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纳粹党加强煽动性的社会宣传，党内热衷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要求的人再度活跃起来。当这些活动没有影响到同权势集团勾结时，希特勒就把它们作为欺骗性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利用，但是一旦影响到这种勾结，特别是影响到党的发展前途时，他就坚决加以制止，并趁机排斥异己。这样，就导致党内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尖锐起来。

1929年秋，纳粹党在反对新的德国赔偿计划——《杨格计划》问题上，与右翼保守政党结成联盟。同年12月，它又在图林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获得11.3%的选票，在此基础上同资产阶级政党一起组织联合政府。这些行动明显地暴露出该党的右倾发展趋向，因而遭到施特拉瑟兄弟的反对。格雷戈尔在纳粹党会议上告诫希特勒：纳粹党如此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资本家、容克、旧将领和高级官吏密切合作，会失去群众的支持。奥托则惊呼：希特勒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如此下去，民族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任务……是否还能够维持？”一部分冲锋队员也认为“阿道夫背叛了我们无产者”。

1930年4月，萨克森州的工会组织实行罢工，奥·施特拉瑟不顾希特勒的反对，在自己控制的报刊上全力支持。蒂森等资本家向希特勒发出警告，以停止资助相威胁。5月21日，希特勒赶到柏林，在两天内同奥托展开长达7个多小时的争论。奥托指责希特勒“为了用合法手段执政并同资产阶级右翼政党进行新的合作，企图扼杀社会革命”，并要求纳粹党坚持实行工业国有化的方针。希特勒一面高叫：“我是个社会主义者……过去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不会让我的司机吃得比我坏。你所了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一面强调：“大批工人需要的不过是面包和马戏，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理想”，“除去种族革命，再没有别的什么革命，不可能有政治、经济或社会的革命”。针对奥托关于工业国有化的要求，希特勒轻蔑地表示：“民主已经把世界化为废墟，然而你还想把它扩展到经济领域中去。这会是德国经济的毁灭……资本家通过他们的能力发迹、繁荣到顶点，并且根据这种选择——这仅仅再次证明他们是高等种族——他们拥有领导权。现在，你想让一个无能的政府委员会或者劳资协议会——它们什么也不懂——拥有发言权；没有一个领袖会容忍经济生活中出现这种事。”他明确肯定了垄断资本的私有权。

在此期间，戈培尔秉承希特勒的旨意，先后在《进攻报》上发表4篇文章，指责奥·施特拉瑟“只在书桌旁拼凑革命理论，不考虑现实的可能性”，是“膨胀的激进主义精神病患者，手持匕首在大街上疾走”，并号召“开除所有追随者，结束这种路线”。希特勒一面以国会议员之职和18万马克的金钱引诱奥托，要求他放弃自己的主张，同时大力清除其追随者。1930年7月，奥·施特拉瑟拒绝了希特勒的利诱，联合26名北方派领导人集体退党，并呼吁整个党内的“社会主义者离开纳粹党！”

了解奥托在退党后的行动，也许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纳粹运动的全貌。他在退党后6个星期，即联合退党的左翼分子，成立了名为“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战斗同盟”（后简称“黑色阵线”）的纳粹运动分裂组织。该组织出版名为《德国革命》的双周刊，并设计了盟旗。旗帜以黑色为基调，中间饰以红色的宝剑和铁锤，两者交叉，形成×形图案。“黑色阵线”声称自己坚持民族社会主义原则，但反对希特勒对纳粹党的独裁领导。尽管根据奥托的说法，该组织拥有近万名成员，但实际上并未对纳粹党的主体组织构成大的威胁。随着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尤其是“长刀之夜”清洗冲锋队后，奥托等人的处境越来越困难，被迫走上流亡之路。流亡的第一站是奥地利，1935年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个过程中，奥托发挥自己的特长，不断出版小册子，既披露事件的真相，又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仅1936年一年，就出版了《希特勒往何处去？》、《德意志社会主义的重建》和《论欧洲联盟》3本小册子。捷克危机发生后，奥托先后前往瑞士和法国。法国败降后，他又借道葡萄牙前往百慕大，并于1941年进入加拿大，成为著名的“渥太华囚徒”。因为就在这时，戈培尔发表公开演讲，宣布奥托·施特拉瑟是纳粹党人的“头号公敌”，并悬赏50万美元取其首级。此举迫使奥托四处隐匿，甚至到过南极洲的克拉伦斯岛。在此期间，他开始信奉“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该理论强调利害相关的社会组织要以社会成员的相互依存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构筑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种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中，将充满着民族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精神和非集中化的欧洲主义。

