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往笔谈录

泷泽诚

一

近代中国的大思想家，有“国学大师”之称的章炳麟，曾于清末在日本流亡了一段时期。当时，章炳麟属于主张共和制的同盟会派；此外，还有持相反政治立场的，即主张君主立宪制的康有为、梁启超派。两派背后，都分别有所谓日本浪人的支持。

日本大正中期以来，标榜“农村自治主义”这种独特社会思想的权藤成卿[3]，就是与流亡的中国革命家有往来的日本浪人之一。其时，在流亡的中国革命家和日本人之间，除了用叫作“白话”的中国口语交流思想外，还常用两者共同熟悉的中国古文进行笔谈。从日本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即中国清末到民国初年，在日中两国人之间进行笔谈而堪称著名者，有大河内辉声和清末诗人黄遵宪等。这些笔谈录，都作为日中交涉史的资料而汇集在一起[4]。由实藤编纂的中国文人和大河内辉声的笔谈录，其内容和分量很多，尽管介绍章炳麟和权藤成卿、武田范之的笔谈录，显得零零碎碎、前后错综，但对我们窥视清末流亡日本的中国革命家和日本浪人的交游情况，却已足够了。

二

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春，权藤成卿从长崎去东京，参加了刚成立不久的黑龙会，成为其主要的撰稿人之一。在这之前，他曾投资于朝鲜浪人的盟友——武田范之所筹办的渔业事业，惨遭失败而负债累累，不得已从他出生的久留米旧宅出走，躲到长崎的春德寺，过着沉沦的生活。春德寺从建寺开始，就致力于书籍翻译工作，藏有不少从幕府时代起就传入的中国书籍。正是在那里，权藤如饥似渴地吮吸知识养料，并参加诗文会，过着专心读书的生活。同时，权藤支持此时往来于日本、朝鲜之间的武田范之，隐匿和闵妃事件有关的人，以及和那些被称为朝鲜浪人的亚洲主义活动家，保持着一些联系。

权藤记录了长崎时代的生活：

余尝居崎林，寓于太素轩，乃画僧铁翁之旧栖。轩主瑞岩，交友滥觞，书剑之士，多踵其门……同调唱和，寄情欢娱，每以忘忧……呜呼！前乎汉宫喋血之变，后乎清国团匪之乱，同侪诸士，出入于死生鼎镬之中……[5]

由此可见，围绕着权藤的人们中，无疑有与远东政治的激发事件（闵妃事件、义和团事件）直接有关的人物。诚如文中所说，此时的权藤的忧虑在于：事业的失败，与父亲的不和，旧权藤家经济的衰败，以及远东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等。

三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春，黑龙会组成之际，属于久留米派的人们，承担了这个团体的大部分理论工作。例如，以写汉诗闻名的宫崎繁吉，就负责撰写了黑龙会纲领。宫崎是权藤成卿的胞弟震二的朋友，久留米勤皇派领袖真木和泉的亲戚。而震二也是活跃于当时文坛一支铁笔，初期黑龙会的骨干。

因此，促使蛰居长崎的权藤成卿去东京，并成为黑龙会的一员，原因恐怕多半是宫崎繁吉和震二的劝诱吧。以后，直到因关东大震灾而和内田良平分手之前，权藤长期保持着与黑龙会的关系，他记述去东京后的生活如下：

余北征之后，来东京，寓茜陵之阿。时东方之事渐急，世论涌沸，无所底止。及讨露（俄）之役起，同游之士多戎旅为伍。明年战辍，清之逐客黄兴、孙文、章炳麟等，皆来集东京。未几，开朝鲜统监府，李容九、宋秉畯等主唱同治一匡，而世子禅韩王位，伊藤博文为刺客所戕，容九乃上议合邦。合邦之事既毕，汉客诸辈，频论大势所趋，烈烈炎炎，遂以倾复爱新觉罗之鼎命为务。其间，余心神难定，而容九已辞世，教仁亦毙于非命，岂能置身度外乎！……[6]

这里，并没有提及内田良平和气息奄奄的韩国一进会，其实，确也无此必要。因为，那时的权藤和内田一样，是作为饱尝日韩合邦运动备受挫折之苦汁的一个当事者，才记下上述话语的。

