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寿二年（前1年）六月，哀帝死，时年不过25岁。正值盛年，恐属暴病而卒，病情发展之迅疾，哀帝甚至没有机会安排后事，特别是何人继位这样的头等大事，可能也没有留下遗诏。此前的元寿元年，王莽已从封地新野回到长安，哀帝暴亡是否与王莽有关，不无疑问。临终前，哀帝只是将玺绶给了董贤，并叮嘱说“无妄与人”。玺绶乃皇帝的信物，董贤毫无政治头脑，在王太后侄子王闳的逼迫下，拱手将玺绶交给王闳，使国之象征为王政君所把持（后汉12/500），丧失了控制局面的主动权。王政君得知哀帝死讯，迅速入未央宫，收缴了玺绶，并以董贤不清楚如何处理皇帝丧事为名，要王莽协助董贤，董贤缺乏政治敏感度，不知自己已四面楚歌，竟然同意。王莽一入宫，便与太后一道指使尚书劾董贤，使他无法入宫，失去对中枢的控制，沦为任王莽宰割的鱼肉，终不免自杀身亡的下场。

哀帝暴卒乃王莽一生的关键转机。消灭了董贤，重新控制了朝政，为其建立新朝铺平了道路。此后虽有平帝与孺子婴，不过掌中傀儡。祭在刘室，政出王家的局面由此奠定，移鼎王氏遂无可避免。两位皇帝年幼，且均为王莽所立，装饰而已。身边的亲信亦应有，但因政局已为王莽所左右，无足轻重，史书中亦乏记载，此时唱主角的实际是王莽及其亲信，这里就不再讨论了。

[1]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下》孝景元年（前156年）条：“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十三年，老病免，食二千石禄”，后元元年（前143年）条“郎中令贺”，第760-761、765页；《史记》卷一〇三《周仁传》“至景帝崩，仁尚为郎中令，终无所言”，第2772页，《汉书》卷四六《周仁传》则无此句，第2203页。两书记载不同，《史记会注考证》与《汉书补注》均无说，兹从成书较早的《史记》之说。

[2] 关于审其食与刘邦，特别是吕后的亲密关系，郭茵亦有类似的分析，见所著《呂太后期の権力構造：前漢初期「諸呂の乱」を手がかりに》，福冈：九州大学出版会，2014年，第130-132页。

[3] 关于吕后时期的统治，可参郭茵：《呂太后期の権力構造：前漢初期「諸呂の乱」を手がかりに》一书。

[4] 依辛德勇的研究，太初元年以前只是屡屡改启新元，没有使用年号纪年，元狩及之前的年号均是后来追加的，见所著《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8-101页。为方便起见，本文依旧使用这些追加的年号，希请读者明察。

[5] 武帝宠臣韩嫣结局一事可以为证。韩嫣与武帝自小一道学书而相爱，后关系愈发亲近，“赏赐拟于邓通”，且“嫣常与上（武帝）卧起”，后得罪江都王，江都王向王太后哭诉，太后由此衔恨韩嫣，因事遣使要赐死韩嫣，武帝为嫣道歉，亦无用，终被处死。可知王太后去世前，武帝难以为所欲为，见《史记》卷一二五《佞幸·韩嫣传》，第3194-3195页。有王太后的佑护，武帝即便不满田蚡权势熏天，亦无可奈何，只能针对个别极端过分的作为，略加裁抑，本传所记不过是这种例子而已，不能视为常态。

2016年2月1日黄怡君小姐来信指出，此处提到的“皇太后”亦可能是窦太后，原因是考虑王太后与江都王之间并非母子，且韩嫣曾助王太后找到其女，另据《史记》卷一〇三《万石张叔列传》（第2765页），窦太后亦可称皇太后。可备一说。

[6] 《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4、2851-2853页。

[7] 《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云“及卫后（子夫）色衰，赵之王夫人幸，有子，为齐王”，第1980页；王夫人生齐怀王闳，元狩六年（前117年）四月立为齐王，传云“闳母王夫人有宠，闳尤爱幸”，见《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49页，据《史记》卷五九《三王世家》“褚先生曰”，王夫人当卒于册封齐王后不久，第2115页，可知卫子夫受冷落应早于元狩六年。

