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1月3日至1984年5月2日，我应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到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讲学和研究，其间，也曾到过京都和神户。本书中的《中国近代经学的特点》，就是根据岛田虔次教授的建议，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文学部中国哲学史研究室讲述的。

本书第一部分收录拙文十篇，其中有旅日期间的讲稿五篇，即《中国近代经学的特点》《戊戌变法与康有为》《辛亥革命与章太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况》《资料的鉴别和整理》，其余则是东京大学近藤邦康教授从我过去发表的论文中选录出来的。

20世纪40年代，我专攻中国经学史。新中国成立后，转治中国近代史。由于自己对经学史的资料比较熟悉，于是由今文经学研究康有为，由古文经学研究章太炎，企图从这两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入手，探讨中国传统经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关系。近藤邦康教授了解我的治学经历，所以在东京所讲，也主要在这些方面。

我认为，中国是长期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但作为中国封建文化主体的经学传统地位没有变，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在社会上也有着深刻影响。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史，对传统经学进行剖析，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就今文经学来说，讲“微言大义”，讲“通经致用”，本来和政治的关系比较密切。当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封建社会开始解体的时候，龚自珍深感“乱亦竟不远矣”（《乙丙之际箸议》第九），提出了“更法”论，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利用今文“三统”“三世”以言因革损益。等到中法战争以后，民族危机严重，康有为改造今文经学，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冲**了封建传统，灌注了“西学”内容，显示了新的时代特点。

就古文经学来说，清初顾炎武“复兴”汉学，是为了保存民族意识，读书与抗清结合，著述与致用一致。此后，这一学派继承了他的文字音韵之学，而回避或阉割其实践内容。只是到了清代末叶，章太炎又举起古文大旗，宣传“排满”，以古文反今文，以革命反改良，使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反清运动，也涂上了一层传统色彩。

另一方面，因循守旧的封建势力既利用经学锢蔽思想，标榜“西学应世事”的洋务官僚，也要“以中学固其根柢”，一切折中于“圣经”（张之洞《劝学篇·内篇五·宗经》）。他们对康有为、章太炎的借用经学，昌言“改良”或“革命”，又是抵御唯恐不力。

照此说来，无论正面或反面，传统经学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都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为此，我想写一本《中国近代经学》。感谢日本朋友，给我一个相当安定的环境和良好的图书条件，使我在讲学之余，写出了全书的三分之二。我将在这本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我的看法，并以此就正于国内外的学术界同人。

本书第一部分收录的拙文，只是我已经发表过的论文中一小部分，现在看来，其中也有不够妥帖之处。为了保持历史原貌，除个别错别字进行订正外，其余也不另做改动。

本书第二部分，是近藤邦康教授所撰。其中论文有的早经拜读，有的也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月会上亲自听到他的报告。近藤教授造诣很深，还有独到的见解。我们在中国，在日本，也经常商讨，相互切磋，尽管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学术上总是会有不同见解的。如今汇合成书，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在东京期间，我还在辛亥革命研究会、中国研究所、近代中国研究会，以及学士会馆讲过上述问题。无论在东京还是在京都、神户，都得到日本朋友的殷勤接待，进行了有益的交流。会外的接触更多，酒余茶后，畅谈学术，真使我难以忘怀！对图书档案资料的搜集、戊戌辛亥遗址的访求，更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东京的佐伯有一、古岛和雄、市古宙三、卫藤渖吉、野泽丰、久保田文次、小岛淑男、小岛晋治、户川芳郎、木山英雄、高田淳、丸山松幸、野村浩一、山根幸夫、中村义、藤井升三、田岛俊雄、久保田博子、滨下武志、毛里和子、并木赖寿、原岛春雄、仁木ふみ子、阿川修三、泷泽诚、中原ますゑ诸位教授和先生、女士，京都的岛田虔次、日原利国、小野信尔、彭泽周、坂出祥伸、狭间直树、河田悌一、小野和子、森时彦、森纪子诸位教授和先生、女士，奈良的北山康夫教授、大阪的片山智行教授、神户的山口一郎教授、陈德仁先生、陈来幸女士，都给予我很多帮助。还有冈山大学的石田米子助教授、岩手大学的深泽秀男教授、山口大学的大冢博久教授、高野山大学的庄司庄一教授更远道参加，真使我由衷感谢。东京大学的近藤邦康教授更是随时照顾，悉心协助，坂元弘子女士帮我通译，在此一并致谢！此外，还有许多先生、女士随时陪同阅览、访问，恕我不一一列名了。

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对促使中日文化交流，起些砖瓦之用。如果日本朋友能够进一步提出意见，那就感激不尽了。

汤志钧

1984年4月29日于东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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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近代の思想家》日文版，已于1985年10月31日由日本岩波书店印刷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