纳粹政权覆亡后，奥托申请回国。由于他是纳粹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先后遭到同盟国和联邦德国政府的拒绝。他只得写作关于第三帝国和纳粹领导人的文章，刊登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的报纸上。1955年，经联邦德国相关法庭裁决，他终于获准回国，定居在慕尼黑。然而他坚持继续从事新纳粹“事业”，1956年组建了新纳粹组织“德意志社会联盟”，以“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努力目标，强调所谓“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1974年，他死于慕尼黑。

纳粹党内矛盾的另一表现是部分冲锋队组织的反叛活动。

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冲锋队被政府取缔，禁止活动，这对纳粹运动来说打击甚大。正巧，罗姆在1924年4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出人意料地当选国会议员，他是被“大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组织推举上去的。当了国会议员，不仅可以提前出狱，而且还拥有全国范围内的免费乘车证，活动能力大为增强，冲锋队有望在他的活动下恢复活动。对于这一情况，希特勒的心情是矛盾的。由于他此时已经决定走合法斗争的道路，“捏着鼻子进国会”，冲锋队的地位和作用似乎都应该下降。然而，冲锋队是行动组织，不论对于吸引青年人，还是用于控制街道，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近期来看，由于罗姆对冲锋队情有独钟，他的出狱，是通过冲锋队振兴纳粹运动的极好时机。于是希特勒立即抓住机遇，授权罗姆重建冲锋队：“罗姆上尉是战斗联盟的军事领导者。因此我要求冲锋队员特别是领导人，服从他的命令。那些不能无条件服从罗姆上尉的人，将被视为不再是冲锋队员。”

1924年5月中旬，罗姆召集各地的冲锋队领袖和包括奥地利在内的纳粹党地区组织领导人，在萨尔斯堡开会。会上决定重建冲锋队，并规定以褐色制服作为身份标志，外加卐臂章。由此，冲锋队得名“褐衫队”。罗姆在会上强调了冲锋队的军事性质，但明确规定冲锋队是“纳粹党的战斗部队”。然而，他更大的兴趣在于组建“战旗团”（Frontbann），将所有民族主义政党组织的准军事团体包容在内，尤其是将退伍青年或尚武青年吸引到准军事组织之中。希特勒和纳粹党将为此充当“鼓手”。1924年8月，该团体在鲁登道夫的力捧下宣告成立，在柏林注册，成员数达到3万。但是，罗姆的努力遇到了一系列障碍。首先，该组织的合法性一直遭到政府质疑。尽管罗姆一再声明，“战旗团”的政治目标是将德国从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手中解放出来，其具体行动是对青年成员实施军事训练，以此培养他们的服从习惯，同时为国防军提供坚强后盾。但是，有“啤酒馆政变”的先例在前，巴伐利亚政府总是将信将疑，经常寻机找茬，逮捕相关人员。其次，其他准军事组织并不愿意并入该组织，如“钢盔团”就明确表示不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啤酒馆政变发生前，罗姆掌管着军火库，相关团体有求于他，他办事比较容易。而此时罗姆已经失去了这一优势。更重要的麻烦来自希特勒。他公开声明不支持“战旗团”，并否决了罗姆提交的行动计划书。希特勒的表面理由是参与“战旗团”的活动可能导致狱中的纳粹领导人延迟出狱，深层原因则涉及究竟谁充当对方的“鼓手”问题。1925年初希特勒出狱后，要求罗姆解散“战旗团”，把冲锋队并入纳粹党的组织系统。而罗姆则坚持要保持“战旗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尽管它可以成为广义纳粹运动的组成部分。

由于在1924年12月组成的新国会中，纳粹运动所占席位从原先的32席骤降至14席，罗姆落选，其行动能力由此大受影响。围绕“战旗团”问题的意见分歧，又使他主动放弃在冲锋队内的领导岗位。1925年5月，罗姆声明退出政治生活，包括放弃对“战旗团”的领导。他很快受困于经济状况，被迫从事出版社图书推销工作和其他“苦力”型体力劳动。1928年末，经德国军官介绍，罗姆前往玻利维亚充当政府军事顾问，帮助训练玻方军队。他的工作实绩获得玻方的好评。

