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政治运作的一个剖面

一、前言

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1861-08-02）辰时，也正是太平天国的武装力量活跃于江浙一带的时候，数千金钱会会众大举拥入浙江温州府瑞安县十七都林垟地方团董陈安澜家中，倾屋劫财，焚书毁物；随后并焚掠附近民居三十余所，包括附生谢作申、监生谢锦爵等人住处，而陈氏戚族所受的祸害最为严重。[1]这次事件于是揭开了金钱会在平阳、瑞安、泰顺（浙江）和福鼎（福建）等地起义的序幕。在后来的六个月期间，金钱会会众不仅攻入了以广西学政在籍办理团练的孙锵鸣（1817—1900）所建的“安义堡”，而且一度攻陷福鼎县城，两度进攻温州府城，而后还包围瑞安县城一个多月。最后，在闽浙总督水陆两面的夹击下，金钱会寡不敌众，会首赵启远走他乡。整个事件很快在同治元年（1862）年初暂告落幕。[2]

金钱会活动的时间虽然短暂，不过，它在清代会党的研究上却独具意义。我们对会党的研究一向仰赖官方的档案资料，如此一来自然限制了我们观察的角度。金钱会事件由于涉及不少平阳、瑞安等地的士绅，因而除了当时地方官的相关奏折外[3]，还留下了一些比较详细的私家记载。大陆学者聂崇岐将这些个人的记录整理编辑，以《金钱会资料》为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1957年与1979年出版的《近代史资料》还分别刊载了在平阳钱仓（曾名前仓）及北港一带收集到的民歌。[4]这些民间资料恰好可以弥补过去依赖官方档案所带来的缺憾，使我们对于会党在地方上的活动可以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本文主要是通过这些私家记录，探讨清代会党在地方政治运作上所可能扮演的角色，尤其着重在会党与地方士绅、地方士绅与官府，以及士绅与士绅之间的互动关系上。[5]

从早年张仲礼[6]、何炳棣[7]的研究中，我们了解到士绅在地方社会上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举凡地方保甲、公益慈善、纠纷仲裁，几乎无役不与。而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地方治安的维护更是士绅努力的重点。像金钱会这样的会党组织正是地方士绅声讨的对象。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 A. Kuhn）把这种现象称作“地方社会结构的军事化”（militarization of local structure）[8]。最近更有学者指出，地方士绅由于角色重要，同时自主性强，在地方事务上享有相当大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空间。[9]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会党组织不仅未因团练的普及而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对各地的治安都构成了相当的威胁。根据我先前的研究，在919件会党案件中，有一半以上的案子是发生在同治朝以后的。[10]这个数字当然不是绝对的，但至少可以显示出会党的活动并没有大幅度减少的趋势。清代会党猖獗，历久不衰的原因很多，地方保甲与团练绩效不彰固然是其一，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会党的兴盛也不无影响。不过，会党在地方政治运作上所扮演的角色似乎也是应该考虑的因素之一。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何以会有不少生员、监生一类的下层士绅列名会党案件的口供中。金钱会事件正好为这个观察提供了一个验证的机会。

通过对金钱会事件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瑞安士绅在面对会党的威胁时，也像其他地方的士绅一样，在奉命在籍办理团练的孙锵鸣的领导下，纷纷兴办团练，保卫家园。然而平阳地方的县令却在部分士绅的怂恿下，不仅在事发前将金钱会收编为团练，而且在事发后也与若干士绅一起出面为其讲和。瑞安以及温州府的官员也都应声附和，采取相同的立场。孙锵鸣等人的讨“贼”团练，在他们眼中，变成了激起事变的罪魁祸首。因此，本文要强调两点：第一，在地方情势动**不安的情况下，金钱会等会党与地方士绅间的政治生态可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弱势的一方可能会倚重会党，以与强势的一派相抗衡，不过，这些士绅也未必能完全控制这些会党的所作所为；第二，士绅在地方事务中扮演角色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完全取决于地方行政首长的态度，换言之，士绅在地方事务上的自主性有其限制。

