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让-皮埃尔·韦尔南曾多次引用另一学者安德烈-乔治·霍德里库的观点，把希腊的“牧人民族的精神”与中国这类“园丁民族的精神”相对照：上级命令下级的统治形式和“牧羊人举着棍子指挥羊群”的生活经验有关；而园丁“考虑的是融入于自然秩序之中，他的行为既不为了屈服，也不追求征服，而是与每一株植物的内在冲动和谐一致，促使它更好地生长”。这在政治上的对应物是“间接的和被动的”统治，“最好的权力”甚至根本就是“彻底的无为而治”。我没有读过霍德里库的著作，不知道他的确切论证过程。如果从名词看，中国也有把一地长官称为“牧”的传统，唯从大体和长远看，园丁确比牧人更接近中国文化的理想。

一群人以某种方式生活久了，这方式也自然会渗入其思维和心态。民国时期蜀中早逝的天才学者刘咸炘曾写过一篇题为《动与植》的文章，针对当时思想界讨论东西文化的热潮提出：“论文化者，必根据于生活状态、社会组织，此型成民性之要素也。”照此原则，刘咸炘提出，东方人过的是“植物生活”，西方人过的是“动物生活”。他并将此两类不同生活方式的文化影响详列一表，在中国一栏列出“植根于土壤”、“赖自然之惠”、“枝干相扶”、“互相容让”、“分治”等现象，相应的，西人的表现则是“游而求食”、“尽人力”、“亲子分散”、“好为争斗”、“集中”，每条下还有细目。简单说，这也类似于当时一度流行的“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的区分。我们今天可以轻易批评这里的东、西方概念用得太过含糊笼统，二元对立视角也嫌太分明、太齐整，当然也太简单。不过，如果我们“法其意”而不执于“迹”，也可从中获得不少启示。

中国长期是农业社会，农耕生活为文化提供了基本的视角和思维工具。从字源看，“六艺”中的“艺”便是种植的意思，过去常用的“本”和“末”分指植物根梢，学者文人爱说的“学殖”，以至“笔耕”、“舌耕”，也都以农夫和园丁自许。与庄稼果木打交道的心得体现在政治上，如同霍德里库讲的，便是推崇“无为而治”，相信“与民休息”，人民自会安宁和睦，而不甚注重今人推崇备至的管理。如若不信，可以去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两个文本在中西各自都影响深远，描绘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社会。一个是连结婚生育都被规划得井井有条，全部纳入城邦控制；另一个则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至于何以至此，则全无交代，实际是各人顺应天道，各为其为，因“无治”而致“大治”。因此，近代之前中国人对于理想社会的看法，根本与西人的“乌托邦”背道而驰，不能混为一谈。

由政及教，也贯穿着同样的原则。孔子就很注意因材施教，同一问题对不同人有不同答案。这也体现在他对学生主动性的尊重上：“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里的关键是怎样看待学生——他们是需要被规划和管理的对象，还是处于成长过程中的生命？前者自不妨以牧人手段对付之，后者则须循循善诱。李源澄先生解释《孟子》“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一句时说：“曰‘觉’云者，非自外而加之，引发之谓耳。”教育应顺应学者的内在生机，老师更多在学生需要时提供必要的援手（但这绝不排除权威与教导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读者幸勿误解），用今人喜欢的话说，就是要帮助其实现自我。

不过，中国人目前正在努力进行“现代化”，对农耕文化早就弃如敝屣。在大规模改造和消灭农村的同时，深层的文化理想也在迅速改变。现在偶尔还可听到把老师比作园丁的，但更“先进”的说法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牧人总还是知道，自己驱赶的羊群也是生物，总得多少顾及它们的需求，不可任意胡为；工程师面对的则是钢筋铁块，讲究的就是把“不齐”变为整齐。但不论是教育还是政治，首先需要尊重的正是这种天生的“不齐”，绝非工程师的做派。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语言和思想本是一体之两面，喻体有时也代表了“本体”所要效法的“样板”。因此，谁能说把教师甚至是官吏都比作“工程师”，只是一个简单的表述失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