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岛田虔次先生特地关照狭间直树教授，把他们珍藏的章太炎佛学手稿和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借给我看，使我大饱眼福。

章太炎佛学手稿，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曾摄片见赠，并给予发表允许证。此件装一函，编号2890227，S1343，共九纸。外有灰色信封一个，纸已陈旧，上书《章炳麟手稿》。原稿写在白单宣纸上，第一页右角有“内藤”二字，因时日过久，中有水迹霉点，为内藤湖南旧藏。

信封为日本式，上有《章炳麟文稿》数字，不是内藤湖南所书，为内藤以前收藏者所写，中经转让。据说内藤以前的收藏者可能知识程度不高，没有保藏好，放在信封中，中间也不理解章太炎稿件的价值，后来转让给内藤。京都大学有内藤藏书两千册，此书上有“内藤”章，它是“文库”标识。

内藤即内藤武男（内藤湖南、内藤虎次郎，1866—1934年），是近代日本最重要的中国史学者之一。原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教授，与罗振玉、王国维有交往，精汉学，勤著述，京都很多著名学者都出其门下。

章太炎佛学手稿，共分四题，似为东京讲学时所拟。

第一，“佛法果认为宗教耶，抑认为哲学耶？”认为“佛法的高处，一方在理论极成，一方在圣智内证。岂但不为宗教起见，也并不为解脱生死起见，不为提倡道德起见，只是发明真如的见解，必要实证真如。发明如来藏的见解，必要实证如来藏。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之实证者”。

第二，“佛法亦有不圆满处，应待后人补苴”。说：“现在讲唯心论的，必要破唯物论。依兄弟看，唯心论不必破唯物论，反可以包含得唯物论，只是提出三性，就可以说明了。”“第一是据依他起自性”，“第二是据编计所执自性”，“第三是据圆成实自性”。

第三，“印度佛法、支那佛法，本自有异，不可强同，而亦有互相补助之处”。“大概印度人思想精严，通大乘的，没有不通小乘；解佛法的，没有不晓因明。所以论证多有根据，也没有离了俗谛空说真谛的病。中国却不然，思想虽然高远，却没有精细的研求。许多不合论理、不通俗谛的话，随便可以掩饰过去。这就是印度所长，中国所短”。“唯有说成性起，便把种种疑难可以解决。因为真心绝对，本来不知有我。不知有我这一点，就是无明。因为不知有我，所以看成器界、情界。这个就是缘生的第一个主因，一句话就把许多疑团破了。这也是支那佛法所长，超过印度的一点。若是拘守宗法，必定说那一宗长，那一宗短，强分权教、实教、始教、终教许多名目，那就是拘墟之见，不是通方之论了。只要各取所长，互相补助，自然成一种圆满无缺的哲理”。

第四，“佛法应务，即同老庄”。认为“世间最可畏的，并不在相，只是在名。《楞伽》《般若》多说到字平等性、语平等性。老庄第一的高见，开宗明义，先破名言。名言破了，是非善恶就不能成立。《齐物论》说的：‘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分明见得是非善恶等相，只是随顺妄心，本来不能说是实有。现在拿着善恶是非的话，去分别人事，真是荒唐谬妄到极处了”。“老子在政治上也是三乘的话，并不执着一定的方针，强去配合。一方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是打破宗教；一方又说‘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又是随顺宗教。所以说‘不善者吾亦善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并不是权术语，只是随顺人情，使人人各如所愿罢了”。“一般舆论，不论东洋西洋，没有一个不把文明野蛮的见横在心里。学者著书，还要增长这种意见，以至怀着兽心的强国，有意要并吞弱国，不说贪他的土地，利他的物产，反说那国本来野蛮，我今灭了那国，正是使那国的人民获享文明幸福。这正是尧伐三子的口柄。不晓得文明野蛮的话，本来从心上幻想现来。只就事实上看，什么唤做文明，什么唤做野蛮，也没有一定的界限，而且彼此所见，还有相反之处。所以庄子又说没有正处，没有正味，没有正色。只看人情所安，就是正处、正味、正色。易地而施，却像使海鸟啖太牢，猿猴著礼服，何曾有什么幸福。所以第一要造成舆论，打破文明野蛮的见，使那些怀挟兽心的人，不能借口。任便说我爱杀人，我最贪利，所以要灭人的国，说出本心，到也罢了。文明野蛮的见解既要打破，那边怀挟兽心的人，到底不得不把本心说出，自然没人去从他。这是老庄的第一高见”。“唯有把佛与老庄和合，这才是‘善权大士’，救时应务的第一良法”。