黑龙会在进行日韩合邦运动的同时，援助了中国革命党——主要是同盟会——的活动，前述权藤的文章中，所列举的中国革命家都是同盟会成员。正是这个原因，虽则同盟会成员与康有为、梁启超相比，得到华侨的支援要少得多，但却得到许多民间的日本人的支持。例如，在当时新兴的电影事业中，赚了大钱的梅屋庄吉，以及创办了赤池煤矿的玄洋社的平冈浩太郎，即毫不吝惜地给予中国革命运动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援助。此外，作为亚洲主义者而闻名的宫崎滔天也担任了孙文的秘书。

被人们称为“青年远征家之团体”的黑龙会，成立伊始就有报告会务活动的《会报》，及其续刊《黑龙》和《东亚日报》等。权藤一到东京，旋即担任了这些黑龙会机关报的编辑。至于他究竟做了些什么，这只要看看当时的杂志，便可推定[7]。与此同时，在日本的中国革新势力也分成康有为派和同盟会派，它们各自发行《新民丛报》和《民报》，就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前。毋庸置疑，这场论争不仅在旅居日本的中国人中，而且也在中国国内和部分日本人中，引起关注，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高涨。

权藤作为黑龙会杂志的编辑部成员，对这些在日本的中国人的动向，自然十分关心。事实上，从《黑龙》卷末的寄赠书目栏内，可以看到有自创刊号开始的《新民丛报》，至于与之关系更为密切的同盟会的《民报》之自发行起即寄赠黑龙会当非意外。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黑龙》之续刊《东亚月报》上，记有读者问答：

要支持东亚大局，当期待于中日两国人民，此乃理所当然。但敝国有立宪主义，又有革命主义，请问两者谁对东亚大局有益呢？——华人李子华。

闲闲道人答：立宪无可置非，革命亦为合理，应顺应国民性。英德共为立宪而其趣殊，美法共为民主而其情异。可采取适合华人自身历史的模式。

闲闲道人是权藤成卿的号，因此，这正是他的意见。所谓“采取适合华人自身历史的模式”，反映了权藤的基本的思想方法，亦即进入大正时期以后，权藤社会思想的独特之处。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即明治三十九年夏，因《苏报》案而遭到三年监禁的章炳麟，从上海租界监狱释放，直接来到日本，担任《民报》主笔。章编辑的《民报》，从第七期至第十八期，几乎是《民报》最辉煌的时期。章一到日本，同盟会和支持它的留学生，曾在神田的锦辉馆召开了欢迎会（七月十五日），有关盛况被记录在章炳麟的《自定年谱》上[8]。由于章炳麟是一位倡导灭满兴汉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著名学者，所以，他加入同盟会，也就大大推动了同盟会思想的迅速传播。既然在此之前，同盟会和黑龙会的关系就颇为密切，故而章炳麟到日本后和权藤成卿的结识，显然不须花费时日。

四

目前，作为了解权藤成卿和章炳麟交游的线索，是章的同乡、同盟会骨干宋教仁在日本留学时的日记——《我之历史》[9]。由此，不仅可以了解在同盟会中国人的心目中对当时权藤的评价究竟如何，而且还可知道一些他的交游面。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三十日，晴。九时，至神田各书店购书，购得《汉文典》等及《精神学讲义》十余部。十二时，至会芳楼午膳。二时回。平山周、萱野长知来，宫崎沽酒饮之，余亦与坐，席中并有郗沛生及权藤氏二人。余与郗沛生谈良久，复与权藤氏谈，始知其为汉学者，汉文、诗俱能作，并写二诗与余观之，皆清逸可诵也。良久，诸人皆醉，始散。九时，余乃就寝，因饮酒，故终夜不能成寐。

（明治四十年，1907年1月）八日，晴。夜，去孙逸仙寓，坐片刻。九时回。章枚叔约余明日同往访权藤氏，余诺之。

九日，晴。十时，偕章枚叔往访权藤氏，十一时至其家，坐谈最久。权藤氏出其诗稿，言首倩枚叔与余改之。余谢未遑，枚叔为改数句，遂留午餐。[10]

明治三十九年，权藤居住在赤坂仲町，邻近处即为黑龙会事务所和《东亚月报》发行所。章炳麟约宋教仁同去访问权藤，可见在宋和权藤结识前，章已和权藤相识。既然权藤的住宅紧靠着黑龙会事务所，因此，对权藤来说，与同盟会成员的接触机会一定是相当多的[11]。

权藤和章的笔谈录，残留于其后人所保存的权藤档案中。它书写于用笺和卷纸上，并杂放在老式的长信封内。其中，权藤曾亲笔书写一纸：

是笔谈残片，上一节乃僧洪畴所署，次为汉客章太炎，再次为予。其时应酬问答文册，颇涉机微，俱焚。惟此片尚存，即贻松心川上君。呜呼！二十年旧交散亡过半，忆昔而怅然者良久。

