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德国新纳粹运动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它呈现出一种垂而不死的奇特现象。一方面，即使在法西斯肆虐全球、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大背景下，纳粹运动还是难以根绝。如果说大战结束初期，残存的老法西斯分子的翻案活动可以看作是历史运动的惯性作用的话，那么新生代的纳粹活动，尤其是21世纪的新纳粹运动，就很难用“惯性”来解释了。应该说，产生纳粹运动的土壤还是存在。然而另一方面，新纳粹运动的规模和影响都不能同老纳粹运动相比。尽管新纳粹运动呈现出波浪状的起伏状态，然而到目前为止，从未出现过大规模泛滥的局面，更遑论上台执政了。那么，形成这种局面的秘密是什么呢？

从总体上看，新法西斯运动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首先，法西斯挑起的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法西斯国家对其他民族的大规模屠杀，又激起世人极大的义愤。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彻底暴露了自己的罪恶本质。世界人民普遍痛恨法西斯，这是制约法西斯势力膨胀的最根本原因。

其次，战前成为法西斯中心的德、意等国，战后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推动下，都不同程度地在宪法中规定了禁止法西斯活动的条款。其中尤其是德国，西部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大多同纳粹势力没有太多的瓜葛，有些甚至是纳粹政权迫害的对象，战后初期的“非纳粹化”运动又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纳粹残存势力。东部地区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禁绝了法西斯政党组织的存在空间。

最后，德国的重要邻国法国，大战期间遭遇德国纳粹势力的侵略与**，对纳粹势力深恶痛绝。联邦德国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逐渐走上与周边国家联合发展的道路，并取得很好的效果。联邦德国政府要想继续走联合发展的道路，必须严格抑制新纳粹势力，消除邻国的疑虑。

因此，新纳粹运动的发展空间比较小。一旦新纳粹分子忘乎所以，较为明显地亮出自己的意图，禁令和警察不久就会到来。对读者来说，更大的疑问可能是，既然如此，为何新法西斯屡禁不绝呢？

作为第一种类型的新法西斯势力，即老法西斯的残余势力，他们要翻案，要复兴，这不难理解。然而，战后初期针对这批人的“非纳粹化”运动，却也并非无懈可击。

在西占区，由于美、英、法三国的利益不同，对战后自身定位和国际格局的预测也存在差异，非纳粹化政策在一开始就处于混乱和无序中。理想派的美国人有着传教士一般的热情和决心，要清除所有的纳粹分子，让没有被纳粹思想玷污的德国人建设一个民主的德国。理性派的英国人认为，既然纳粹主义一度在德国存在，那么在权力上摧毁纳粹主义、代之以另一些德国人的可能性也就消失了，以至于在具体执行上也更讲求实际。法国人则“对德国的历史抱有一种明确的，而且几乎是无可争议的看法：希特勒是德国统一和普鲁士精神的逻辑的、甚至是必要的产物”，“为了使德国、乃至世界避免产生新的希特勒，应当摧毁普鲁士和肢解德国”，因而在执行上更注重实际效率和利益。三者的目标差异导致政策执行上呈现混乱、无序、盲目和低效，为纳粹分子逃避惩罚提供了可趁之机。

同时，由于美占区的最初目标设定得过于严格，在执行过程中采用“广撒网”式的搜索，加之执行标准的变化和手段的烦琐，冤假错案屡见不鲜，给德国民众的基本生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许多德国民众因为非纳粹化而丢掉工作，丧失了原本安定的生活，社会中因此而逐渐积聚起对非纳粹化政策和占领当局的不满。不少非纳粹化受害者加入了新纳粹阵营，成为新纳粹政党的重要成员。

在对清洗对象的判断上，占领当局缺乏对德国人精神世界的了解，加之人力所限，不得不任用一些有经验的德国人来处理相关事务，而忽视了对这些人政治背景的调查，无可避免地雇佣了不少老纳粹分子或是有纳粹思想的人，这些人成了非纳粹化的“灰色地带”。“冷战”爆发后，非纳粹化与战后德国重建目标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连美方人士都主张降低非纳粹化的目标，把非纳粹化的火炬完全交给德国人，“无可避免地使非纳粹化越来越成为一个笑话”。许多被判死刑的纳粹分子获释出狱，大部分前纳粹分子重新进入社会，成为占领当局的合作伙伴。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没有加入新纳粹运动，但这一现象本身却成了“死不悔改”分子的风向标，激励他们重新奋起。

作为以新生代为主体的新纳粹运动，应该是当代西方社会自身的产物。当代西方社会总的说来进入了成熟发展的时期，但是在运行过程中，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社会运行失调，社会失衡。对新纳粹运动来说，一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二是移民潮引发的排外潮，曾经引发其出现**。

在当代诸多经济危机中，对西方社会影响较大的有3次，即20世纪7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2007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联邦德国，除了在1966—1967年期间爆发过结构性危机外，战后初期的经济困境也成为新纳粹运动高涨的诱因。那时，德国满目疮痍，许多城市成为一片废墟，生产能力急剧下降，失业率高企。在这种情况下，纳粹统治时期的局部性成效就会成为人们怀念的对象，不少人感到希特勒的统治也不是没有“亮点”。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人们对纳粹的看法也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对希特勒政权持否定态度。在1966—1967年经济危机中，“民族民主党”在极短的时间内，在一连串州选举中的得票率从2%上升到7%～15%不等，以后随着经济重新繁荣，其选票又大幅回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中，德国出现了“希特勒浪潮”，不少人认为，希特勒把德国民众从危机、失业和绝望中解救出来，为他们创建了一个可以充分就业、令人充满**并在世界上取得一系列成功的制度。然而随着西方经济好转，“民族民主党”在全国的得票数下降到微不足道的0.3%。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西方经济危机中，“共和党”的得票率也急剧提高。

在移民潮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已经出现过3次。大战结束初期，欧洲格局发生重组，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逐渐形成，移民人数大为增加。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50—60年代，由多种原因造成。随着西方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落后地区的工人再次涌向西欧富裕地区，加剧了西方国家固有的就业矛盾。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大量移民进入西欧，给西欧国家的经济生活、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都带来较大的压力，而当时西欧各国正值失业高峰，因而排外情绪更为高涨。每当西方社会的排外情绪上升时，新法西斯分子就会趁机活跃起来。

新法西斯的民族沙文主义要求，目前还停留在反对外来移民的阶段，那是因为老法西斯的民族沙文主义实践曾经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同时，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水平日渐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市场。但是，民族主义情绪具有非理性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情绪会恶性发展，发展到恶性的程度。

从德国不少新纳粹组织在世界格局方面的诉求来看，美国的世界霸权主义政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文化霸权主义政策，也是推动新法西斯运动兴起的重要条件。如果国际社会在短时期内还无法改变少数大国乃至一个国家在全世界行使霸权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可以看作是催生法西斯的动因之一。

道路尽管曲折，但各国民众追求和平、发展、幸福的愿望是不可阻挡的，逆潮流而动的法西斯运动，是终究要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