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口一郎

我曾经由竹内好先生的介绍，翻译了孙文的“三民主义”（《世界大思想全集》23卷，河山书房新社，1961年3月）。不用说，竹内先生是在日本深入地研究鲁迅思想，并能提出重大问题的学者。当然，竹内先生的研究并不局限于鲁迅，也包括孙文的三民主义，大约是从读“全体中国人”“中国人之心”等开始的吧。其时发表的《孙文观的问题点》即登载于竹内先生编集的《思想》孙文特辑号（1957年6月）。至于我译出的三民主义，在他认为，是在日本人心中构筑一个中国革命，或者作为中国的象征的孙文形象，所不可与缺的重要方面。但是，竹内先生没有来得及为我们明确地说明，他认为是从“中国人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的主人孙文的全貌，便逝世了。

当然，有关孙文的著作、评论和论文，战前或战后，出了不少，但对孙文做深入地、正式地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才开始的。然而，能像竹内先生那样，把孙文的形象鲜明地展现在国民面前，却不多见。孙文的名字，大体为人所知，但提到他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想的本质，却多数感到茫然。比之于鲁迅，那要逊色得多。

对于鲁迅，不仅有专门的、详细的研究，而且一般专著和评论也多，不仅翻译多种本子，而且有全译，收于文库本。仙台的鲁迅纪念碑，也将鲁迅的生平昭著于世。鲁迅在日本人的意识、文学或者思想界中，占有明确的地位。尽管孙文的著作也译了一些，相比之下，却显得极不充分，只有岩波文库有安藤彦太郎先生所译《三民主义》，为一般所了解。此外，中公的世界名著《孙文·毛泽东》（1969年）和岩波的《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1977年）等，收集了一些译文，读后可解除一些疑问。外务省译的《孙文全集》，战后再版，但它的翻译却很不准确。考虑到孙文和鲁迅一样，必须在日本人中间有一个明确的是非，其重要程度，从众多研究著作的出现，可见一斑。不过，如鲁迅那样明白无误却还鲜见。

如此看来，全译孙文的著作似无必要，从现在起，花上十年时间，选译孙文的重要著作，能够让更多人去读它，也许更有作用。1972年，伊地智善继先生负责语言方面，彭泽周先生协助，阪神地区的寺应映雄、林要三、伊藤寺一、西林茂雄、中村哲夫、庄司庄一、河田悌一、武田秀夫、鸟井克之、山田敬三、今里祯先生等，中国史、中国思想、文学、语言学的研究者共十一人，也参加了这项工作，翻译出《孙文选集》全三册。之后，翻译审查会接连开了几次，再过了三年，完成了约两千张译稿。碰巧，神户华侨总会的林同春先生等一些人，由华侨方面提出，是否与日本人协力在神户的舞子浜的移情阁，再建孙文纪念馆？这件事久为心愿，自然一口应承。考虑到此举的重要，于是立即忙乎开来，至今当有七八年时间了。而《选集》的出版，同时陆陆续续地进行着。

移情阁是活跃在明治、大正时期的神户豪商吴锦堂的别墅，大正初年，建造于须磨浦的淡路岛。它是一幢三层八角形的建筑物，面对着景色秀美的濑户内海，由于远望呈六角形，故通常称作“六角堂”。现今的移情阁，与初建基本一样。1913年3月，在神户的华侨和日本人中的有志者，在移情阁的玄关前，拍摄的孙文照片，已收藏在神户的华侨历史博物馆内。如果没有这张照片，就无法确认两者的相似。战后的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在神户的华侨准备集资修复移情阁，筹设孙中山纪念馆，但所需资金数目庞大，何况收集展品、开馆后的运营等，都是复杂的问题。于是华侨方面提出，能否借助于日本人的力量，再建一个名实相副的孙中山纪念馆？

我很高兴能和华侨方面相商纪念馆的再建问题。只是开设纪念馆，必须有近两亿日元的资金，而这远非一介书生能筹集到的。感谢神户大学的同事伊藤道治先生和山田敬三先生，他们给予了全力支持，共同制订设馆的计划，否则，此项工作能否进行尚属疑问。几经波折，去年年底，向友人兵库县副知事户谷松司先生诉说苦衷，终于得到县里的支持，把移情阁作为县有物来进行修复。此外，还有不少其他的援助。去年九月，是日中复交十周年纪念日，神户华侨总会把移情阁赠送给兵库县。这样，和广东省结为友好省的兵库县（今年3月23日举行的调印式），便开始进行修复，并以此作为纪念事业的一环。移情阁的修复、整理，需耗资一亿三千五百万日元，全部列入昭和五十八年（1983年）度县预算中。遵照县里的委托，将由新成立的财团法人“孙中山纪念馆”负责管理、运营馆务的责任。预料此事指日可待。

