“但是很早以前，德意志国土上的地理所带来的负担就已经充分显示出其威力。其根源在于采邑制国家的政治上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也被那些杂乱无章的山脉体系和纵横交错的河流永久化了。缺乏天然边界使德意志民族从未能够清晰、确切地界定一个国家理念，这片土地所处的中部位置也加强了德意志人对他人的依赖性和被动性。”[6]

不过，凡事有弊必有利，福兮祸兮，难以言说；是福是祸，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部位置之于德意志，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中部位置阻碍了德意志的发展，德意志曾经一再遭受战火的洗礼，民族国家迟迟未能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中部位置带来的文化交流却使德意志人的创新精神和活力一再被激活，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术便是一例。所以可以这样说，在德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这个地理位置演变成了德意志民族的沉重负担，极大地影响了德国的历史进程，德国之所以成为一个“迟到的民族”，这个中央地带的地理位置“功不可没”；另一方面，这个中央地带也给德意志地区带来了交通的便利，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中部位置是文化交汇最集中的地方，欧洲各地的、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在这里接触、碰撞、融合，产生了巨大的能量，从而使德意志人的创新精神不断地被激活，这也可以解释虽然德意志在政治上长期碎片化、其发展长期滞后，而德意志民族的创造力却又非常强的悖论。

换言之，中部位置虽然给德国带来了种种弊端，但是德意志也曾受惠于这个中心地带，“法兰克福是当时的文化交流中心”[7]，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莱比锡火车站曾经是欧洲最大的火车站。就人口成分而言，德国人也是“中部位置”的产物：“除了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之外，今天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祖先还包括斯拉夫人；德国人的血统里，北欧与南欧、西欧与东欧交叉融合；德国人的血统中，融合了绝大多数的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民族；这一点，与他们的欧洲中央的生存空间相一致。”[8]正如《身处欧洲中央》中所说的那样：“德国身处欧洲中心的位置，这不仅是德国人的负担，它也是欧洲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个位置，才产生了压力与反压力，渴望和受到威胁的恐惧，冲突和战争。但是从中也产生了德国人与其邻居的文化的交流、思维和精神的多样性。”[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