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教训》收录了英国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篇访谈录和演讲稿。其时，东欧、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纷纷解体，稳定了近半个世纪的国际政坛风雷变幻，波涛汹涌。早在1945年，波普尔就写出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样一部激烈批判极权主义的著作，此刻，坐在人生的暮色中，目睹眼前的一切，他会想些什么？

波普尔以自由主义思想家闻名于世，但他并不从来便是一个自由主义者。17岁，他就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几个月后，又与他们渐行渐远。根据波普尔的回忆，这首先还不是出于思想方面的原因，而来自实际的交往经验：他的那些左派朋友变得太快，“只要莫斯科来一通电报，他们的态度就可以有180度的转变，前一天才说过的话，到第二天可以整个倒过来，对人的态度也是这样”。在他参加的一次示威活动中，六个年轻的群众被警方枪杀，这促使他直接放弃了共产主义——不是因为畏惧，而是良心的自责，因为他发现，是那些领袖故意把情势说得很坏，才促使群众情绪激奋，涌上街头，“这是革命、大革命必备的要素之一”，却使波普尔因此陷入歉疚。他认为，一个人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但即使是“政党领袖也没有权力叫别人牺牲，叫别人冒生命危险”（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他临终前的对话录《思虑20世纪》里，也回忆了他那位社会主义者父亲讲到英国共产党人的类似德性）。

这种反思促使波普尔从一个激进立场中退出来，他后来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对“全盘性”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的批判和对“零敲碎打式”解决方案的提倡，显然都和这段短暂而令他刻骨铭心的经历分不开。这同时也促成了他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波普尔所谓的“历史决定论”是这样一种主张：这些论证“认为历史是一条有源头的河流，他们可以弄清楚它会流到哪里去，也认为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可以预测未来”。问题是，我们怎样才知道历史的流向呢？这就不得不引出“历史规律”这个概念。只有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切才成为可能。但历史规律是否存在，又如何为我们所知？至少目前仍是众说纷纭。不过，波普尔最感兴趣的却不是知识的辩论，他反对历史决定论，首先是因它“在道德上不正确”。

预测未来，会在道德上承担什么风险？这就要再次回到波普尔的那段经历了。对一个自以为认清了历史前进道路的人来说，那不可逃避的未来才是最重要的，任何反抗皆属无谓——假如这个未来是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不但必须顺应，还理应向往；对它的反抗不但无谓，而且无耻。在这个美丽而必然的未来面前，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都要被超越，被批判，因此势必也要被放弃。为了未来而牺牲眼前的所有，包括生命在内，都是值得的，它好比一笔投资，用眼前的蝇头支出换来巨大回报。

这个观念的影响是世界性的，而现代中国人对此尤为熟悉。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介绍过美国人颉德的“未来主义”：“进化之义，在造出未来。其过去及现在，不过一过渡之方便法门耳。”因此，“死亡”成为一件无上光荣之事：“物之所以有生，其目的必非在自身也，不过为达彼大目的（即未来之全体）之过渡而已。其所以有死，亦即为达此大目的之一要具也。故死也者，进化之大原也。”不过，20年后，梁启超在批评苏俄要人民“为将来永远幸福”而牺牲“一时”的做法时，已经意识到这不合“天理人情”：实际上，“将来永远幸福这句话，根本上已不能成立”。

然而，这个提醒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响，中国人继续把一切都押在“将来的永远幸福”上，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一条“未来主义”之路。在那个“大目的”的吸引下，不但悠久的历史成为沉重负担，被弃之道旁，眼前的任何幸福，也都显得微不足道。于是，直到今天，还常有人习惯性地理直气壮地要求我们，为了“将来”的各式各样好东西，暂时牺牲一下自己的健康、房子、新鲜空气、宁静生活……

是的，是的，为了一个新世界，我们确实必须暂时牺牲一点什么。可是，如果这“暂时”拖得太久，牺牲太多，以致刚刚上路，就已一无所有，那个新世界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

好在历经折腾之后，今天已有不少中国人逐渐走出这种不由分说的“未来”幻象，回到更加现实的土壤上。我们知道，未来并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它取决于我们如何“放眼现在”，如何“向过去学习”，以更为审慎的态度“试着改善眼下的局势”，而不是盲目乐观地歌颂未来。正如伏尔泰的小说《憨第德》的主人公对一位极度乐观主义的哲学家所说：“你的话很棒，但我们还是必须栽培自家的花园。”我们是该从那些“很棒”的话里走出，埋首栽培自己花园的时候了。就此而言，重温波普尔这本著作，对我们也许已经太晚，但显然还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