估计最初阶段，开馆会面临众多的困难，例如，财团法人“孙中山纪念馆”，以县规模来说，须有五千万日元的财产，显然筹此不易。去年秋，委员长、前神大校长须田勇先生和我、伊地智善继先生、伊藤道治先生等六名日本人，加上陈德仁先生、林同春先生、陈舜臣先生等四名华侨，组成设立财团法人的准备委员会，以求财团最终成立。与此同时，必须准备开馆所需的展品，以及制订有关事业和研究的计划。去年六月，在神户召开了孙文研究会，第一个问题就是讨论如何加速上述计划的具体实施。

到目前为止，孙文研究会已召开了七次会议，都以研究活动为中心。研究报告方面，有陈德仁先生的《辛亥革命和神户华侨》，笠井清先生的《南方熊楠与孙文》，松本英纪先生的《末永节与孙文、黄兴——访问福冈的末永贤次氏》，大西寿子先生的《在县立高女听宋庆龄讲话》，安井三吉先生的《孙文和神户——外交史料馆所藏资料介绍》，以及伊地智善继、山口一郎的《香港、东南亚旅行杂谈——关于孙中山纪念馆》等。会场就设在位于神户港通向元町海岸的神户华侨总商会会馆十楼研究会的任意一间房里，承总商会会长陈德仁先生的厚意，房间都是免费提供的。并且，由陈德仁先生的鼎助，在那里一边品尝美味的中国菜肴，一边召开恳谈会，颇为怡然自得。

除研究报告外，还不时召开研究会或检讨会，讨论研究会和纪念馆今后事业的计划。在纪念馆展出的资料放在同一幢大楼，即华侨总商会会馆二楼的华侨历史博物馆内，馆长陈德仁先生努力收集到的与孙文有关的照片和遗物，以及绘画等贵重资料，也陈列在那里。我所藏二百册孙文关系文献也准备陈列在纪念馆。另外，还计划请北京的中国画家描绘孙文生涯的图画，予以展出。不过，更为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去那些曾和孙文有来往的故友的家中，发掘尚未见世的资料，加以展示。去年秋，陈德仁先生、松本英纪先生一同去福冈访问末永贤次氏，请他协助。今后，当向更多的孙文研究者和关系者乞教，努力发掘关于孙文的新资料，并发表其研究成果。为此，取得正式的、年轻的孙文研究者的帮助，是很必要的，不过，从事这类调查活动所需要的资金及其他条件，则无论如何必须加以考虑。

今后，有关新发掘的孙文关系资料和研究成果，准备在研究会发行的《孙文研究》（年刊）杂志上发表，或者以单行本刊行。当然，为实现这些，活泼的研究活动和资金是不可缺少的，目前尚未如愿。

《孙文研究》预定作为孙文研究会的机关杂志发行，同时，又是孙中山纪念馆事业计划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考虑到别的研究会的会报或是半年刊，或是旬刊，这样，相比之下，《孙文研究》似乎简单些。因此，纪念馆开馆后，有出版《孙中山纪念馆通讯》的必要，它应当单独印行，而且必须迅速。至于负责纪念馆运营的财团法人“孙中山纪念会”和孙文研究会的关系，一般说来，研究会不仅支持纪念会，而且以全力支援纪念馆的事业。

所以，孙中山纪念馆或纪念会的事业计划，实际上，是以孙文研究会为中心而推进的。尽管有移情阁作孙中山纪念馆，开馆后能让众多的参观者看到孙文关系资料，但这远非其全部意义。展出成果固然重要，然而作为孙文研究会的中心，始终应该不断地发掘新资料，出版能作为调查研究成果的、学术的或一般的论著，并召开讲座、讲习会、讲演会，甚至利用电视等手段，进行启蒙运动。此外，还应注重和中山大学等中国学术机关、各地的孙中山纪念馆展开广泛的交流。只有这样，竹内先生最先描画的孙文形象，或者才可以成为世世代代友好的日中关系的出发点，深深地埋入日本人的意识之中。由此说来，设立孙中山纪念馆的意义，将会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以上所说仅是初步设想，尚未实现。财团法人“孙中山纪念馆”也未正式成立。而孙文研究会的活动，也没有正常化，只是刚开个头。今后为实现上述设想，需要持续的努力。我已年近古稀，自感精力不济，深恐中途停息，祈望在中国研究上对孙文特别有兴趣的研究者，给予多方面的协助和鞭策。就此结束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