二、金钱会的成立与扩张

金钱会的创始人有八位，为首的是平阳钱仓镇人赵启。[11]综合当时人的印象，赵启，年三十余，担任钱仓埠役，也曾临江开设饭铺。由于他“善技击”，结交的都是“拳勇”之辈，又因为他常以钱财资助这帮人，所以很多“亡命之徒”前去依附，人人都喊他“赵大哥”。[12]有一说称，他开店就是了接待他的结盟兄弟。[13]咸丰八年（1858），赵启与卖笔为业的周荣、卖药为活的朱秀三、善塑绘的缪元，以及孔广珍、谢公达、刘汝凤、张元共八人于钱仓北山庙五显神像前盟誓结会，不分长幼，彼此以兄弟相称。[14]这八人于是成为金钱会的大总头，分头带领各路人马，瑞安一带就归赵启掌管。[15]随后他们又邀钱仓汛外委朱鸣邦入会。[16]鉴于当时太平天国势力遍及江浙一带，社会纷扰不堪，他们将“康熙钱十六文，将满字向内，上下钉以二弦，系以辫绶，藏在衣襟”，作为将来一旦分离，彼此相认的凭证。[17]不过，也有人指出，赵启是由于周荣声称在山中拾得“金钱七，异日当大贵”，于是“私铸金钱”，招人入会。凡入会者，每人给铜钱一枚，面上镌有“金钱义记”字样。[18]真相如何，不得而知。然而，民国二十五年（1936）冬，横阳镇公所在疏浚平阳县城区河道时，在河底污泥中发现铜钱三十多枚，钱上也都刻有“金钱义记”四字。[19]所以，无论如何，当时他们确曾以金钱作为信物，而这应该也是他们被称为金钱会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上面两种情形都存在，也就是说，赵启等八人是以康熙钱作为信物，而后来入会的人则以私铸的铜钱作为凭证。凡是入会的人都要到赵启的饭铺出钱五百，领受这个信物，并到神庙前起誓，将来永不负约。[20]由于当时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已攻陷邻近处州府的云和、景宁两地，赵启等人于是借机造势，以捍御太平军为名，声言“入会得免祸”，许多当地人为“身家计”，纷纷入会。[21]有人指出，他们还刻了一枚“‘精忠保国’印，以故众为所惑”[22]。

不过，由于这时的县令唐绂章治法尚严，金钱会是“伏而未敢发”。[23]可是，到了咸丰十年（1860），当翟维本接掌平阳县县令后，情形完全改观。根据当时人的观察，由于“吏治日弛，诸会首心易之，沿钱仓江南北公然醵饮焚香，金钱外复加红帖，编列八卦号数”[24]。在钱仓一带流传的金钱会民歌中，也有“三月好景三月三，金钱分出外地方，坎字分出桥墩门，离字分出东江山”的字句。[25]显然，金钱会的组织已经扩大，创会的八人，每人各领一卦。[26]除了铜钱外，每个入会的人还给一红帖，帖上也编列八卦号数。据指出，为了虚张声势，每卦是从三千号起编列，一直到五六千号。[27]在那批平阳县城区河道出土的铜钱中，有些背面还分别铸有“天”“地”“离”等字。[28]“离”字是八卦的卦名，而“天”“地”二字又是“乾”“坤”二卦的卦象，这些金钱应该就是为了配合他们组织的扩大而铸造的。

