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师范教育改革必然涉及现行的师范院校制度的存废问题。如果我们承认所谓师范教育无须“一个特殊的大学来实施”，则专门的师范院校建置其实根本可以取消。不过这样一来，一个新的问题也就出现了：中学教师从何而来？对此，生物学家胡先骕在1925年的一篇文章早已做了回答，似乎仍有重读的必要。

胡先骕强调，要提高师范教育，办法“不在设立师范大学，而在规定师范生服务之资格”。具体方案有二。一种是借鉴德国方式：“欲任中等学校某学科之教习，或欲得此项资格之特种文凭者，可规定先须在各大学专治此科，卒业后再须治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一年或二年，使其程度略等于硕士，方可取得此项资格或文凭。”另一种是借鉴法国制度：“同在一大学，苟欲以师范为职业者，除普通大学训练外，再须加授某种特殊之训练。”不管哪一种方式，皆“不必立骈枝之学校，而师范教育自可提高”。

两个方案都要求有志做中学教师者先须认真研读一门基础学科，再来接受专门的教育理论和技术训练。此正是傅斯年所谓教育家应“于文理各科之中有一专门”之意。而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必须付出比同侪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才能获得站在中学讲台上的资格。显然，职业门槛提升后，只有那些“乐之”者或至少是“好之”者才肯接受这种挑战。大浪淘沙，真正留下来的，不管是道德素养还是知识储备，都会比今日好很多。

我国现行的高等师范教育体制则恰好相反。学生入学之初，未经筛选，似乎便自动成为中学教师候选人。但对于大部分刚从中学毕业的年轻人来说，要在此时决定自己的未来职业，未免过于仓促。我想，如在师范院校的学生中做一调查，真正有志于中学教学的人恐怕少得可怜。不过这实在也怨不得学生，每一个年轻人都有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力，师范生又何独不然？

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除了少数几所重点师范大学外，绝大多数师范院校的学术水准都令人失望（此是就“整体”而言，不排除其中有部分师生属于例外），在现行高等教育体系中也多少带有退而求其次的味道。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必讳言。而很多考生也确实是在考分不理想的情形下选择了师范院校，不少人早就计划好将来“考研”的时候要改换门庭。这仿佛是拍戏，主角的位置已经没有了，迟到的只有去做配角甚至跑龙套；固然也有龙套跑得好，还跑成名角的，但毕竟不是常态，大多数人恐怕也就此埋没。

前些年，教育部开始在师范院校中推行免费教育计划。其本意甚佳，是要为出身贫寒的优秀中学毕业生一个深造的机会，但具体影响如何，似亦值得仔细推敲。类似的政策早在民国时期就曾推行，确也帮助不少家境不好的学生完成了学业，但也正因其为“免费”的，在社会风气趋利忘义的情形下，教师地位也就不免沦落。汪曾祺先生曾提到20世纪20年代苏北地区有过“师范花子”一说，真正是“九儒十丐”了。那么今日中国社会的势利程度较之那时如何？“免费”是否就真的有利于提升教师地位和教学水准？恐怕都应慎重考虑。

上述这些现象其实都暴露出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虽然我们一向自认为特别尊师重教（师范院校多，也被认为重视教育的表现），实际情形却可能恰好相反。事实上，如果大多数学生只是因为高考分数不高，或者因为可以免费而选择了师范院校，其最终成绩也就可想而知。说起来我们似乎人人知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自然应该明白，高等师范教育的水平直接影响着未来国民的质量。这好比是农民种地，一年收获下来，总会预留一些种子，而做种的一定是长势最好的那些。师范教育在一个社会中扮演的正是“留种”的工作，中学校教师理应从最好的大学里选择最优秀的学生担任，我们的未来才有望郁郁葱葱。

于今之计，似不妨一方面逐渐取消独立的师范院校，使其向文理综合性大学过渡（至于是否改名，倒真是最不重要的）。另一方面，在重点综合大学中（亦可稍微扩大范围，唯总需以学术水平作为考量标准）挑选一批真正有志从事中小学教育的学生，按照胡先骕的建议，加以更高水平的培训；与此同时，设立高额国家奖学金（注意不是“免费教育”），并大幅度提升中小学教师待遇，以为鼓励。这样埋头做上若干年，中小学教师一定成为社会上最受尊重的职业之一，教育质量自然也水涨船高。

当然，也许会有人认为这一方案过于迂远：中国如此辽阔，所需师资众多，这样精耕细作，岂不过于奢侈，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收效。对此，我用孟子的话来回答：“七年之病，欲求三年之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立志总须高远些才好，有了志向，又须一步步踏实做去，才不是空想。否则，将永远只是凑合，永远没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