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就任总理后，曾经狂妄地对一名纳粹同党表示：“反动派以为他们已经把我控制住了。他们打算给我设置圈套，设置很多圈套。但我们不会等到他们行动的时候。我们是残酷无情的。我没有资产阶级的种种顾虑！他们认为我没有教养，是个野蛮人。是的，我们是野蛮人！我们想当野蛮人。那是一个光荣的称号。”然而，在魏玛体制还未彻底粉碎之前，这个自称的“野蛮人”还是绕不过国会这个舞台。希特勒必须获得国会绝对多数的支持。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兴登堡总统提出的关于内阁必须获得国会多数支持的先决条件，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在国会中顺利地通过实施集权的法律，以“合法”的程序建立起纳粹独裁统治。他选择了重新举行大选的办法，指望借助国家机器获取更多的选票，除了给自己罩上一道民主合法的光环，还能借此打破政府中保守势力对他的约束。

1933年1月30日上午，希特勒趁新内阁的全体成员在总统办公处等待委任之机，向部分阁员透露，他将尽快解散国会，举行新的大选。胡根贝格本来就对希特勒担任总理不服气，这时又担心希特勒别有所图，因而断然拒绝这一设想，并当即同希特勒顶撞起来。希特勒再三说明这样做的好处，并保证不论选举结果如何，政府的组成不会有任何变化。胡根贝格继续争论不休。只是由于兴登堡催促按时举行政府就职宣誓仪式，争执才暂时中断。

当天下午5时，希特勒主持其第一次内阁会议。戈林在会上接过希特勒于上午提出的话题，再次提议解散国会。胡根贝格担心纳粹党可能在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摆脱内阁保守派伙伴对希特勒的牵制，因而再次强烈反对。巴本也主张暂时维持现状。胡根贝格还提出一个替代方案，建议禁止共产党活动，剥夺该党的议席，使右翼政党自然而然地取得国会多数。希特勒尽管对共产党充满仇恨，但他不愿意因为采纳这一方案而否定重新举行大选的主张。他表示，根据自己的经验，“禁止政党是没有意义的。禁止那站在德共背后的600万人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时，此举还可能引起社会民主党发起总罢工。他再次重申，不管选举结果如何，联合政府的组成将不会改变。会议结束后，内政部长弗里克即对外宣布，称内阁已否决了一项取缔共产党的命令，并且不会侵犯言论和出版自由。

当时，天主教中央党也在尝试进入政府。希特勒对此毫无兴趣，因为一旦该党加入联合政府，内阁就能拥有国会绝对多数，从而不需要举行新的大选了。他一方面同中央党人虚与委蛇，同时在内阁会议上隐瞒真相，声称没有可能与中央党达成协议，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解散国会。他紧逼内阁成员表态。巴本的态度模棱两可。胡根贝格陷于孤立，只得让步。其他非纳粹党成员从自身利益出发，认为只有通过国会重新选举，才能保证联合内阁获得多数支持，因而表示赞成。希特勒以“庄严的保证”安抚他们说，不管选举结果如何，内阁组成绝对不变。接着，他建议内阁向总统提议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大选。

2月1日，兴登堡总统正式签署命令，解散国会。内阁把新国会的选举日定在3月5日。中央党人向兴登堡总统提出申诉，表示自己是愿意入阁的，但谈判进程被希特勒人为地中止。兴登堡表示此时为时已晚，因为命令已经正式发布。戈培尔对新的大选充满信心，在日记中踌躇满志地写道：这一次不会有什么失误了，“现在斗争容易了，因为我们能够利用国家的一切手段。电台和报纸都可供我们使用。我们将创造出一部宣传鼓动的杰作。这一次甚至也不缺经费”。

希特勒出任总理不到两天，便摆脱政治对手的阻挠，达到了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大选的目的。这就表明，保守派想限制希特勒和纳粹党、倚恃国会多数破坏其行动的计划是根本行不通的。胡根贝格比其他内阁成员更早一些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政府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就表示：“我昨天做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蠢事。我同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蛊惑人心者结了盟。”