这时候，金钱会的势力已经从平阳扩及瑞安。入会者的成分也由初期的“无赖子弟”渐渐扩及“有家财而无势力者”，甚至地方上有功名的人，如生员潘英、林景澜、郑日芳等也都加入了金钱会的行列。[29]赵启更是抓住了机会，成为当时平阳县县令翟维本的座上宾。平阳地方原先有一铜匠王秀锦为赵启散钱招人入会，由于获利颇丰，于是自己开炉铸钱，在平阳东乡一带散发。这样一来，不啻公开与赵启争利，赵因而与他决裂。这一年的春天，王的同伙，岁贡生程殿英因为侄子因案被处死刑，谋划聚众劫狱。翟维本虽然事前得知消息，但无计可施，窘迫异常。赵启既与王、程有隙，又想“假官以立威”[30]，也有人说是苦于“欲鼓众而无名”[31]，于是表面上以“为官府仗义”为名[32]，率数千人由钱仓入平阳城，捕程殿英，尽毁程家房屋、衣物。依据当时人的描写，他们入城时的情景是，“刀枪耀日，旗帜连连”[33]。入城后，赵启等人更“踞坐试士院”[34]。平阳人大惊，而翟维本却“甚德之，重犒以去”。从此，王秀锦势衰，最后向官府自首，愿意出会，并于县城充当义勇[35]；另外，金钱会分子自以为有功于官府，日益横行嚣张。他们或威胁富户出钱济助军饷，或劫杀议论他们的人；作奸犯科之人纷纷加入他们的行列，因为“会中人有犯法者，官不敢问”[36]。无怪乎有人感叹，他们是“横行乡曲；道路之人，莫敢指其非，金钱之势益张矣”[37]。根据当时人的记载，这时金钱会的成员约有一万人，分布在瑞安的林垟、郭巷、小篁竹、沙洲、下林、八甲、沙垟、金角山、渡头、仙降、岭温、由曹村，平阳的江南、金乡、钱仓、六尺、万金坪，泰顺的管屡等地。[38]

面对这种情势，翟维本显然束手无策。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间，在征得道府同意后，他勉强接受江南团练朱汉冕的建议，“以金钱二字适与金乡、钱仓地名合”为理由，力劝赵启受抚，改会为团练。[39]赵启于是竖旗平阳城南，逼迫翟与平阳副将王显龙“共祭旗”。地方百姓看到这种情形，“以为官皆从贼”，争先入会，金钱会的势力更加扩大。[40]

三、孙锵鸣与白布会

这些情况看在当地士绅，尤其是以广西学政在籍帮办团练的孙锵鸣眼里，自然恻怛不安，气愤难平。孙锵鸣字韶甫，号渠田，瑞安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二十四年（1844）任散馆编修，三十年（1850）任广西学政，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奉准回籍省亲，咸丰三年（1853）春，奉命在籍帮办团练。孙向当时的温州府知府黄维诰力争，认为以赵启等人为团练，必重蹈当年以淮北苗沛霖为团练的覆辙。黄不为所动。孙又上书当时的浙江巡抚王有龄（1810—1862）。王就此事要求黄解释，黄就以赵启等人已改团练作答。王虽然要求必须“悉献伪钱乃听为练”，也就是金钱会会众必须先出会，而后才能入团，但是后来仍不了了之。[41]鉴于官府不可恃，孙锵鸣因而一心办团。

其实，孙氏在奉命办团的第二年的七月间就在家乡筑堡办团练，历时九个月，也就是在咸丰四年（1854）四月间堡成，并命名为“安义堡”。[42]当然，孙氏的筑堡并不是针对金钱会而来的，他只是遵奉朝旨举行乡团而已。由于太平军自广西举兵以后，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由广西而湖南，湖南而湖北，并于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间攻克了湖北省城武昌，咸丰皇帝（1831—1861）遂于咸丰三年正月初八日（1853-02-15）下令各省仿嘉庆年间破川楚白莲教教徒的坚壁清野之法，办团自保；他要求各地方“或筑寨浚壕，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43]。同年正月、五月、八月间他又重申此令，要各地方实力奉行。[44]孙氏在家乡办团的情形，目前限于材料，不得而知。不过，在金钱会的威胁之下，孙氏这次的治团显然颇为成功，各处响应办团的，据说是“以数十计”。[45]孙氏于是以村为单位办团，凡入团者，不许入会；每人并发白布一方作为团勇号衣，上面有“安胜义团”四字，金钱会因而以“白布会”相称。后来凡是有团练与金钱会交战，金钱会都将这些团练称作“白布”，久而久之一般民众也以“白布”称呼团练。[46]在一般人心中，“白布会”因而成为与金钱会相对峙的团体的代名词，虽然它其实包含了不同地方，如湖石、雷渎、江南、林垟、浦西等地的团练。

