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长的分析终于走到终点。借助“关系过程”及“关系的关系”两副透镜，围绕信—任型君臣关系以及上下关系，重新打量西汉历史，挖掘出许多看似无关的现象与人物背后的关联。

信—任型君臣关系及其最高状态“君宠”吸引了无数臣民——不分男女——竞折腰。围绕这一关系的建立、维持与终结、重建的反复循环过程，伴随西汉一朝两百年，为追求、争夺、占据与保持其中的位置，激**出那个时代人们最为能动的力量：从媚道到甘为宦者，从上言到倾轧，一幕幕柔情似水或你死我活的人间悲喜剧穿插上演，亦成为儒生与皇帝反复口舌之争的焦点之一。同时，其他官府中，类似的剧目亦在反复交错出演，后者更只是史家不经意间才会记上寥寥几笔，得以窥见一斑。后一类剧目既相互独立又与围绕皇帝的大剧相衔接。所有剧目并非疾风骤雨的短暂运动，而是低沉持久的活动，融入缓慢单调的日常生活，弥散在事务过程中，偶露峥嵘。数角突岩不过是几方力量角逐的结果，史家作为事件笔录在案，这些并非孤立的事件在现实中又意味着新的争夺的起点。自然，一切剧目的舞台是帝国，多数百姓无声地供养演员并撑起舞台，少数觉悟而热衷者亦投身剧目之中。百姓与大小剧目的参演者无意中共同维系与再造着帝国体制。随着剧目的不断展演，历史不知不觉地从高祖开国走到王莽代汉。

如上文所言，信任关系乃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关系，随着国家产生，便出现了信—任型君臣关系，西汉不过是用来展示其作用的一个个案，其后的各个王朝均存在相似情形，只是因诸朝的立国基础、君主成长背景、臣下的构成等不尽相同，此一关系的呈现形式与发挥作用的方式多有变化，甚至今天亦然[1]，但亦均可从关系的角度作类似的分析。遗憾的是，古人对此有所感悟，却无法改变自身的生活状态；虽力求吸取教训，实则不断重蹈覆辙。最吊诡的莫过于东汉，《后汉书·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太后诏曰：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时黄雾四塞，不闻澍雨之应。又田蚡、窦婴，宠贵横恣，倾覆之祸，为世所传。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10/411）

我们都清楚，东汉一朝外戚专权最为显著，与之相伴的还有宦官专权。此种局面本是东汉初年皇帝想尽办法所欲避免的，历史却和他们开了个如此残酷的玩笑。简言之，东汉一朝，虽然像西京一般的佞幸很少，实则宦官取而代之，成为皇帝信任的臣下，而皇帝多年幼即位，又使得太后与外戚不可避免地从后宫帷幄步入前殿朝堂。东汉的一个明显变化是皇子少年便开始接受儒家教育，师傅进入密切接触的生活圈子，嗣君即位后，师傅例任太傅，位尊然而未必得到信任，这与针对皇帝，儒家强调公义、抑制私情的思想分不开，使得他们难以融入皇帝亲密的圈子，导致东汉信—任型君臣关系的主要参与者落在外戚与宦官身上，引起一贯看重出身的儒生们的持续反感，矛盾冲突不断，成为东汉历史一大特色。魏晋以后，还可循此分析，为省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信—任型关系与其极致表现“宠”，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源于分封制国家到广土众民帝国的飞跃，是皇帝与府主利用自幼在熟人世界中形成的关系资源与行为方式，维护自身安全并统驭作为“陌生世界”的天下或治下的一种手段，兼用来结男女之欢、申一己私意……基于皇帝与府主的优势地位，使得特别是其中君臣之间的信—任型关系，因其半开放性质而具有穿透各种界限（无论是空间、群体还是性别）的吸引力，长久发挥作用。这种关系体现的最高状态用时人的词汇称作“君宠”，透过“宠”的吸引产生效力，亦引发争斗。围绕获“宠”形成诸多人的言行互动：求宠→争宠→得宠→宠衰→失宠→新人求宠的循环一再/并行上演，不仅在君臣之间，同样见于府主与属吏之间，吸引并消耗着时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儒生虽以鄙夷的目光看待其他求宠者，自己却同样投身于对“宠”的竞逐，他们常常高举着堂皇的旗帜，不断重复着“公”“私”“阴阳”与江山社稷等抽象的口号，与竞争者对垒。

关系过程（日常交往，对部分人而言，是信—任型关系的展开与反复，反复体现为府主属吏间的“宠”，最高境界为“君宠”，及相互的衔接；时人所说的“人事”）与事务过程（礼仪型君臣关系的例行化运作与日常统治/制度及其运作）共生缠绕、吸引争夺，加上部分儒生出于“得君行道”目的加入对关系过程的争夺，三者交汇（体现为“关系的关系”）在时间上绵延，形成历史的主流。关系过程的循环往复作为动力引领时代起伏波动，事务过程的持续与反复不断维持并再造帝国，在不变与变的交织中，统治向前推展，许多人的人生亦因此而度过。

