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也称西京，自公元794年定都后至1868年长期为首都，有“千年古都”之称。是著名文化、游览、工业城市。有国立京都大学等高等学校多所，故宫、寺院、神庙等古迹。

三月七日上午，在东京大学近藤邦康教授陪同下，乘十一时二十四分新干线特快车赴京都，下午一时二十四分经名古屋，近藤教授下车省亲，约定京都聚首。二时十七分，至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先生，森时彦、森纪子夫妇来接，住京都大学职员会馆三〇二室，甚宽敞，闻唐长儒教授、陈庆华教授访日，均住此馆。

在旅馆休息半小时，狭间先生陪同参观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及大学图书馆。晚，狭间、森时彦二先生邀至风舞中国餐馆畅饮。

八日，参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阅梁启超《佛学札记》影本，又借读美国斯坦福大学所藏康同璧旧藏康有为手稿、抄本胶卷，核阅《康子内外篇》《上清帝第二书》《上清帝第三书》。因京都大学职员会馆星期四不办公，住狭间先生寓所，狭间夫人善烹饪，家宴甚丰。

九日，早餐后，狭间先生陪往住处附近法然寺，陵墓种种，古木参天，景色雅澹。谒河上肇墓，投以名刺。出寺驱车至岚山，岚山为京都著名风景区，在京都郊外，有周总理诗碑，廖承志题字，我国访日人士来京都，都往参观。京都寺庙特多，岚山附近即有大觉寺、念佛寺、祗王寺、常寂光寺、天龙寺等。西山有保津峡、观空台、菖蒲谷等名胜，前有湖，夏季可乘游艇。绕山一周，浏览景色近一小时，摄影留念。

至鹿苑寺，寺建于庆永四年（1397年），原为足利义满交换的西园寺家的北山山庄。义满死后，鹿苑寺改为临济宗寺庙，内有金阁，三层。阁金色（上涂真金），闻尚有银阁，曾遇火，昭和三十年（1955年）十月再建。一层为法水院，二层为潮音洞，三层为究竟顶，建筑精巧，金碧辉煌。金阁背后有龙门瀑、鲤鱼石。因需讲演，近午即返。

十日，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阅章太炎佛学手稿、山井鼎《七经孟子疏》校本（见本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善本》一文）。中午，岛田虔次教授邀请家宴，森时彦先生驾车向导，途经明治天皇陵，甚庄严，因时间匆促，未上陵基。一时三十分，至宇治市岛田教授寓所，小野信尔教授、小野和子助教授夫妇、河田悌一教授已久待，少顷，坂出祥伸教授亦来。岛田先生为日本著名汉学家，知识渊博，桃李盈门，于宋明理学有独到见解，对中国近代思想家钻研很深。我和他过去早经相识，并蒙赠我《拙存园丛稿》和章太炎佚文等，对我提出的康、章问题，也无不详细赐答，是我最钦佩日本学者之一。小野信尔教授三十年前即对我早年出的《戊戌变法史论丛》在《东洋史研究》上撰文介绍，可谓“早有翰墨缘”。小野和子助教授近主持《雍正朱批谕旨索引》，以前译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出版《中国女性史》。河田悌一教授对清代学术有专攻，过去发表过论章太炎的文章，近年又研究章学诚，极有功力。坂出祥伸教授则是日本研究康有为的专家，对康有为在箱根、须磨旅居还做过专门调查。相聚一堂，轰饮甚欢，席间畅谈清代学术源流，各抒己见，颇得切磋之乐。岛田先生藏书数万册，汉、和、英、法各种文字，坐拥书城，卓然成家。饮至五时，坚邀题字留念。我素不擅书，屡辞不获，是日，赠岛田先生龟墨，书“河图洛书，神龟背负”。为小野信尔教授题“史中巨子，学界泰斗”，因小野先生新膺花园大学副校长也。坂出先生熟谙戊戌、辛亥史，与我同好，书“捭阖维新史事，纵横辛亥陈迹”。河田先生论章学诚经史关系，又治宋明理学，书“六经皆史，四子咸邃”。森时彦先生近治匡复生，匡为“五四”闯将，书“火烧赵家楼，创办立达园”。尽是酒后即兴所书，未暇握管凝思。

十一日，晨起，函谢岛田虔次教授：

昨辱宠邀，顿快朵颐。既聆高言大句，复睹天禄琳琅。重荷夫人手治佳肴，弥增愧悚。而酒后失仪，妄舞砚池，班门弄斧，益感汗颜。务乞海涵，恕其疏狂。

湖笔三杖，乞哂纳。

十时，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彭泽周陪同访问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贝冢茂树先生。贝冢先生为小川吉次郎之子，兄弟蜚声学界，弟小川即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贝冢先生治甲骨文、金文，卓然成家。1981年访华时，曾相见于锦江饭店，别已三年，年亦八旬。寓址在人文科学研究所对门，甚幽静，会客室悬字画，有董作宾手书甲骨文，古董亦列四周。这次趋访，主要是询问王国维旅居日本情况。贝冢先生说：

王国维住京都时，时常看望父亲（小川），我在家中看到他几次，印象深刻。因我当时还年轻，记不清细节，不如对罗振玉那样深刻。

王国维在京都时间不长，约两三年。对王国维了解最清楚的是森田喜一郎。那时和王国维关系较多的是《支那学》杂志编辑，编辑中最年轻的就是森田，如今也已九十多岁了，您即使去，恐怕也谈不出什么问题。如果会文堂书店老板还健在的话，可能他会提出很多意见，可惜他已死了。会文堂的招牌是内藤虎男（即内藤湖南、内藤虎次郎），他一定有王国维的书信，但也去世了。内藤有几个儿子，长子应该了解，也死了，其他几个孩子可能也知道一些。让我慢慢想想，是否还有合适的人。

森田编《支那学》时还年轻，那时他还是京都大学的学生，除了他，别人都已去世了。我是1925年进京都大学一年级的，那时内藤还讲课，一年半以后，他就退休了，所以我是内藤的最后弟子。他退休后，收藏文物，特别是宋元版本图书。逝世后，藏书卖给武田制药公司。

王国维住处在罗振玉寓址附近，罗寓离此不远。

贝冢夫人找出地图，热心查询罗振玉住处，说在附近医院左近，医院病室还有罗振玉题字，是院长夫人的父亲请罗写的。贝冢先生认为“中国现代人的字，罗振玉最好”。

贝冢先生兴致勃勃地到楼上找出罗振玉手书篆轴和内藤的手札卷轴，说“里面也没有王国维的信”。又取出《先师湖南先生印谱》，署“东观书屋藏”，以及内藤著作《泪珠垂珠》《诸葛武侯》《宝左盦文》的初刻本，说：“这些书，《内藤湖南全集》虽都收过，但这是初刻本。《全集》中未收入的书信很多，《全集》的编辑只是在自己知道的范围内编集，所以有佚札。但在日本，王国维的书信如今存留的已很少了。”

贝冢先生精神矍铄，谈兴甚豪，不觉间，已晤谈一小时二十分，不敢久劳，乃握手告别。

离贝冢寓后，又在彭泽周教授引导下，访问罗振玉寓居旧址，似仍为原来建筑，名“碧光园”，今为“专卖共济组合京都宿泊所”，似为女学生宿舍。

返京都大学职员会馆，在狭间教授陪同下，凭吊小野川秀美教授墓。回馆二十分钟，再讲《近代经学的特点》，近藤邦康教授由名古屋赶来参加。讲毕，餐叙话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