这些团练大多是响应孙锵鸣治团的呼吁，同举“义旗”。孙氏以广西学政的身份在乡办团，他的这些盟友也多是地方上的生员、举人，或是捐得功名的富户，与他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例如，统率瑞安湖石村团练的张家珍就是生员出身，而且还是与孙氏之侄孙诏谷兄弟一同入的学。[47]根据当地人的描述，张是一个典型的讲义气的江湖型英雄人物。他“为人瘦小，有胆智，吃而好大言”。他虽然“家贫，浪游，喜饮酒博塞（赛）”，但是由于他“仗义好气”，因而“能以气役使乡里”。就凭着他这股豪情，并在大峃、公洋两地富民的资助下，张家珍组织了一个有数千人的团练。[48]也有人说：“不呼自来者万余人。”张就在家里设局，名为“敬胜”。[49]

相对于张家珍的“以气役使乡里”，江南与雷渎的团练则是两个以赀财组团的例子。这两个地方的团练可以说是势力最强，剿“匪”最力的地方武力。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都是以家族为构成主力。江南团练就是以杨配籛家族为主。杨配籛，贡生，家居平阳张家堡。当时金钱会会众多聚在钱仓，钱仓在横阳江北，张家堡在江南，而江南“饶沃多富民”。先前金钱会会首朱秀三居江南湖前，曾引诱当地居民入会。根据孙衣言（1814—1894）的说法，张家堡杨氏多以赀雄，杨配籛就有田数千亩，他于是与族人商议，对其佃户减租，但以他们不得入金钱会作为交换条件。当地其他富户也都响应，江南居民因而纷纷“入团”，而先前入金钱会的人也都匆匆出会，改入团练。孙氏指出入团人数高达数十万，这也许是夸大之词。不过，以常识判断，在诱之以利的情形下，出会而入团的人数应该很多。杨氏又率领富民出钱购置火药、兵器，并沿江构筑土城，长达数十里，使得金钱会众“不得过江一步”，即或有潜入者，也多为团练所杀，江南白布之名因而大震。[50]

雷渎的团练则以当地的生员温和均、温和锵兄弟为首。温氏为平阳大姓，“有丁壮数千人”。雷渎位居赵启大本营钱仓的上游，赵启颇感威胁，于是引诱温氏入会。然而，温氏兄弟不仅“义不从贼”，反而“率其族为团练”，成为对抗金钱会的主力。[51]

就团练领导人的财力而言，如果湖石与江南的团练可以视为两个极端的代表，那么其他地方，如浦西、林垟的团练，大多可能分布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可惜，我们对于这些团练所知极为有限，仅知浦西团练以举人林星樵为首，而林垟团练则以富户陈安澜为主。陈氏就是本文开始所提引发金钱会攻势的关键人物。据孙衣言所述，陈是位贡生，平阳人，不过家住瑞安林垟，家境富有。[52]孙氏并表示，陈之所以会与金钱会发生冲突，是由于陈受县牒组团练后，林垟与郭巷的金钱会“奸民”纷纷对他仇视，因而“纠其党，拔团练旗，树贼帜”。陈于是告官，官府派县丞前往查案，捕获一名“匪党”。赵启得知同党被捕的消息后，大怒，纠集党羽二千余人，洗劫林垟陈氏及谢氏家族。[53]然而，其他的资料，无论是官方的报告或是私人的记载都显示，事情的发生恐非如此单纯。陈氏与当地牙户之间的积怨应该是双方冲突的主因。刘祝封就指出，陈安澜“每年粜谷为牙户所抑勒”，而当时牙户“首以禁谷偷漏为名”，都入“金钱建旗”。陈颇感威胁，想“压以官势”，于是派他的生员侄子向当时协助孙锵鸣办团的曾燕卿求助。曾起初有些踌躇，可是在当地士绅朱鼐“何不趁此时，且取多金以作兵费”的怂恿下，就派人“带团勇十多人，差役数人，拔其旗杆以归”。赵启因而“拨匪千余攻之”。[54]然而，平阳县涉案的知县翟维本则指出，陈与林垟牙户李子荣“先入金钱会”。后来陈在朱鼐的劝导下，同意“改入白布会”；不过，李坚持不从。朱邀同陈至李家，“逼令缴出金钱”。李于是向赵启哭诉，赵因而“纠众将陈安澜房屋拆毁”。[55]检视这两段叙述，主要人物几乎一样，只是场景、情节不同。这显然与叙事者的立场背景有关。因此，姑且不论陈安澜是否先入了金钱会，如果我们说这起事端是由于陈安澜与牙户李子荣之间的私人恩怨而引起的，应该不为过。