另据《汉旧仪》卷下“皇后五日一上食，食赐上左右酒肉，留宿，明日平旦归中宫”“掖庭令：昼漏未尽八刻，庐监以茵次上婕妤以下至后庭，访白录所录，所（疑衍——引者）推当御见。刻尽，去簪珥，蒙被入禁中，五刻罢，即留。女御长入，扶以出。御幸赐银镮，令书得镮数，计月日，无子，罢废不得复御”，《汉官六种》，第44、45页。后一段标点有改动。后宫进御一事当时亦详细记录，故可知何人受宠，何人宠。皇后能否依制五日一见皇帝，且留宿，亦无法不让宫中服侍的宫人、宦者知晓。

[8] 卫青对与之亢礼而不拜的汲黯的态度，便是一例，见《史记》卷一二〇《汲黯列传》，第3108页。

[9] 好並隆司亦注意到此点，见《前漢代、内朝の血缘集团》，收入所著《前漢政治史研究》，第158页。

[10] 《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系于元狩二年（前121年），第1138页；《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则系于元狩三年（前120）三月，第774页；《汉纪》一三《孝武皇帝纪四》从《史记》系于“元狩二年三月”，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5页；《通鉴》卷一九“武帝元狩二年”考异亦指出此处当从《史记》，并有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30页，当从。更多的分析见夏燮：《校汉书八表》卷七，收入《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41-342页。万斯同：《汉将相大臣年表》则从《汉书》，系于三年，好並隆司亦注意到此点，见《前漢代、内朝の血缘集团》，收入所著《前漢政治史研究》，第445页，误。汪越撰、徐克范补：《读史记十表》卷一〇“读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之“存疑”则认为“御史大夫，自孝文以后，《史》表与《汉百官表》多异，疑从《汉书》为是”，下引诸例，未及张汤，好並隆司亦注意到此点，见《前漢代、内朝の血缘集团》，收入所著《前漢政治史研究》，第79页。

[11] 《汉书》卷五九《张汤传》，第2638、2640、2641页；《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张汤传》，第3138、3140页文字基本相同。

[12] 见傅永聚：《张汤新议》，《江淮论坛》1982年第5期，第63页；林剑鸣：《张汤评传》，《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第31-32页；《秦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6页注18；西嶋定生：《秦漢帝国》，东京：讲谈社，1997年，第264-265页。

[13] 《汉书》卷五九《张汤传》“周阳侯”师古曰“姓赵”，第2638页，误。王先谦《汉书补注》（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06页上）引齐召南曰已指出。林剑鸣对此亦有考证，见《张汤评传》，第34-35页注2及《秦汉史》，第365-366页注17。

[14] 《汉书》卷六《武帝纪》：（建元二年）四月“初置茂陵邑”，第158页；《汉纪》一〇亦系于该年四月，第157页。梁艳强认为初置在二月，见《两汉张汤家族研究》，硕士论文，于振波指导，湖南大学，2010年，第9页，不知何据。

[15] 《汉官旧仪》卷上，《汉官六种》，第36、37页。

[16] 《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张汤传》：“周阳侯始为诸卿时，尝系长安，汤倾身为之”（第3138页），“诸卿”当据《史记》卷一〇七《武安侯列传》集解引徐广曰所说，诸郎“一云‘诸卿’。时人相号长老老者为‘诸公’，年少者为‘诸卿’”（第2842页），实指“诸郎”。田胜应与田蚡经历相同，景帝时先是作“诸郎”，到景帝晚年则日益“贵幸”。而刘彻是在七岁时被立为太子的，时值景帝七年（前150年），那时起，人们便清楚，不出意外，田氏兄弟将来会成为炙手可热的外戚。田胜系长安，当是因他人犯罪而作为证人牵连入狱的，并非自己有罪，如后来张汤属下鲁谒居入狱，“事连其弟，弟系导官（狱）”（《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张汤传》，第3142页）一样。不然，武帝即位后难以封为周阳侯，参《汉书》卷七三《韦贤传》，第3108页，以及卷九七上《外戚·孝宣许皇后传》，第3964页，可知。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启原语，“田胜为卿，《百官表》缺，盖在景帝后元之末”，第1206页，则误。林剑鸣在概述张汤生平时，认为前人推测的张汤有意巴结田胜，“纯系毫无根据的忖测”，见所著《张汤评传》，第27页，不妥。

[17] 详参侯旭东：《西汉御史大夫寺位置的变迁：兼论御史大夫的职掌》，《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1期，第167-197页。

[18] 据《汉书》卷八三《朱博传》，第3405页。

[19] 李蔡由御史大夫拜为丞相的当天，张汤拜御史大夫，见《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第774-775页，张汤拜御史大夫的年份则据《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1138页。这种情况西汉二百年历史上亦很罕见，通常会有数月的空位期，表明当时朝廷中二千石中，声望无出张汤之右者，众人对推举他出任御史大夫没有异议。王鸣盛认为《百官表》中丞相与御史大夫同日拜者，恐皆是误书，见《十七史商榷》卷一〇“壬辰辛丑”条注，第70页。此说不确。