丙寅一月十九日 权藤善识

丙寅是大正十五年（1926年），所提到的松心川上君，是武田范之的支持者——高田地主川上善兵卫（高田即今上越市）。在此前后数年间，川上曾受其师武田范之的委托，一面分类整理卷帙浩繁的武田档案——《洪畴遗绩》[12]，一面专心致志地写作武田范之传，这就是目前通行的稿本《兴亚前提史》。川上的写作得到了武田的友人权藤的全力支持，权藤提供了不少材料。

现今流传的笔谈内容涉及面很广，有汉诗应酬、对日本文人的批评议论、日中风俗、中国革命和满洲问题等。但在目前考定的笔谈录中，有关革命党的内部事务（章和孙文在当时的对立）、日本政府之动向，以及革命方法等涉及革命党及其支持者日本浪人的绝密内容，都没有发现，或许即由于“应酬问答文册，颇涉机微，俱焚”的缘故吧！

如前所述，笔谈录的内容和形式前后错综，仅为断片。估计章炳麟和武田范之是初会，和权藤则不用说早就认识了。

章：闻公以英雄而为出世人，故来瞻仰。仆亦非和尚也，而又似乎和尚。

武田：儒而非儒，僧而非僧，我党士不合时宜，与天下奇杰士肝胆相照，痛议时事，是快事也。

权藤：社会主义所云，有佛教平等普度之旨。其戒律曰勿盗，惟今日掌权者皆“盗”，故以盗攻盗，不得谓盗。盗国者王，古已如此，至今亦然。

章：佛教云：以细楔出粗楔。吾辈亦以细盗攻大盗。盗人道者曰学，盗人财者曰盗，故盗似有两义。吾辈不问其名何如，惟毙反吾辈者。君于朝鲜如手刃闵妃等英雄业绩，能示一二否？

武田：杀人必见血，此乃英雄手段。因系寻常小事，不值一谈。英雄欲鼓舞天下，惟恐民心不动。闻湖南匪徒出，英雄之士亦乘机而起，天下事尚可图。

章：古代中国人心与日本有异。盖以匪徒暴动为理所当然，故响应者虽多，而大率乌合之众，不惯纪律，极碍举事。幸民智渐开，今湖南诸党已摒弃排外仇教之举。

权藤：汉高祖亦仅为匪徒之酋长。虽目前匪徒之暴动，似不屑一谈，然匪徒中非无奇伟倜傥之士。尝以为中国之兴起，有赖百战而非平和，尊意何如？

章：诚如君所云，今日正如痈疽甚大，决非普通药剂可治愈，除手术、猛药治疗外，别无他法。

权藤：滔天兄近与梁启超会面否？

章：能劝其来否？颇思晤见，无恶意也。

权藤：尚未遇见，彼确居横滨。

此外，另有一份笔谈材料，只是除章炳麟、权藤外，无法确定是否有其他人参加笔谈。大概这两份材料即为权藤送给川上善兵卫的笔谈录吧。且看权藤和章炳麟对日本文人的评议：

权藤：森槐南少即能诗，惟阿谀权贵，有如伊藤博文之使女。且诗句琐碎，匠气十足。

章：此人诗，于稳当中似有情致，惟若剪纸作彩，少奇拔之气。

权藤：批评甚对。然所云有情，惟其本人应无冷漠，而见其诗句有情，何也？仆难分辨。

章：本人虽无情，作诗恰有情。昔者，宋之问有“桃花红依绶”句，人即讥其无时不思利彩，槐南亦有其病。彼从伊藤来华而所作七律四首，首句“笑拂宫袍走九州”与“桃花红依绶”同。

权藤：高见。槐南难免为众人所唾弃也。

章：宋之问作诗乃自腹中捻出，而槐南则搜索于《佩文韵府》，两者相去何止三千里焉。桂湖村、国分青崖若何？

权藤：湖村虽非明慧，而以好学之士而见其可爱。青崖为人奇拔，乃日人中酷爱诗者。此等士亦仅三四人而已，皆有可取之处。欲欣赏青崖之诗否？

章：以吾所见，两人之诗优于槐南。格调潇洒而无出格之处，因其情非仅依田园，此乃优之所在。

权藤：余亦有同感。惟所云“有情而倚”，恐未达到。

章：馆森鸿为人稳而轻利，有文无诗。昔居台湾，馆森常请余修改文字，屡欲为余弟子，拒之，而以兄弟相待。数年间迭寄文章，且余身陷囹圄时亦然。惟近半年音讯不通，务请探问寓所，如何？