四、金钱会事件

赵启在劫掠林垟陈、谢二家后，八月初又火焚平阳雷渎温氏家族居住三大厂者数十家。同月二十日（1861-09-24），金谷山的金钱会会众攻入孙氏的安义堡。七天后，赵启攻势再起，这次是公然进攻瑞安县城以及温州府城。根据当时人的描述，八月二十七日（1861-10-01），赵启领一万人，在沙垟娘娘宫戏台上点兵，兵分十队，“以八卦字号分付各人，解散头发，分挂两耳，头上用白布、红布、绿布、青布、蓝布包缠，照色归队。临阵时，每人右手袖子脱下，把袖缠腰间以为记认。赵启头上白布，身穿白短卦、白带”，率头队干字号[56]，由陆路进逼瑞安县城。由于城内已有准备，赵启等于是过桐岭，直趋温州府城，攻其不备，劫走了道印、府印，并焚掠各铺户及各绅富一千七百多家。不过，也有人指出，金钱会进攻瑞安县城与温州府城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在攻温州府的同时，赵启又分遣另外两千多人进窥瑞安县城。此后金钱会会众就盘踞于瑞安、平阳、永嘉三县交界的金刚山，恃险负隅，伺机而动。[57]九月初二日（1861-10-05），他们一度攻入福建省福鼎县境，引起闽浙总督庆端的紧张。九月初四日，金钱会再犯温州城，无功而退。此后的一个多月间，金钱会不断地对瑞安发动攻势，虽然都不得其门而入，但是瑞安其实已是一座围城，与外地的联络多被切断。十月十八日（1861-11-20）金钱会再度南下阑入福建福鼎县城，这使得庆端备感威胁而派福建记名道张启宣、前陕安镇总兵秦如虎率兵前来解围。而在温州，孙锵鸣见事有可为，也积极募款造船、雇广勇、台州勇。十月二十五日金钱会对瑞安发动最后一波攻势，连续攻城九日夜，仍然不得其门而入。十一月初六日（1861-12-07），赵启等见援军到，纷纷作鸟兽散，瑞安城解围。十二月初七日（1862-01-06），金钱会会众由于福鼎援军进逼钱仓，腹背受敌，于是再度进占平阳县城，冀求死守。二十九日，秦如虎抵达萧家渡，尽毁临江一带金钱会巢穴，并接连打败平阳城金钱会会众。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1862-01-30），赵启逃出平阳城；初三日，秦如虎收复平阳城；初四日，张启宣破金谷山，生擒头目潘英。金钱会事件至此暂告一段落。

虽然金钱会已被平定，但是整个事件并未就此落幕，依然余波**漾。原因是孙锵鸣于同治元年（1862）、二年（1863）间三度或函请，或奏请惩办平阳县金钱会事件的失职官员。第一次是在同治元年（1862）春，他函请当时的闽浙总督庆端，指陈：“平阳县会匪之变，外委李鸣邦先与之通，平阳县翟维本既不能制，遂与李鸣邦通同庇贼。署温州知府黄维诰饬已革知县高梁材驰往探查，高梁材又得贿庇贼纵扰。瑞安副将赵振昌、署瑞安知县孙杰皆闭城不敢与贼战。”[58]同时，他也指出：赵启在瑞安被击败逃回平阳后，“翟维本阴纵之逸。后知罪无可宽，复贿属遂安令黄宗贵为之解免”。[59]翟与李于是被庆端革职。第二次是在同治二年（1863）夏，孙再度就金钱会事件致函新上任的闽浙总督左宗棠（1813—1885），函请的内容，目前不得而知。不过，他对左宗棠的函覆显然不满，因而同年十月间，孙直接上奏当时的皇太后与皇上。[60]他首先指出：温州吏治之坏，始自前署温州府黄维诰、已革平阳县翟维本、前署瑞安县孙杰等；由于他们“昏聩庸懦，纵匪殃民”，以致酿成会匪之乱。接着他指控署永嘉县知县陈宝善“卑污巧诈，专善逢迎”，在温州府知府周开锡（1826—1871）新上任试办盐厘，“地方情形未能尽熟”的情形下，劝其“以杀立威”，以致将一位“以盐税过重，偶有违言，至诚开导，未必不从”的安溪地方人士立时斩首。此举并导致该人之父母妻子同时含冤自尽，几乎在地方上“激成事端”。接着他又指控已革平阳县知县苏金策等人“四出勒派，锁押善良，逼取财贿，欲壑既盈，然后释放，寡妇孤儿，亦无免者”。最后，他指控在盐局帮办的“入会通匪乡里不齿之捐纳知县”沈涣澜，“秤则重入轻出，钱则大入小出，洋银进出异价，百端剥削”，以及以设捕盗缉捕勇船为名，“惟勒收渔户客船货行私费入己，下至零星小贩亦无一免”。