冲锋队的名义领导人，几经更换。1920—1921年，由埃米尔·莫里斯任全国领袖。1921—1923年，由克林泽希任全国领袖。1923年，由戈林任全国领袖。以后历经“啤酒馆政变”和遭取缔，又逢罗姆组建“战旗团”之事。1926年起，由普费弗尔·冯·扎洛蒙任全国领袖。

经济大危机期间，冲锋队发生了较大变化。当时，民众尤其是青年，普遍要求采取行动来改变现状，而冲锋队恰恰是一个行动组织。同时该组织向队员提供食宿，无薪金或失业救济金领取者可以免缴费用。这样，大量的失业工人和青年涌了进去，致使冲锋队成员中底层群众的比例，尤其是失业工人的比例，比纳粹党高得多。如柏林的冲锋队组织，其中67%的队员是失业者。在布累斯劳，关键时刻竟然拉不出一支队伍用于检阅，因为队员们普遍缺乏鞋袜。冲锋队作为行动组织，不论在竞选宣传还是街头械斗中，都充当着急先锋。当希特勒前往各地展开竞选演说时，当地的冲锋队承担了一切保卫和呼应工作：摩托车队为希特勒的座车护卫开道；大批队员在会场上迎接希特勒到来，接受其检阅，并高呼“万岁”；演讲结束后护卫其返回机场。为实施纳粹党确立的“饱和宣传”策略，冲锋队员除了必须穿着整齐、挨家挨户拉选票外，还必须组队作“乡村旅行”，把纳粹的宣传触角伸向每一处穷乡僻壤。如1930年7月，波美拉尼亚600名来自各小镇的冲锋队员步行100千米到一个指定镇集合。1931年10月，数百名来自东普鲁士的冲锋队员穿越数省参加不伦瑞克的群众游行。1932年，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建立了由失业冲锋队员组成的乡村宣传队，到达一个又一个村庄，“他们成了纳粹运动不辞辛劳的驮马”。在争夺街道和宣传场所的械斗中，冲锋队员的伤亡人数明显高于纳粹党员。然而在分享“战利品”方面，由于冲锋队具有更强的草根性，在安排国会议员名单时成了牺牲品。由于冲锋队作为纳粹党的下属组织，不得自行筹款，财务全部由纳粹党地区领袖掌管，因此不少冲锋队员抱怨这些领袖在经费使用方面对冲锋队实行歧视，冲锋队员几成纳粹运动的炮灰。这样，冲锋队再次成为纳粹运动内部的麻烦所在，不过此时的诉求与罗姆执掌时有所不同，更多地代表了中下层民众的要求。当时，很多冲锋队员对希特勒投靠权势集团的行为感到不满，抱怨地区领袖们以每月2000～5000马克的收入过着优裕的生活，而冲锋队员只能一边忍饥挨饿，一边在街头从事打斗或游行，为纳粹运动造势。在少数野心家的挑动下，部分冲锋队组织向纳粹党头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

1930年8月，由施滕纳斯任队长的柏林冲锋队提出7点要求，呼吁希特勒放弃“合法”路线，以暴力行动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提名冲锋队领袖为国会议员的候选人，缩小纳粹党大区领袖的权力，并给冲锋队维持集会秩序的行动支付报酬。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该队马上作出反应。8月29日夜里，柏林冲锋队员组队采取行动，强行进入纳粹党柏林大区指导处大楼，砸坏了大部分办公用具。翌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的竞选大会上发表演讲，负责造势和守卫任务的冲锋队员中途拂袖而去。

希特勒闻讯后，亲自赶到柏林处理危机。他首先用安抚的手段平息事态，随后于9月2日撤换扎洛蒙，由自己亲自担任“冲锋队最高领袖”，并规定全体冲锋队员必须进行宣誓，无条件效忠其个人。而冲锋队的日常工作，则交给奥托·瓦格纳主持。