希特勒则牢牢抓住国会重新选举的机会，为德国的全面“一体化”铺垫道路。1月31日，即就任总理的第二天，他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并发布了题为《向德国民众呼吁》的第一个政府文告。在演说中，他把德国所面临的失业、贫穷和困苦都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而这场大战是德国不希望爆发、对之也没有罪责的。他强调纳粹主义者是一支团结向上、与魏玛共和国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新生力量，并承诺新政府将重振德意志民族中的团结合作精神，承认基督教为民族道德精神的基石，并祈求上帝保佑他的政府。他把攻击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称社会民主党在14年中，把德国农民置于毁灭的境地，并使数百万工人失业。他把“制止共产主义对德国的渗透，说成是经济重新高涨的先决条件”，并承诺新政府只需要4年时间来同时实施2个“四年计划”，即可彻底消灭失业，将农民救出苦海。此后几周，他乘坐飞机穿越德国各地，要传达的意图，就是“向马克思主义进攻”。

除此之外，希特勒把工作重点放在两支力量上，即国防军和垄断资本家。他要全面出击，争取获得它们的支持，为未来的行动扫清道路。

1月31日，希特勒亲自到柏林各兵营，向士兵作关于“新德国”的演讲。2月3日，他接受勃洛姆贝格的邀请，前往陆军首领哈默施坦因-埃克沃德家中，参加军区司令等高级军官的聚会。晚餐之后，希特勒站起来发表为时2小时的演说。他在讲话中许诺要恢复义务兵役制，扩大国防军，对内批判和平主义，彻底根除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的“毒瘤”，建立强硬的极权主义秩序，对外废除《凡尔赛条约》，获得完全平等的军备权，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他还吹捧“国防军是国家最重要的、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成部分”，保证尊重其“非政治性和超党派性”的独立地位，不同冲锋队合并，同时要求军队保持非政治、超党派的态度，“内部斗争不是军队的事，而是纳粹组织的事”。他实际上是以承诺维护国防军的独立地位为诱饵，争取军方在纳粹党打击政敌时采取中立态度。高级军官们一开始态度呆板冷淡，希特勒则“到处笨拙地鞠躬，表现得很尴尬”，然而演说开始不久，不少人就听得入味，最后全力转向纳粹党。当时在座的海军司令雷德尔，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时，供认他对于希特勒展示的扩军前景感到极为高兴。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尽管由兴登堡总统指定任命，肩负着制约希特勒的使命，但也在回忆录中承认，希特勒上台执政，打开了“一个使将来有无穷机会的活动余地”。

2月20日，希特勒经沙赫特牵线，在戈林的国会办公室会见25名重要的大资本家，共同讨论国内的政治问题。希特勒在长篇发言中许诺要取消议会制，结束“党派争吵”，解散工会，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建立一个不搞“社会主义”实践、优先扩充军备的专制国家。最后他表示：“我们现在面临最后一次选举。根据情况，选举可以中止，倒退则是不再可能的。不管怎样，如果选举不能作出决定，那么就得用别的手段来作出决定。”戈林唯恐资本家们没有听懂，以其一贯的粗鲁直率态度作了补充，他说：纳粹党在刚刚开始的竞选中必然要“承担最大量的工作”，因而“其他不处于政治斗争中的集团至少应该为此作出所需要的财务上的捐献。……如果工业界知道3月5日的选举极可能是10年内、甚至预计是在百年内最后一次的选举”，他们对这样一种捐献将会感到“更易于接受”。与会的克虏伯·冯·波伦以前一直同纳粹党保持距离，这时开始全面转向希特勒，他对希特勒的讲话表示感谢，并预先为“政治上强大、独立的国家”感到高兴，认为经济和原材料加工业终究会在这个国家里再度繁荣起来。当希特勒和戈林准备离开房间时，沙赫特大声说道：“先生们，那么现在就解囊吧！”资本家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克虏伯代表整个鲁尔地区的企业家捐助100万马克，法本工业公司认捐了40万马克，其他人也作了认捐，总数达300万马克。这笔钱将由联合内阁中的各个党派分享，但纳粹党将获得最大的份额。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竞选舞台，戈林利用自己担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有利条件，于2月17日颁布一项命令，指示各警察局不得对纳粹党及其联盟政党（即“民族联盟”）的下属组织采取敌视态度，更不得造成对它们实施侦察的错觉，“无论如何必须避免做出敌视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的任何事情，因为这些组织拥有最重要的建设性的民族主义分子”，同时敦促警察要无情地对付“敌视国家的组织”的活动，甚至可以无所顾忌地开枪对付所谓“共产主义恐怖活动”。他在命令中说：“谁恪守工作职责，谁服从我的命令，谁能最坚决地反对国家的敌人，谁能在受到攻击时毫无顾忌地使用武器，谁就肯定能得到我的保护和支持。相反，谁在争执中畏缩不前，或对使用自己的权力优柔寡断，或对周围的一切麻木不仁，那么我就会立即把这种人清除出去……现在，从警察手枪枪膛里射出的每一颗子弹都等于我射出的子弹。如果有人说这是谋杀，那么我就是主谋，因为这一切都是按我的命令去做的。”该命令俗称为“开枪命令”。5天后，他又借口正规警察的来源已经枯竭，从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中征召了5万名成员进入“辅助警察部队”，其中2.5万人来自冲锋队，1.5万人来自党卫队，1万人来自“钢盔团”。这些人在原来的制服上佩戴白色的袖章，上面写着“辅助警察”字样。他们经过宣誓，走上岗位。如此一来，纳粹分子就能以国家机器成员的身份来对付政敌。