这些被指控的事虽然没有一件直接与金钱会有关，但这些被指控的人却几乎都是在金钱会事件中与他对立的地方官。根据当时人的记载，从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林垟冲突事件发生后，当地的地方官，无论是平阳知县翟维本，或是瑞安知县孙杰，或是温州知府黄维诰，或是分巡道志勋，对金钱会的侵略行为都是采取消极退缩的态度。他们的理由是，这只是一个地方上的两个团体，即金钱会与白布会相争的事件，而不是像孙锵鸣等一再强调的谋逆之事。因此，八月初，当孙锵鸣、温和锵、附生余书勋等提议由他们分别各组团勇与官军三面合力夹攻钱仓金钱会据地时，黄维诰与志勋二人不仅以兵力单薄为由拒绝了他们，甚且告诉前来声援的在籍刑部主事黄体立说：“杀人放火，报复之常，祸由侍读，无与郡事。”[61]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而就在他们这种不干预政策的主导下，原本受知府命前来调查案情的前永嘉县知县高梁材，竟成了替赵启谋和的主要人物。在平阳县与瑞安县县令的参与下，高三度要求陈、谢两家不要与会党为难，而与赵启议和。[62]为了尽快达到目的，高甚至发动瑞安陈、谢两家的好友加入安抚的行列。[63]八月中旬，高与翟维本更安排赵启至县衙门与陈家表亲游飞鹏面对面谈议和的条件，希望能通过游，安排陈氏与赵启和解。结果，条件不合，游“拂衣而出”。[64]三次议和不成，高自觉有愧“职守”，于是与孙杰“谋反坐陈、谢以激变之罪”，认为先前所勘察林垟房屋的情况，只是“迹似捣抢，无足深尤”；并指称瑞安办安胜义团的绅士们“妄欲扑灭金钱”，所以才“酿成巨患”。九月间，闽浙总督庆端上奏说：

兹迭接温州、福宁文武先后禀报，前仓等处因咸丰八年间处郡失守，逼近逆氛，该处乡民办理团练，铸有义记大钱，每人分给一枚，遇警应援，以为信守。讵有不逞之徒，冀图借此渔利，倡立金钱会名目，私自铸钱布散。……瑞安县属，亦有匪徒啸聚，另立白布会等名目，经署温州府知府黄维诰出示解散，协从各匪即有悔悟，缴销钱帖等项。[65]

事隔一月，一切逆转，原本金钱会成立在先，受抚为团练在后，可是在庆端笔下却正好倒了过来，金钱会只是一些不逞之徒私自铸钱图利的结果。另外，原本要“讨贼”的孙氏，在奏疏上反而成了被讨伐的对象。套用当时人的话说，这等于是“竟以奉命办团之孙侍读与谋逆之赵启为偶”[66]。这显然是黄维诰以高梁材的“调查”为禀报内容，而庆端又完全采信黄的报告的结果。那么这些地方官为何与孙锵鸣等对立？是传统官僚习性使然，抑或个人之间的恩怨所引起？当然两者都有可能。不过，种种迹象显示，当地的政治生态环境似乎才是关键所在。

