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是个危机时代。一般认为，这一危机的实质是国家的弱贫。因此，如何使国家迅速富强，成为困扰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主题。直到今天，仍有相当一批国人，把“钱”和“力”当作衡量国家发展的最重要甚至是全部的指标。这一观念的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美国学者本雅明·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是较早讨论这一主题的著作。此书指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把国家富强当作最终目标，包括他们对自由、民主、人的尊严这样一些根本价值的思考，都未脱离这个大前提。它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自由、民主和人的尊严沦落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

不过，在“富强”这样一些功利性的目标之外，诸如“人生意义”之类“迂阔”的问题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否还存在，又处于何种地位？

张灏先生的《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这本书并未把史华慈的著作当作主要对话对象，但书名却很巧合地与史华慈的作品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到底在寻求什么？“富强”还是“意义”？答案当然不会是非此即彼，二者是完全可以兼容的。然而，由于人们过多地把目光投向前者，导致后者在历史画卷中被淡化处理，似乎它们最多也不过是远方那一抹即将沉没的晚霞。这使得我们认为，近代国人似乎只忙于应付国家层面上的物质性危机，不再关注每个人的内在意义。

这当然不合事实。马克斯·韦伯曾说：“人是搭挂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之上的动物。”衣食住行固是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但如何穿衣吃饭，却各自不同，实际有赖于人们赋予这个物质世界以何种意义。中华文化有着一套独特的解释世界的方式，用张灏先生的话说，这是一套独特的“宇宙认知图式”。但是，近代以来，此一图式受到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最终导致了传统意义系统的崩溃。张先生援用晚清四川一位士大夫宋育仁的事例，生动描述了这一崩溃刚开始发生时的一幕：宋育仁特别批判西洋的天文学知识，以为“如彼学所云，则一部《周易》全无是处”，中国圣人也成为“无知妄人”，整个文化被釜底抽薪，尚有何存在的价值？一点天文学知识何以会在宋育仁的心中引发这样强烈的冲击力，今人可能难以想象，但也恰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人感悟到意义世界的坍陷，对彼时的中国读书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张灏先生这本书讨论了晚清一些士人面对传统意义系统的危机所做的挽救工作。他选择了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刘师培四个人为例，探讨他们怎样利用各种思想资源，重新“设计新的世界观，用以恢复其周围认知和道德的统一”。过去认为，这四个人代表了近代不同的历史阶段：康、谭是戊戌维新时代的人物，章、刘则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他们的政治取向截然不同，但在意义世界中，他们的组合方式改变了。康有为和刘师培以“道德”为核心组建意义世界，它和一种“未来主义的乌托邦思想”连在一起；谭嗣同和章太炎以“精神”为核心组建意义世界，引导了一种“把小我融进大我中”的思路，影响深远，从胡适到毛泽东，都无力完全超脱其外。

这样，张灏的结论似乎又回到了史华慈：个人成为实现集体目标的手段。不过，张灏是从“宇宙认知图式”的高度思考这一问题的，这就意味着，对相当一部分近代知识分子来说，国家的“富强”只是手段，个体的生命在投向这一事业的过程中，完成了意义的升华，才是最重要的。就此而言，他的意见毋宁说和史氏背道而驰。

自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重建的世界观是否可以成立，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都还值得进一步评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单纯功利的“富强”并非他们心中最根本的课题，我们今天不能仅从这个角度去感知他们的心灵。进一步说，虽然今天的中国，人民并不“富”，国家也未必“强”（这和很多人的乐观想象可能大不一样），但我们却不能停留在“富强”的思维层次上，而应接过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薪火，向更深更远处去探索中国人的意义秩序。在今天，这个任务比起清末并不轻松，可能还更为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