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国人听熟了许多大话空话，言高言远，深不可测，邈不可及，近年则颇有提倡“常识”的声音，必要而且重要。不过很多作者所说的“常识”，主要从西学中汲取营养，我则想把它放入中国思想传统中理解。

常识二字，重点在“常”，其意是平常、日常。故所谓常识，即人生日用的平凡道理。因为“常”，所以平白易简，不怪诞、不虚妄，可以坐而言，即能起而行。这么说并不意味它不追求高远，而是说其高远要建立在卑近之上，孔子云“下学而上达”，子夏云“切问而近思”，皆是此意。而“中庸”的“庸”，按朱子的注释，也就是“平常”二字。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思想传统的一个特质，就是对人间事业的肯定。用今日流行的术语说，便是“世俗化”。世俗化不是否定神圣的、超越的彼岸世界，但多数中国思想家认为，彼岸和此岸并非天悬地隔，更不能为了追求彼岸世界而否弃此岸世界；相反，由此入彼，有时正要通过对此岸世界的肯定来完成。佛教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以涅槃为目标的观念系统，最终发展出一套“挑水担柴无非道”的思想性格，在出家形式下肯定了在家价值，只可说是“中国的”。我这样说不是要压缩中国思想的时空复杂性，但从比较思想史视野看，在世界诸大文化中，世俗化在中国体现得最为突出，应是成立的。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在几个世界性的思想系统中，中国思想的超越性最为薄弱。这当然是误解（此一问题的答案其实和我们怎么界定“超越性”有关），但这个观察也从另一侧面展现出中国文化的世俗化性质。

中国思想的世俗化态度也和一个认知取向有关：中国哲人似乎不愿把道理高高抽离出语境之外，给它一个形式化的解释，而是要在现象和义理间维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没有一定程度的抽离，显然无法达致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但要为普遍性而牺牲具体感和特殊感，也非中国学人所欲为。清人章学诚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正好和西人注重形式化的思维习惯成为对比。这种取向有其负面影响，和西学比较起来，中国传统学问的系统性和逻辑性都相对稀薄；但它也使得我们能对义理保持一种活生生的锐敏感受力，包括对其所适用的边界存有一份清醒认识，不至于把一种观念看作衡量世间万事的唯一尺度。中国思想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便是这种取向的体现。相反，若把思想系统的严整度看作唯一指标，势必以丧失生活弹性为代价。

常识既建立在日常经验之上，自然很容易唤起我们的认同。不过，这却并非就是判断常识与否的依据。事实上，有些东西乍看去，怪头怪脑，一副异端模样。但我们一旦与之相熟，便知它不过只是把过去为人熟知的道理换上了一件新衣而已——在奇装异服下面，仍是一桩常识。换言之，常识的弹性决定了它的开放性：它不能脱离特定语境，但也具备适应各种相异时空场景的潜力。我们需要对一件新事物所由产生的具体环境有亲切认识，可也必须看出它所依据的普遍原则，才能够判断它究竟合理与否，否则难免刻舟求剑。

比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同性婚姻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绝对是一种从未遇过的新现象，不过它也并不完全脱离我们的既存经验：若我们同意，婚姻关系首先是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缔结的平等的情感契约，与他人无涉，而许多同性恋人面对社会压力，过着一种非常痛苦的生活，那么，我们对此问题，自然会采取“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而最终发现，这桩“非常”之事，仍可从常识中寻到解决线索。

总之，站在中国思想传统立场看，常识主要体现为一种面向人间世的、尊重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且具备足够弹性的思想态度。这当然和中国文化的某些特色有关，但和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述，也有不少桴鼓相应之处。注意我这里使用的是“态度”。常识当然可以是一组有确定内涵的知识，但人生变化无常，我们既时时可能面对崭新挑战，不得不刷新知识，调整思路，则拥有一种“常识态度”，比熟记许多常用知识，显然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