五、绅与绅争

要了解当地的政治生态，我们必须先从地方士绅之间的关系入手。根据当地人的观察，除了地方官员外，其实还有不少地方士绅也站在与孙氏对立的立场。林垟冲突发生后，除了上面提到的高梁材外，若干士绅也同时展开劝和的工作。首先，七月初二日（1861-08-07），前江苏候补知县沈涣澜即劝诱陈、谢两家与金钱会讲和，而将事变的责任归之于办团的孙氏。[67]另外，在劝和陈、谢两家的同时，瑞安屿头的拔贡生蔡华于八月十三日（1981-09-17）带刘姓金钱会分子去见孙锵鸣，想为他们“开罪”。据说，孙在“席间以利害晓刘，刘无辞，蔡亦无所可否”。[68]蔡华后来与赵启合伙，联手围攻温州府城。[69]显然，在平阳与瑞安都有部分人士想从陈、谢两家以及孙氏两方入手，化解可能发生的冲突。甚至在金钱会焚掠安义堡，以及进占温州府城后，地方士绅为赵启谋和的举动仍未停止。根据黄体芳的记载，在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间，平阳诸绅曾两度集体修书瑞安团练公局，要求为赵启议和。第一次是在九月初三日（1861-10-06），也就是金钱会攻入温州府城后的第四天，有平阳士绅陈隽芬等致书瑞安公局。信中内容据黄透露，“多左袒钱仓会首语”，并且声称，赵启的同伙，“金谷山会友潘英、陈炳锡诸兄未肯修和，因飞函劝我邑诸绅婉为说合”。[70]瑞安公局没有任何回应。九月初六日，也就是金钱会再度进犯温州府城的后两日，平阳士绅再次驰书公局，声言次日将“设局南岸”，邀约“永（嘉）、瑞诸绅俱去说合”。这次署名的仍是十人，只是其中有二人为新人所取代。[71]次日，信差再度前来，表示平阳诸绅已经齐集南岸了。可是，瑞安公局的人认为其“来意叵测”，担心过江后，寡不敌众，没有前去赴约。[72]

这些平阳与瑞安的士绅为何一再要为赵启谋和？关于这个问题，因为缺乏直接的证据，目前我们没有任何肯定的答案。事实上，依常理判断，我们可能也很难就这个问题找到任何文字性的数据，因为这些人不可能将他们的动机形之于文字，而他们所考虑的可能只是一己私利。其实检视这次金钱会事件中的点点滴滴，已经提供给我们不少启示。最明显的就是杨配籛办团的例子。上文提到，杨氏办团时，曾以减租为手段，鼓励乡亲加入团练，但有一交换条件，即他们不得加入金钱会。他的佃户为了能得到减租的优惠，一时之间纷纷“入团”，而先前入金钱会的人也都立即出会，改入团练。这些杨氏乡亲当初入金钱会可能是为了某些好处，可是当有人提出更优惠的条件时，立刻改弦易辙而入团。另外一个就是雷渎人提高赎罪钱的例子。根据当时黄体芳的日志，八月十八日平阳人拿获钱仓的暗探二人，并在他们身上搜到两封分别邀约平阳江西垟与瑞安港乡两地同党，于次日分别进攻平阳与瑞安的信函。由于这一天金钱会的攻势又遭大挫，许多入会的乡民因为害怕，而“畏罪争缴钱”；可是雷渎的团练却乘机“昂其赎罪之值”。黄认为这些乡亲是“专意射利，不复以入穴取子为事”[73]。为了借机捞一票，雷渎的团勇可以向“弃暗投明”的同胞勒索一笔；同样的，平阳与瑞安的士绅出面为金钱会求和很可能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只是他们因为立场不同而有不同的着眼点。他们可能担心，一旦冲突继续扩大，金钱会最后可能不保；为了避免因为金钱会的被歼，失去了未来可资凭借的武力，在地方政治的角力上失去优势，他们因而出来游说议和。

如果这个看法可以成立，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平阳士绅为何必须借助金钱会的武力？这也许要从浙江当时的社会情势来看。左宗棠在接任浙江巡抚后不久即观察到当地民风不振，他在同治二年（1863）三月的一份折片中指出：