权藤：余与馆森虽不识面，然知其名，系好学且与吾等同调者。据云其为儿玉将军挚友，将军已故，而将军弟儿玉文太郎乃余亲友。俟有闻当告知。

章：若知其踪迹，不胜感激。

有关馆森鸿的笔谈材料，还有如下处，看来这些笔谈不会是以后进行的。

章：馆森好媚上，系小吏行径。此人今居何处？

权藤：为台湾总督府书记官。

章：重野成斋？

权藤：虽详国史，惟为人愚蠢。

章炳麟不管对日本人，或是对中国人，都是直言不讳、无所顾忌的，为此，他是以树敌过多而闻名的。在这些笔谈中，章的对手权藤也做了毫无逊色的发言。章请其后辈宋教仁去权藤处，以权藤作为解闷漫谈的对象，正是因为权藤是够得上章水平的少数日本人之一。此外，章炳麟和权藤在传统主义思想上的一致，即因为国粹主义者而意气相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章：去“五二共进会”游览，见众多字画，其中几幅特好，故记下作者姓氏。曾识精于此道者否？

权藤：均知悉。惟大多画失于巧，近画匠气，不屑一顾。纵然配色尚好，难登大雅之堂。

章：先生批评甚对，可曰法铏。

权藤：近日我国绘画水平甚低，一味热衷于西洋风格。

章：放弃国粹，盲目崇洋，余不赞成。

权藤：非绘画如此，我国自明治初年以来，文物制度大抵取法西洋，有伤国体。贵国吸取新学，当详加审察。

此外，与前述宋教仁日记相应所能见到的笔谈，约有两篇：

权藤：除夕，自旧友处得盆栽梅花一株。元旦，对梅少韵，赋七言八旬，请教正。

章：字句古炼，韵亦好，敬服犹恐不及，怎敢妄加删改。

权藤：昨日，一遵新年惯例（汉诗省略）。余不懂汉诗叶韵，能指教否？

章：古音古节，大多盛唐风格。

权藤：请勿客气，如蒙指正，三生有幸。先生于协律之说过奖也，吾辈尚不懂舍弃劣作。

章：叶韵调合，一谈及此，于人生则感慨万千矣。

笔谈录中，还有其他一些内容，如围绕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批判为中心的日中武士道问题，满洲义军和与之相关联的满蒙问题，革命方法论问题，等等。具体情况请参见拙著《权藤成卿》，以及坂上信八郎所著《向大陆进发——关于武田范之》[13]。

五

权藤在和章炳麟的交游中，抱着“不单纯在学问上交流，而是要通过亡命于革命行动时代之日本的颇多曲折的一代，继续进行无所猜疑和隔阂的交际”[14]这一宗旨。因此，尽管武田范之和章炳麟在《民报》和《黑龙》续刊《东亚月报》（汉文杂志）彼此论战，结果导致决裂，但就在此前不久，权藤、武田和章之间的关系还是亲密的。这可从下面事实中予以证明：明治四十年（1907年）四月二十日，东京印度留学生在虎门女学馆召开西婆耆王纪念会，章炳麟参加后即在《民报》十三号（明治四十年五月发行）上，发表了“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纪事”一文。[15]紧接着，下个月（六月）发行的《黑龙》第七年二号，就转载了这篇文章。

在这篇论文中，章炳麟阐述了他的亚洲观，表示了他对印度等亚洲国家独立的关注，以及对出席该纪念会的大隈重信讲话的深恶痛绝。凡此种种，《黑龙》都予转载，并附有权藤的注：“太炎子此篇，乃迫不得已而登载也。”再下个月《黑龙》的“闲子春秋”中说：“印度留学生于虎门女学馆开西婆耆王纪念会，东西名流云集。大隈重信曾作演说，论印度自亡。支那、印度诸士不悦。”“闲子春秋”上有闲闲子的亲笔署名，可见权藤的确参与其事。总之，在权藤和章之间，并没有像武田和章那样明确的意见对立。不过，虽然从权藤的汉诗集《闲闲子诗》和前面的权藤文字中，反映出他对同盟会成员及其运动的看法，但之后他和同盟会的关系似乎中断了。权藤从最初作为日韩合并后之“一进会”成员，李氏朝鲜的官员，直到成为抗日游击队的理论家，与各种类型的韩国人交往，这种明显的前后不同，其理由难道只是权藤自称“系机密而焚”吗？