[20] 《史记》卷一二二《酷吏·王温舒传》，第3149-3150页；又见《汉书》卷九〇《酷吏·王温舒传》，第3657页，文字稍异。

[21] 《史记》卷一〇七《魏其侯列传》，第2845页；又见《汉书》卷五二《窦婴传》，第2381页。

[22] 《史记》卷一二〇《汲郑列传》，第3113-3114页。

[23] 《史记》卷一一二《主父偃列传》，第2962页；亦见《汉书》卷六四上《主父偃传》，第2804页，文字略异。他死于元朔三年（前126年）。

[24] 《史记》卷一〇四《田叔列传》褚先生曰，第2780-2781页。卫青还曾几次向武帝推荐过主父偃，均未成功，见卷一一二《主父偃列传》，第2953页。高敏较早指出“属于剥削阶级的‘客’和‘宾客’……他们之所以投靠一定的主子、皇族或高官显贵为其‘客’和‘宾客’，在于求得政治上的出路和分享官吏贵族的各种政治、经济特权”，见所著《两汉时期“客”和“宾客”的阶级属性》，收入《秦汉史论稿》，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295页；黄留珠则具体指出，秦代便已存在这种“以客出仕”的方式，举例甚多，李斯仕秦，便是如此，见《秦汉仕进制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2-50页。关于战国秦汉客与宾客的综合研究，可参沈刚：《秦汉时期的客阶层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32-91页。学界一般认为汉武帝曾打击权贵养客，实际此举作用有限。汉初养客与仕进的关系，可参廖基添：《论汉唐间“舍人”的公职化——“编任资格”视角下的考察》，《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96-100页。察举并非当时仕进的主要途径，它出现后，推荐门下客入仕的现象依然不少。

[25] 高敏也早就注意到此一现象，并有所描述。不过，此文重在揭示客和宾客的阶级属性，对于导致这类现象反复出现的原因，没有深究，见《两汉时期“客”和“宾客”的阶级属性》，第297-298页。

[26] 田余庆《论轮台诏》，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7-44页；新近的研究见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以及韩树峰：《论巫蛊之狱的性质——以卫太子行巫蛊及汉武帝更换继嗣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9期，第78-89页；辛德勇：《海昏侯刘贺》，第23-74页。

[27] 田余庆认为“我们甚至还可以说……以至昌邑王之旋立旋废，卫太子之孙终于得以继统为宣帝等等，也都可以联系起来观察，都可以视为卫太子问题的余波”，见《论轮台诏》，第57页。这种从诸事件中寻找历史线索的思路有时会求之过深，且赋予古人一些他们不曾存在过的想法。霍光最终立宣帝，应该与将近二十年前的巫蛊之祸没有多少关系。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不断有后来的生活叠加，早先经历的记忆会逐渐淡忘；霍光身为奉车都尉，随侍武帝左右，巫蛊之祸发生时应在甘泉宫，后至建章宫，亦在长安城外。长安城内的惨烈场景应该不会目睹与亲历，他对此祸的印象恐怕更多的是来自上报的文书。《汉书》本纪部分记述过简，上下两句，现实中或春去秋来，同在一页，或前后相距数年。叙述、阅读感受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差异，不可等闲视之。当时实在难以找到合适的武帝之后来承大统，才想到了宣帝。此外，对霍光而言，选择宣帝更利于自己长期控制朝政，因为宣帝起自民间，没有强大的外家势力。此点吕思勉、辛德勇已注意到，分见《秦汉史》，第136页；《海昏侯刘贺》，第149-150页。

[28]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宣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第2951页。这里“霍氏”所指便是霍光本人了。虽然不满，宣帝并未同意亲自执政，问题就出在霍氏尊盛日久，势力遍布中外，而宣帝起自民间，人微势单，朝中无可依靠的力量。又见第2948页。

[29] 此间历史曲折，可参辛德勇：《建元与改元》，第210-237页。

[30] 任宣实际是霍光的女婿，一说外孙，见《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56页、卷八八《梁丘贺传》，第3600页。

[31] 因此西嶋定生与冨田健之有“霍氏政权”之说，分见《武帝之死》，《日本学者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06-608页；《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新潟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35卷第2号（1994年），第324页；《前汉中期の政治构造と“霍氏政权”》，《新澙史学》第35号（1995年10月），第1-22页。