章氏佛学手稿，《章氏丛书》和《章氏丛书续编》，三编都未收录。

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系用《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据足利文库古抄本、宋版等校勘。

山井鼎，纪州海草郡滨中村人，字君彝，号昆仑，书上有山井鼎亲笔校记和时间，且有山井鼎朱印。如《周易注疏》，校足利本及明万历、正德各本，如《序》第六“夫子十翼”末，“郑学之从，并同此说，故今本依之”。上眉批“从”，历作“徙”，正德同。第八《论后》书：“以上诸文，足利学校所藏宋版，阙而不备，享保癸卯春三月十九日，足利学校东塾南海纪府学生山重林君彝。”

享保八年，当公元1723年。足利学校为关东地区一级图书馆，离东京约一百公里，创于15世纪，当时只有这个学校，可能是足利义兼所创，是日本善本书中心。

经查山井鼎校书，原书有《周易正义》八本、《尚书正义》八本、《毛诗正义》二十本、《周礼正义》十八本、《仪礼注疏》《礼记正义》二十四本、《左传》二十四本、《公羊传》十二本、《尔雅》三本、《孝经》一本，下为《孟子》《论语》十二本、《穀梁》六本。校录均有时间，如《毛诗正义》为享保八年癸卯十月亲校，用宋本、万历本，在《诗谱序》“是后稷播种之时，流传于此”。“播种之”三字圈去，上朱笔书“宋版：自彼尧”。

山井鼎尽三年之力，校毕《易》《书》《诗》《左传》《礼记》《论语》《孟子》[2]，于享保十三年（1728年）正月去世，有物观作“补遗”，于十六年（1731年）六月刊行，传入我国。乾隆初，四库开馆，杭州飞鸿堂汪启淑进藏书六百余种，进呈收入，清儒颇有应用之者，如王鸣盛《尚书后案》曾一采用。

书上有“南葵文库”朱印，据狭间直树教授称，南葵为德川子封在和歌山家文库（江户幕府，分家时以和歌山最高）。南葵文库均送东京大学。和歌山处“南方”，“葵”为花纹（各家均有纹，送礼时均穿有纹之衣），德川家为三叶葵纹。

又，昭和十三年（1938年）十月出版的《东方学报》京都第九册《本所善本提要》，经部首列此书，将其序文录之如下：

十三经注疏（嘉靖中福建刊本，山井鼎、山井璞助手校）

此七经《孟子》考文底本也。《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论语》《孟子》，昆仑先生用足利学古本宋板校其所校，悉与考文合。又于上方备录用功起迄，其体略如日记，按日志晴阴间及盍簪腊屐之事，唯《孝经》无一识语，当别有手校之本也。七经《孟子》以外，《周礼》《仪礼》《公羊》《尔雅》略有校语，又《穀梁》校以唐石经。其《周易》《三礼》《左传》《穀梁》有“璞云”者，则先生养子璞助笔也。璞助所校，多采自阮氏校勘记，唯《周易正义序》用单疏校。图记有七：曰“山鼎之印”，曰“山重鼎印”，曰“重鼎之印”，曰“君彝”，曰“鼎君”，曰“昆仑”，曰“山井氏图书记”。后归纪伊德川侯府，故又有南葵文库印。谨按昆仑先生为近代校疏之祖，惠延后学，名播异域，盖皇朝儒者之业，能衣被海内外者，殆莫先生若也。此书手泽具在，足称本所校本之冠。惜《毛诗》卷第十六已缺，饮水思源，犹有憾耳。其书眉所记，备见当日校疏始末，向来考先生行履者，皆所未及，谨择其要录于左方（下略）。

原载《光明日报》1982年8月2日《史学》第2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