再，浙民风公战则怯，私斗则勇；富者急于求利，贫者拙于谋生；遇贼匪则畏之，见兵勇则欺之。其弊也，民与兵勇仇，绅与官吏仇；久且民与民仇，而械斗之患起；绅与绅仇，而倾轧之计生。乖气积久，灾沴乘之，浩劫所以独钟于一方也。[74]

依左氏之见，浙江动乱频仍乃是由于地方官、绅、兵、民不和。而金钱会之变应该正是上述所谓“绅与官吏仇”及“绅与绅仇”的典型案例。因此他才会在同年十二月的一份奏折中，在检讨了金钱会事变的原因后，又再重申这个观点，认为浙江在当时所受兵灾之惨为东南各省之最的原因，在于“官绅兵民怀利行私，各争意气之故”[75]。最后他甚而将上文所引折片的文字从“民与兵勇仇”起至“灾沴乘之”止重新引述一番，而后以“正谓此也”一语作结。[76]左宗棠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接任浙江巡抚的[77]，经过了一年多的观察，他对当地的民情风俗应有相当的了解。然而，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忽略了另一个相关，而且可能还是相互作用的因素，也就是团练的问题。

清代在雍正、乾隆时就曾招募乡勇团练，以协助正规部队平定地方动乱。不过，大规模利用团练协助平乱，一直要到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事时才开始。咸丰二年（1852），太平天国运动方殷，清政府令在籍侍郎曾国藩（1811—1872）办理湖南乡团，希望再度借助团练的力量恢复社会秩序。[78]上文也提到，咸丰三年（1853）以后，在朝廷的三令五申下，各地纷纷开始办团，开启了所谓“地方军事化”的时代。诚如萧公权所指出，清政府虽然迫于情势，鼓励地方绅民兴办团练“以辅官兵之不足”，但对地方团练的控制仍不敢掉以轻心。咸丰皇帝就曾要求各地方官认真妥办，“俾守望可以相助，而权亦不至归诸民间”[79]。这是因为地方士绅是这一波办团风潮的主力，这使得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拥有地方武力。然而，兴办团练需要相当的财力。当时有人就曾指出，孙锵鸣的亲家曾鸿昌愿出钱从孙氏督办安胜义团，可是，由于他“家仅中人”，“志大力薄”，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赀产**然，诸同事者委之去”。[80]萧氏也指出，有些地方民贫地瘠，或抗拒或根本无力筹组团练。[81]可是，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一些地方富户得以借办团之名，行建构私人武力之实。这无形中破坏了地方势力的均衡。一些有财力的地方富户在有武力作后盾的情形下，势力因而更加膨胀。久而久之，难免产生一些像侍郎沈兆霏所疏陈的“或借端以营私”的情形。[82]就在金钱会起事的同时，大学士周祖培（1793—1867）奏称：“北省近畿各处渐多藐视长官，倚恃团众，抗粮拒捕之事。”[83]当时的河南巡抚严树森（1814—1876）甚至因而“通饬北岸沿河各地方官吏禁止团练”[84]。

我们目前没有任何孙锵鸣等人借端营私的证据。不过，在那种团练可以成为个人或团体的牟利工具的情形下，那些没有钱的或财力不够的人就得另寻他法，来建构自己的武力以自保。像金钱会那样拥有万人会众的武力组织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成为部分士绅争取的对象。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要将武力组织合法化的直接途径应该就是收编为团练。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会有地方士绅向县令推荐将金钱会纳为团练。孙锵鸣显然也洞悉了他们的心思，所以他才会表示朱汉冕提议将金钱会收纳为团练，是为了“谋两利”，即谋金钱会与部分士绅的利。同治三年（1864）平阳县麻埠团练总董林孔葵出面成立红布会，后来改名为八卦会，计划攻打福建省福宁县城。据事后调查发现，“林孔葵本系从前金钱漏网会匪，借名由县请办联甲，招集余党，作为联丁，肆行无忌”[85]。无疑，这就是当年金钱会经验的直接传承。而地方行政长官为了维持地方政治生态的平衡，不愿让某一方的力量过分壮大，自然也乐见有一可以与孙氏等抗衡的团体出现，更何况这个团体还高举讨伐“长毛”的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