[32] 《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第3283页。

[33] 对此的分析，见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2-127页。

[34] 张小锋认为，萧望之下狱是因为元帝新即位，不晓“召致廷尉”为下狱之意所导致的看法“断难相信”，并作了详尽分析，认为元帝持“袒史抑萧”的态度，见《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第128-129页；林剑鸣亦有类似看法，见《秦汉史》，第586-587页。元帝即位一年，不懂“召致廷尉”的含义亦不奇怪。他即位虽已26岁，且长期受教于名儒，但此乃文书行政中的惯用语，非儒经中的内容，自然难以接触到。即便即位，若不兴诏狱，一般案件均由郡县处理，亦不会使用此语。司马光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通鉴》卷二八“元帝初元二年十二月”条臣光曰，第902页）是颇有道理的，亦是洞察朝廷运作的见道之论。

[35] 1977年8月在甘肃玉门市花海公社东北约30公里处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一枚七面棱形觚（编号77J·H·S：1），简文前半部分内容为西汉某帝的遗诏，不少学者认为是武帝的遗诏，亦有不同意见。图版与释文见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收入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图版“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第16-21、28页；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黑白图版13及第150页；何双全：《简牍》，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63-164页；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研究见胡平生：《写在木觚上的西汉遗诏》，《文物天地》1987年第6期，后收入《胡平生简牍文物论稿》，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230-233页；田余庆：《论轮台诏》，第61-62页；方诗铭：《西汉武帝晚期的“巫蛊之祸”及其前后——兼论玉门汉简〈汉武帝遗诏〉》，《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7-369页；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第23-39页。

无论此遗诏为西汉哪位皇帝所颁，均可证明，当时皇帝遗诏要告白天下，广为传布，且须长期保存。因此，三人辅政元帝事当为世人所周知。

[36] 《汉书》卷六四下《贾捐之传》，第2835-2838页。杨兴曰“县官尝言兴愈薛大夫”（第2835页）；“窃见石显本山东名族，有礼义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尝有过”（第2836页）。据《百官公卿表》下，薛广德初元五年至永光元年任御史大夫，时间正符合杨兴、贾捐之所言石显“持正六年”。感谢黄怡君小姐提示此点。

[37] 《汉书》卷六六《陈万年附陈咸传》，第2900页；卷六七《朱云传》，第2914页。

[38] 《汉书》卷九三《佞幸传》：“（元帝时）事无小大，因（石）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第3726页；“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诸附倚者皆得宠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言其兼官据势也”，第3727页。

[39] 经过详见《汉书》卷三六《楚元王附刘向传》，第1930-1932页，时间据《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83页。

[40] 《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第824页；《汉纪》卷二四《孝成皇帝纪一》“建始三年八月”条，第419页。

[41] 《汉书》卷七六《王尊传》，第3231-3232页。

[42] 匡衡曾任太子少傅，对成帝有恩，亦是不免其职的原因之一。关于此，见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第167-168页。石显专权问题，余华青亦有涉及，见所著《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7-118页。

[43] 刘向在成帝朝的命运，感谢黄怡君小姐的提示。

[44] 《汉书》卷六七《梅福传》，第2917页。

[45] 以上见《汉书》卷八一《张禹传》，第3347-3351页。

[46] 见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第172-178页。

[47] 见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第176-178页。

[48] 钱穆依《通鉴》，将上此封事时间定在阳朔二年（前23年），见《刘向歆父子年谱》，收入所著《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7页。

[49] 据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第63-65页。

[50] 时间据《通鉴》卷三一“鸿嘉三年”条，第996-997页；林剑鸣《秦汉史》，第588页。

[51] 张小锋认为“赵氏姊妹在成帝时期，虽有被指责为有秽乱后宫之嫌，但未有擅权干政之实，其势力亦不足以与王氏相抗衡”，见《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第189页，是有道理的。

[52] 《汉书》卷九七下《外戚·定陶丁姬传》“丁、傅以一二年间暴兴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权势，权势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第4002页，并参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第187-189页。

[53] 《汉书》卷八三《薛宣传》，第3397页。

[54] 《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第3565页。

[55] 如《汉书》卷七七《郑崇传》“崇又以董贤贵宠过度谏，由是重得罪”，第3256页；同卷《毋将隆传》，谏言而“上不说”，随后又得罪了傅太后，由执金吾“左迁沛郡都尉”，第3264、3265页；元寿元年（前2年）三月，丞相王嘉则因力谏而下狱死，见《汉书》卷八六《王嘉传》，第3494-3503页；卷九三《佞幸·董贤传》，第37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