换言之，与臣民日常化行为交织的围绕“宠”或信—任型关系形成的吸引—争夺机制不仅是皇帝及府主生存方式的一部分，借助“宠”与信—任型关系来再次分配声望、资源与权力，则成为皇帝与府主实现上述需要的手段。层层叠加的“宠”亦是官僚群体乃至部分百姓生存方式的一部分。求宠则希望超拔于同侪之上，因而与其他心怀类似企图的官、民产生持久的竞争，乃至你死我活的斗争。居上者的持久需求与居下者的积极投身、争夺相聚相激，循环往复中使“宠”长存不衰，形成持续的机制，隐身于公开的制度之下，可行而讳言。因其吸引而产生动力，但它所带来是变动与反复，并非进化论意义上的发展与变革。

两个过程的交织根植于现实中矛盾性的存在：即广土众民的帝国与主要以“县”为生活范围，亲/邻为主要关系，因长期处在帝国内而一致性中夹杂众多差异性的百姓普遍处境的矛盾统一。

认清此点，必须要将皇帝从抽象的类概念还原为带有三重身份的活生生的人，有感情、有爱好、有追求的现实中的人，当然，不是孤立存在的人，而是深嵌在多重君臣关系之中的人，且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节点。皇帝作为制度化的首脑，居元首之位，在前朝与后宫事务过程中依靠笔、口与身体，承担权责并显示存在。同时，作为家中的个人，有自己的情感与好恶，身处关系过程的顶端，成为臣民追逐、争夺的焦点。臣下与每个皇帝建立的关系各不相同，互动之言行亦各具丰采，但建立关系本身、寻求建立关系以及维持关系，则不断反复与延展，构成以循环方式而持久存在的“关系过程”。诸官府中上下级之间围绕“信—任关系”展开的“关系过程”既独立又与此相衔接。同时，亦因皇帝为家中的个人，难以时时、事事乾纲独运，不免受制于家人。雄武如武帝者，生母在世时亦无法避免男宠赐死的下场。成帝更是如此。对他人而言，正因为上述二重身份又产生了第三重身份：作为想象对象与理想的皇帝，儒生对此最为关注，武帝以后，具体是元、成之后，秉持相应观念加入两个过程中。皇帝则挣扎在三重身份之中。[2]

同时，皇帝亦生活在群臣的关系之中。不同背景的臣下出于并不相同的目的，借助故事、制度、言辞、奏章等手段，将皇帝的生活空间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从而将皇帝与其所君临的现实世界分开，只能主要依靠臣下的口与笔来了解天下，难以逃脱“支配者”“被支配”“被塑造”的局面。文献中反复出现的皇帝受蒙蔽与欺骗的例子，不过是这种状况的极端体现。这一问题需另文详论，兹不赘述。

府主的情形与皇帝类似，只是职位非终身，且无法继承，属下的吏民和其形成的关系更富于变化。

马克斯·韦伯概括了人类社会的纯粹支配类型，具体到中国，则将秦以降的中国归为家产官僚制国家。他虽曾专门分析了家产制与官僚制各自的特点，但对于古代中国的家产官僚制，却没有仔细的阐述。[3]他对中国的专题研究《儒教与道教》主要是站在类型学与比较的立场上，参照西欧来观察中国，将历史发展的终点置于西欧出现的法理型支配，中国只是作为一个没有达到巅峰的例子而出场，意在借助比较揭示中国为何没有出现“理性化”并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并非正面讨论中国自身如何发展。正因为此，他花费不少篇幅分析中国官僚制的特点及其表现，涉及家产制不多，对苏丹制与“宠”更是一笔带过。[4]恐因其社会学的立场，关注“典型的行动模式”，对于主要基于个人酌处权而出现的“苏丹制”，即便在《经济与社会》不过是寥寥数语。[5]受其影响，中外学界更多地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的官僚制，揭示其“理性”的一面，对他所提示的家产制或苏丹制的侧面，能跳脱政治史角度之外，从社会学角度入手分析者不多[6]。实际上，韦伯提出的“家产官僚制”（patrimonialbureaukratic）把握了古代中国秩序中矛盾的统一。[7]某种意义上，本书的分析可以说是此一概括的具体化与拓展，提供了历史演化机制的一种解释。

信—任型君臣关系或“宠”机制，用韦伯的术语，侧重呈现其家产制的一面，是否可以视为这种支配秩序下一种带有典型性的行动模式呢？

在各种冲突论、斗争论（如阶级斗争、集团论基础上的权力斗争）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论面临解释困境时，“宠”机制（包括其吸引—争夺与二次再分配机制）及其与官僚制运作之间的张力，或关系过程与事务过程的交织互动（关系的关系），能否构成一种解释中国历史的新的动力说呢？