纳粹党利用募集到的竞选资金和希特勒担任总理的有利条件，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竞选攻势。一批受过特别训练的纳粹宣传员组成宣传队，到全国各地实施宣传鼓动。他们所到之处，广播车队隆隆驶过，飞机把数百万张传单撒向穷乡僻壤，集会、游行经常出现，各种招贴画铺天盖地，使用旗帜、花环和大标语的“象征性宣传”随处可见。中央政府责令广播电台必须转播所有内阁成员的重大竞选演说，希特勒和戈培尔利用这一现代化工具，充分发挥演说才能，把煽动性的竞选演讲直接推向全国民众。已成为“辅助警察部队”和没有成为“辅助警察部队”的冲锋队员、党卫队员，集中力量破坏其他政党的竞选集会，他们撕毁标语，冲砸其他党派的报社，殴打演讲者。仅据官方人士承认，在竞选运动中遇害的人士就达51名，另有几百人受伤。

当时，经济危机仍在延续，民众还是处在无奈和彷徨之中。德国学者鲁道夫·菲尔豪斯曾经写道：“对饥饿、对无法挽回的贫困化以及（特别在中等阶层中）对‘无产者化’的恐惧，对内战和革命、对捉摸不定的前途以及对在困苦的压力下法律和道德动摇的恐惧”，于是在难以计数的人们的心里升起了一种愿望，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看来非凡的人物身上，必要时甚至容忍违背传统的道义。希特勒审时度势，把一切失误推向此前参与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他在竞选演说中说：“在14年中，现在已被推翻的制度累积了一个错误又一个错误，一个幻想又一个幻想……我向德国人民要求，在你们已经给了别人14年之后，你们也应该给我们4年。”但是，他不愿谈论新政府的任何纲领：“今天，如果向我们要这个运动的纲领，那么我们可以用几句非常一般的话来概述：纲领是没有用处的，人的目的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纲领的首要一点是：破除一切幻想！”“我所要求的是公平合理的：我们只要4年，然后别人可以作出他们的判决。我不会逃到外国去。我不会设法逃避判决。”

纳粹党为获取大选胜利使出了全身解数，戈培尔甚至将大选日称为“民族觉醒日”，规定全国放假半天，以鼓励更多的选民走进投票站。在大选的前一天，3月4日，希特勒在柯尼斯堡发表了一个被称作“民族觉醒日演说”的高调竞选演讲，把竞选活动推向高峰。当希特勒最后激励德国人民“再一次高傲地昂起你们的头”时，当地教堂的钟声齐鸣，全国各地的山顶上都燃起被戈培尔称作“自由之火”的篝火，冲锋队员穿着军靴，在每个城镇的街道上发出行进时震耳的脚步声。经过纳粹党的多方努力，选民参加投票的比例达到空前的高度，为88.8%。然而选举结果并未使纳粹党如愿以偿。在3月5日的选举中，该党的得票率达43.9%，尽管比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结果高出10.8个百分点，但还是没有取得国会的绝对多数。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得票数有所下降，但仍占总票数的18.3%和12.3%。其他政党，除人民党的得票数从11%骤降至2%，中央党的席位增加3席外，大多同以前持平。

希特勒决心用其他手段来打破这一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