希特勒还着手暂时强化冲锋队的军事性质，用以转移其政治兴趣。为此，他专门打电话到玻利维亚，明确向罗姆表示“我需要你”。罗姆本来也有回国之意，接到电话后很快成行。1930年11月6日，罗姆回到慕尼黑，在火车站受到希特勒等人的热情欢迎；《人民观察家报》也专门刊文，盛赞老战士的回归。11月30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召开冲锋队领袖会议，表达了要任命罗姆担任冲锋队参谋长的意图。北德地区的冲锋队领袖们以罗姆存在同性恋问题为理由提出反对意见，但希特勒表示，冲锋队并不是“教育上流阶层子女的学校，而是战斗者的处所”。1931年1月，希特勒正式任命罗姆为冲锋队参谋长，隶属于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的领导。罗姆到任后，果然不负希特勒所望，立即按照自己固有的理念，模仿德国陆军，改组冲锋队的组织建制，以加强其准军事特质。在全国总部一级，分别设立了总参谋部、司令部和训练学院；总部以下，逐级设置各类地区组织，分总队、旅队、区队、旗队、突击大队、突击队、中队和小队，共8级。各级头目一般都由退役军官担任。罗姆本人的声望和其工作热情，使大量的青年涌入冲锋队，冲锋队的规模迅速扩大，到1932年底，成员数已达到42.7万。

然而，柏林冲锋队的问题一时还是难以缓解，施滕纳斯的反对声调越来越高。他在纳粹党柏林地区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放弃议会选举，采取暴力性的“革命”行动。希特勒亲自向施滕纳斯发出警告：“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冲锋队去做，那就是建立第三帝国。我们遵守宪法也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宪法规定了掌握政权的权利，具体采取什么方式由我们自己决定。”然而，施滕纳斯等人还是于1931年4月1日再次起事。他们纠合了勃兰登堡、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地区的冲锋队领袖，发动第二次叛乱。不久，德国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冲锋队组织也起而呼应。起事者谴责希特勒的“合法”夺权路线，指责他任人唯亲，要求澄清民族社会主义理论，并宣布废黜希特勒的领袖地位。

希特勒立即在《人民观察家报》和《抨击》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抨击施滕纳斯一伙是钻进纳粹党内的“沙龙布尔什维主义和沙龙社会主义的小丑们”，“将一系列严格说来是属于共产党不断煽动所需要的概念引进冲锋队内”，并要求广大的冲锋队员保持对纳粹运动的忠诚。同时他调动党卫队平息叛乱。希特勒的言行得到国防军领导层的赞扬。

1932年期间，格雷戈尔·施特拉瑟与希特勒之间的矛盾也尖锐起来。格雷戈尔自1926年起担任纳粹党全国宣传领袖，1932年又兼任全国组织领袖，成为纳粹党内地位仅次于希特勒的第二号人物。班贝格会议之后，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直到1932年5月，他还在国会演说中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表示“为了获得他们自己的生存权”，人民要求“同黄金、世界经济、唯物主义这些恶魔断绝关系，同输出统计和银行利率的思想习惯断绝关系，……恢复正当劳动的正当报酬”。但是，1929年底以后，随着纳粹党在各个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他对如何处理同旧势力的关系问题也有了新的看法，认为在坚持民族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同保守势力结盟比举行暴力革命“更为可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当1930年其弟弟奥托同希特勒发生冲突时，他反而批评了奥托的行动，表示“社会主义不可能由宣布过激的理论词句加以推进，而是有朝一日通过某一民族社会主义的劳动部长颁布必要的法律来实现”。

1932年11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得票数下降，通过这一现象，格雷戈尔认为希特勒的“合法路线”已经陷于破产，如果纳粹党进一步向右偏转，广大党员将会投奔共产党。因此，他主张纳粹党“应原则上改变路线”，“回到原来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路线上来”，“避免下降为一种反犹主义的经济党”。他还主张，使纳粹党免于瓦解的另一途径是争取尽快执政，在不可能单独执政的情况下，参与组阁也比在野强。当时希特勒既坚持要自任总理，更拒绝改变纳粹党的既定方针。1932年12月7日，两人在党的领袖会议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希特勒指责格雷戈尔的行为是彻头彻尾的背叛，格雷戈尔宣称希特勒的计划是“很可耻的”，将使纳粹党陷入绝境。翌日，格雷戈尔宣布辞去党内一切职务，前往意大利“疗养”。希特勒趁机取消党内“组织领袖”一职，改设“中央政治委员会”，由自己的私人秘书赫斯执掌。这样，纳粹党内以施特拉瑟兄弟为首的反对派就此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