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思想界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全盘反传统主义进行了不少反思，但似乎并不深入。为什么全面抛弃传统是不对的？恐怕今天也还需要解释。据我有限的阅读来看，林毓生先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大概是从学理上对此讲得最为清晰的著作之一。

这本书有一条主线，即“自由”和“权威”的关系。我们通常认为，它们是相互排斥的：要自由，就必须打倒权威；要创造，就必须放弃传统。但林先生根据经济学家哈耶克和科学哲学家米歇尔·普兰尼的理论指出，“一个稳定而不僵固的传统架构”是自由和创造力必不可少的支撑。哈耶克提出，自由秩序得以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人们“必须遵守普遍的、抽象的规则”。由于这些规则是抽象的，无法“加以形式的明确说明”，故其传承主要是通过人们对“他所信服的权威人士的具体行为所展示的风格”的模仿，而不是通过对那些可以被条理化、形式化的“方法论”的掌握。

这个道理较一般人接受的信条更加曲折深细，为了将其解释清楚，必须进一步援引普兰尼的学说。普氏认为，“影响一个人研究与创造的最重要因素”是他自己也“不能明说的、从他的文化与教育背景中经由潜移默化而得”的那种“未可言明的知识”，其传授只能通过模仿，而无法加以“形式化”。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玄，但其实中国人对此方法本来最熟悉不过。过去学书、作诗，都要先从临摹做起：朝夕临摹最合自己才性的大家作品，直到可以乱真，然后便可以抛开故径，试着走出自己的道路了，这叫作“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临摹是“法”，创造是“变”；未经“法”，不可言“变”，何况“大”？

权威之于创新的重要性如此。但我们却习惯了批评中国传统教育太重模仿，而今日国人更从小就懂得“张扬个性”的重要，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都在哀叹中国现在没有“大师”——原因呢？大家异口同声：因为我们的教育还不够有“个性”，学生只会“模仿”。诚然，诚然！作为现象，确是如此。但我们也应想一想，我们的孩子在“模仿”什么？是那种具有真正创造力的大师所创作的经典和他们解决问题的实例，还是被简单归纳为一些枯燥无味的“知识点”的教科书？进一步，他们有过真正的“模仿”吗？抑或只是“做题”？

将权威和创造、自由对立起来，和把教育看作“知识点”的传授，两者看似无关，却犯了同样错误，用林毓生的话说，就是“形式主义的谬误”。所谓“形式主义的谬误”，是把一个观念从其所由产生的特殊历史语境和演化脉络里抽离出来，变作几个标签和口号的做法。林先生强调，诸如“个性”、“创造”、“自由”，乃至“民主”与“科学”等，都是西洋历史中长期演变而成的，有其极为复杂的层次和背景，无法简单处置。他特别举出“民主”的例子，指出民主乃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它未必就有利于产生“独立精神”，往往还恰好相反，更不必说它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了。但林先生是个真正的自由主义信徒，说这些显然不是为了反对民主。其用意何在？亦应放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脉络中才能准确把握。然而要做到此点也不容易，盖今日国人无论左右，都更容易接受“口号”而非“思想”之故也。

那么，怎样避免“形式主义的谬误”？林先生提出了几个建议。其中消极性的如“不可过分重视逻辑与方法论”，更积极性的如要采取“比慢”态度、要注重问题的“特殊性”和“具体性”等，都是一些“惊人之语”，实际却特别具有针对性，相信对好学深思之士会有醍醐灌顶的效应。而林先生自己践行这些观念所取法的权威和具体的道路，书中也有两篇文章涉及：《哈耶克教授》谈他的老师，《一个培育博士的独特机构》谈他读书的学校，已做了细致描述，提供了一幅“知识贵族”的生动画面，读者自可参看，不须概括，也不能概括。

我初读此书是在上大学时候，至今已是20多年，中间不时温习、消化。尽管我今天觉得，林先生关于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一些判断不无可商之处，但20余年前被开启的心智之窗，如今仍是照耀我前行的光亮。这是一个读者的感恩，希望也把这感受传递给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