打开章炳麟的《自定年谱》和著作集《章氏丛书》这类已公开刊行的文章，有关权藤成卿等内容，都无记载；如勉强算的话，前述章和武田范之公开论争的一些内容，《章氏丛书》有所收录，但亦仅此而已。最近，在北京发行的章炳麟文集中，也没有收录这些材料。

关于日本浪人一有机会就进行交游的情况，中国人一方很少记载。本文展示的权藤、武田和章炳麟交游的前后，也是北辉次郎和宋教仁、谭人凤交游的时期。北辉次郎所撰的《支那革命外史》，热情赞颂宋教仁等人的思想，并还收养谭人凤的遗子，将他扶养成人。然而，相应的宋教仁等中国人对北辉次郎思想的评价，却无比较确实可靠的材料。

六

此外，从章炳麟和权藤成卿笔谈录中所见的他们之交游中，尚须探究章炳麟究竟从权藤处得到了什么？先从结论来看，对权藤而言，他和章炳麟的交游，无非是围绕于日本外交政治活动的一段壮年期插曲而已，是伴随着日韩合邦运动和黑龙会对中国革命的支援活动而进行的。

先前的《新民丛报》和《民报》的论战，也给权藤以影响。几年之后，当权藤宣传其社会思想时，曾援用了和章对立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16]。关于《文中子中说》（权藤认为《文中子》乃隋王通所撰，王通是去中国留学的日本人南渊清安的老师，南渊归国后推动了大化革新思想的发展），章炳麟认为系后人假托，故断为伪书[17]。现存笔谈录中，没有关于《文中子中说》等涉及王通的内容，或许那时，亦即在明治末年，权藤尚未形成其社会思想的构图，甚至连胚芽也没有吧。大约权藤为了予自己的立场以权威，才援用大化革新和王通有渊源关系这一点，而他采用《文中子中说》与制度学等说法最早见于他公开发行的处女作《皇民自治本义》（大正九年，1920年）中。

如宋教仁日记中称为“汉学家”的权藤成卿，汉诗水平很高，即使考虑到在支援者、亡命者之间，免不了谦虚客套，但当章和权藤交换有关日中学术意见时，毕竟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的，这从前述笔谈中，已可略见一二。其时，权藤成卿向章炳麟提供中国革命的理论背景，而章炳麟与其说是民族主义学者，倒不如说是清末考证学大师来得更恰当些，为此，权藤与章的论争和章与武田范之的论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何况权藤和章炳麟对公私有明确的区别，彼此都致力于对大家有益的支持。

我们在考察日本浪人和中国同盟会关系时，必然会涉及革命资金的来源问题，这些资金不同于平冈浩太郎和梅屋庄吉等纯粹出于个人财力而提供的。关于它们的来源和如何偿还等颇为苦恼的内容，不得其详。我们知道，这时接近权藤成卿的人物有黑龙会的内田良平，他曾充当同盟会的代理人，向三井财阀作保，斡旋大量资金，我们也知道，他在民国政府成立后和同盟会关系起了怎样的变化。因此，在日韩合邦运动中，日本政府对内田的看法酷似日韩合并后日本政府对黑龙会的态度。这个事实，从内田这些日本浪人主观上检查，免不了要受指责。考虑到内田当时窘迫的经济状况，他献出的实际上是自己节衣缩食才省下的钱，只是接受其援助的中国当事者一方，存在着另一种伦理而并不理解。两者思想的分歧，或许是以“礼”治国的中国和单一民族的岛国——新兴日本——之间的文化与国民性不同的缘故吧。

权藤成卿在其所属的黑龙会支援中国同盟会时，无疑采取了不同于内田等人的方式，并有所节制。为此，他不赞成北辉次郎、内田良平那样不顾社会名誉而以自己生活为赌注的做法。确如宋教仁指出的，权藤是一位把握住日中国民性不同的“汉学家”，他在和章炳麟讨论满洲国问题时，就保持了十分冷静的态度。章炳麟故世后不久，权藤根据记忆和所藏文书，写了《章太炎对于满蒙殖民问题的意见》[18]，得出了满洲是汉民族的满洲的结论：