从方法角度看，以往流行的实体性思维难免孤立与突出内在一致性之弊，这里尝试进行的是“关系论的关系思维”下的一种“关系态”分析，聚焦于作为过程的信—任型关系，及其与西汉历史的关系，试图超越古今的各种出身论、集团论、权力斗争论、性别论和目的论，采用更具包容性且更接近（复数的）时人立场的眼光来看待过去，将局内人的言行与局外人的观察结合起来。希望补充这种角度，能够揭示出历史上一些被忽略的面向与潜流。

概言之，从事件、人物、制度与结构转向信—任型关系，不仅是分析对象的转换，更是分析内容与分析方式的调整，将通常所谓的重大事件、人物生平放回到日常的事务过程与关系过程之中，致力于“小事件因果关系”的分析[8]，同时将抽象、静态的结构性分析场景化与过程化。如此，关系的分析便可以成为连接具体政治事件、政治现象分析（田余庆、寺地遵为代表的研究）与结构性的君民或君臣关系（西嶋定生、尾形勇、渡边信一郎、甘怀真的研究）的桥梁。前者因试图从若干重大事件中归纳某种历史线索而剪裁过多，使叙述充满跳跃，结果是将历史描述成朝向特定目标前进的必然性的演进史，史学不知不觉中成为论证存在即是合理的工具，而无力摆脱根据历史结局选取分析对象的目的论视角以及线性历史观；后者则过于抽象与宏观而难以和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言行相勾连，因而无力解释具体历史的展开。“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的分析则有助于摆脱历史目的论和线性历史观带给我们的、惯于按照历史结局选取对象的“大事件因果关系”（亦有学者称为“历史的辉格解释”或“倒放电影”）[9]，帮助我们确立一种立足当时，顺流而观，意在揭示反复出现的言行如何构成历史的新的分析方式。

2015年6月-7月30日初稿

2015年8月-2017年9月修订

[1] 对今天官场的分析，可见王东京：《从经济学的视角看“中国官场”》，《学习月刊》2006年第8期，第23-24页。

[2] 西汉史料有限，难得其详。可借由北宋哲宗即位后的经历与徽宗的统治，观察士大夫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塑造皇帝，成年亲政后哲宗如何抵制这些安排；以及徽宗对自身神性的涂抹，具体了解皇帝如何在多重性之间挣扎，见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第三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二节、第六章，第104-128、164-188、239-278页。

[3]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第339-351页；第二卷，上册，第1095-1144、1145-1215页，关于中国，见第1191-1195页。

[4] 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1-105、106-131页，关于苏丹制，见第84页。

[5]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第340页。

[6] 即便有，实际分析过程往往又不自觉地倒向了官僚制，如张文杰：《从支配关系看中国传统社会——韦伯论中国家产制》（收入应星、李猛主编：《社会理论：现代性与本土化——苏国勋教授七十华诞暨叶启政教授荣休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72-291页），按作者的说法“以管理干部为中心的这种分析模式，对于我们理解传统型支配及家产制至关重要”，第279页，作者沿此思路展开，名为分析家产制，实际重心还是放在官僚制与政治结构上。按照韦伯的看法，“家产制支配乃是一种特殊的家长制支配”，“像行使家长制权力那样针对超出家产制领地的地区和政治臣民去组织他的政治权力，我们就应当称之为家产制国家”，而家长制支配的基础是“严格的个人忠诚”（《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第1151、1153、1145页），虽然其下也发展出一套行政班子，但其表现形式与理性官僚制差异颇多。分析家产制国家，不能抽离居于支配一方的主宰者（中国的皇帝），而孤立地分析官僚或士大夫，若此则没有把握住其特质。若从关系的角度入手，皇帝与官僚的关系则更为关键，亦不容忽视。这里同样不能无视韦伯社会学的分析立场与《儒教与道教》特定问题域的局限性。

[7] 韦伯在分析支配类型时专门讨论了“中华帝国”，这里他是放在“家产制”下进行的，其中比较详细地揭示了家产制下的官僚与现代官僚制形式上相同与事实上的差异，见《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第1193-1194页。可以说就是对矛盾统一的说明，值得注意。弗朗西斯·福山对于韦伯为何将中华帝国描述成家族国家，感到不解，见所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第二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亦是因为福山只注意到官僚制，称之为早熟的现代集权国家，没有看到古代中国矛盾性的一面。

[8] 具体讨论见李猛：《迈向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一个导论》，第62-76页。

[9] 文化人类学家对事件与结构对立的反省与研究，可参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7-199页。“历史的辉格解释”一说见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倒放电影”之说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后收入所著《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1-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