……日本之势力与计划，几多曲折，张作霖之炸亡，更一转为满洲之独立……此前后十余年间，支那族之移居，二倍于太炎预期，时下已超出三千余万人矣。满洲主客之位已变……新居汉族堪称大半，而其间日本居民合朝鲜流民能有几何，无法比拟于汉移民。倘若太炎所云，人民为国，则将来之满洲，非汉族不属。反之，若以武力、经济力即可控制，或可归属我国。

我当局警告非常期之来临，一意军备之扩充，投放巨额国费、计划大批移民，颇为焦头烂额。欲移民匹敌于三千余万支那移民，而使太炎棺中长叹，非易事也。故多此一举。

这篇文章写于昭和十一年（1936年）八月，即日本建立“满洲国”后五年，当时由国策决定的移民满洲正处于鼎盛时期。权藤根据章炳麟满蒙观所阐发的观点，显然与昭和初期的一般论调，以及与中国同盟会交游的大多数日本浪人的观点不同。至于明治末年，权藤和章炳麟关于中国革命胜利后发生的所谓“满蒙问题”的讨论中，是否已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得其详。然而，这期间之后的“满洲国”究竟造成怎样的结果呢？对了解满蒙现状的我们，很容易做出历史的判断。

七

清末，即我国明治末年，中国杰出的民族主义者章炳麟和大陆浪人权藤成卿、武田范之进行的这类笔谈，可以让我们从中略窥当时浪人和流亡的中国革命家之间的交游情况。同时，根据这种交游的前后过程，也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去考虑日中两国国民性不同的问题。本文所涉及的日本浪人对中国革命的想法，以及接受这种想法的另一方之间的差异，大约是汉字文化圈中先进的中国和受其影响的日本有史以来所从未见过的倾向吧。对流亡日本的中国人说来，日本浪人的想法，真有点“单相思”啊！

日本人对中国的憧憬已变，在我们的周围如今也有为数不少的裂缝，这里，无一一记述的必要。回顾以支援中国革命的日本人为轴心而展开的近代日中交涉史画卷时，必须排除悲观的看法而采取承认事实的态度。无论如何，权藤成卿和章炳麟的交游，这是历史上演出的一出黑龙会时代光耀夺目的戏剧。他们的交游并没有违背自己的立场和超出礼仪的范围，恰与内田良平、北辉次郎等人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成鲜明的对照。从这点看，章炳麟和权藤真称得上是两位正统的“读书人”啊！

黄绍海译 钱君华校

译自《日本历史》1981年8月号第339号

[1] 梦庵：《答太炎书》，《东亚月报》第四号，明治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印刷。

[2] 《鳌海钩玄》第50页，显圣寺排印本，明治四十四年六月版。

[3] 权藤成卿（1868—1937年），名善太郎，成卿系其号，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制度学家。

[4] 实藤惠秀：《大河内文书》，昭和四十九年五月，平凡社刊。

[5] 权藤成卿：《闲闲子诗》，昭和八年十二月，权藤四郎介刊。

[6] 权藤成卿：《闲闲子诗》。

[7] 黑龙会发行杂志《黑龙》《东亚月报》，国会图书馆收藏。《黑龙》最近（昭和五十五年三月）在龙溪书舍刊行。

[8] 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龙门书局1965年版。又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

[9] 宋教仁：《我之历史》，文星书店1962年版。译者按，湖南人民出版社有译注本，题《宋教仁日记》。

[10] 译者注：此处译文据湖南版《宋教仁日记》。

[11] 有关这时的黑龙会和权藤成卿，见汤志钧：《权藤成卿备忘录》，昭和四十三年十一月，私家版。

[12] 川上善兵卫和武田范之的关系、《洪畴遗绩》、《武田范之文书——洪畴遗绩》见拙著《近代日本右派社会思想研究》，1980年8月，论创社刊收。

[13] 判泽弘编：“去亚洲的梦”，《明治之群象》（六），三一书房1970年版。

[14] 杂志《制度之研究》第十一号，昭和十一年八月。

[15] 有关“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纪事”，见岛田虔次的论文《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1965年10月，筑摩书房刊。

[16] 《关于权藤成卿受清末公羊学派的影响》，汤志钧：《近代日本右派社会思想研究》1980年8月，论创社刊收。

[17] 汪吟龙：《与章太炎论文中子书》，《文中子考信录》，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18] 杂志《制度之研究》第十二号，昭和十一年九月。有关权藤的论文《权藤成卿之满蒙观》，汤志钧：《近代日本右派社会思想研究》1980年8月，论创社刊全文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