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和日本政界人士颇多接触。特别是他初到日本时，曾向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上书，展开“勤王”活动；又撰写《戊戌政变记》《光绪圣德记》，宣传变法维新，鼓吹政治改良，反对慈禧、荣禄，拥护光绪复辟。此后，又组织政闻社，主张立宪。

我在日本访问期间，曾注意搜集康、梁佚文，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征集了部分函札。其中《致伊藤博文、林权助书》《致大隈重信书》《梁启超与志贺重昂笔谈记录》《致山本梅崖书》及《致犬养毅书》中的一部分，是梁启超初抵日本时写的，对资产阶级的“勤王”活动极有参考价值；《致柏原文太郎书》等过去也未曾露布，特辑录一起。

梁启超旅日时间很长，散存在日本的函札一定不少，如果能提供线索，进一步发掘，那对《梁启超全集》的编纂和《梁启超年谱》的进一步整理，将更有帮助。

致伊藤博文、林权助书

梁启超、王照泣血百拜上书伊藤君侯、林公使执事：

虽然，寡君之生死，敝国存亡之所系；而敝国之存亡，又东方大局安危之所系也。今者强俄眈眈，视东方诸邦如彼囊中之物，苟敝国不克自立，虽贵邦欲提而挈之，以同敌俄，恐力量必有所不给矣。欲敝国之自立，舍寡君而外，他无可冀者。寡君英明勇决，知无不行，数月以来，凡敝邦译出之西书无所不读，译出之西书无所不观。深知非变法不能自存，故毅然排众议而行之，虽条理次第未尽详密，然所以不能按次第而行者，则由大权不在寡君之手也。大权不属，故大纲不能变，只能变枝叶，黜陟不能施，故徒托空言，内外臣等知寡君之无权也，故虽屡下诏书，而莫肯奉行，寡君亦无如之何。此数月以来，敝国办事艰难之情形也。使寡君而有全权，其所办之事，岂止于此而已哉！其必能成就敝国之自立，而保全东方之大局有断然矣。今寡君既有不虞，敝国复何所望？女后及满洲党死心塌地愿为俄人之奴隶，托庇于其宇下，只求区区之北京无事，他非所计也。呜呼！自此以往，敝国其折而入于俄矣。

若执事念兄弟之邦交，顾东方之大局，望与英、米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或致书总署，揭破其欲弑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告之曰：若大皇帝有大故，某等各国将下国旗绝邦交，兴问罪之师，代支那讨弑君贼云云。则彼等或有所惧，而不敢肆其荼毒，则非独启超等之幸，实敝国四万万臣民所同感戴者也。寡君现时闲居南苑一室，名瀛台者，四周环以水，行坐饮食皆有人看管，命在旦夕，一二志士妄思援手者，皆已计穷力竭，呼吁无由。若贵邦及诸大国不救之，则为绝望矣。启超等明知他邦干预内政，非本邦之福，然日暮途远，不得不倒行逆施。彼女后及满洲党执国权则亡也，诸邦群起干预内政亦亡也，其为亡一也，宁借日本、英、美之维持，不甘为露西亚之奴隶。敢披沥心腹，陈于执事，惟哀而察之。

八月十二日

贵邦军舰大岛中

再，数日以来，闻北京志士被逮下狱者不乏其人。敝邦风气初开，人才甚少，今〔所〕被逮者，多血性男子，一网打尽，敝邦元气无复〔振〕之时矣。且彼之捕志士也，并非奉有诏书，特出提督府满洲数人之意而已。如此肆意荼毒，未知底止，真令人发指眦裂。狱中人士如谭嗣同、徐致靖、徐仁镜、康广仁等，皆豪杰之士也，不识大国能仗义设法救之否？或在总署恫喝胁制之，或就中有西乡隆盛公其人者，脱于死而佐大业，未可知也，并乞留意焉。

启超、照又拜

〔说明〕本件录自《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八《外国人书简》七八，发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明治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1898年）。查戊戌八月初六日“政变”起，梁启超避入日本公使馆。次日，乘日本大岛兵船而东，此函即在大岛舰中所书。函中所言慈禧、光绪事，与梁氏后撰《光绪圣德记》相泐，审系梁氏亲笔。又言慈禧亲俄，请日方营救谭嗣同等，且与王照同署，知梁氏与王照这时旨趣相同，与后来和王照牴牾有别。

致大隈重信书

梁启超、王照再拜上书大隈伯爵阁下：

启超等以羁旅远人，承贵政府之不弃，优加保护，庇之以使馆，送之以军舰，授餐适馆，宾至如归。在贵政府则仗大义以周旋，在启超等则感深情于无既。舍馆既定，辄欲晋谒，面致谢悃，并欲有所陈说，曾托小林、柏原两君代请赐见之期，数日未得闻命。想我公政余鲜暇，或亦秘密斯举，深避嫌疑，未便接见。用是不敢固请，惟胸中所怀欲陈者，请得以书一一言之。

敝国此次政变之原因，约有四端：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英与露之争。然要而论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露西以求保护。故综此四端，实为帝、后两派而已。

皇上本非西后亲生之子，当其立之之时，不过拥为虚名，而西后自专朝柄，皇上虽在位二十四载，而于皇上应享之权利，实未尝一旦能享之也。皇上年既渐长，而外患亦日深，数年以来，屡思发愤改革，皆见制于西后。凡皇上有所亲信之人，西后必加谴逐，甲午年之窜安维峻，乙未年之褫长麟、汪鸣銮，革文廷式，今年四月之逐翁同龢，皆此类也。盖其意务欲翦尽皇上之羽翼，去尽皇上之腹心，使皇上孤立于上，然后能任其所欲为，此历年以来西后掌权之实情也。然使既夺其权，而能举其职，则亦何伤。无如西后之政策，惟一意求俄人保护，甘心为奴隶，但求北京之无事、颐和园之安全，虽尽割全国之膏腴，尽弃全国之利益，亦所不惜。皇上痛心疾首，无可如何。去年以来，胶湾诸港，相继割弃，于是康先生伏阙上书，痛哭言事，极陈若不改革，则国必不立，其言哀恳切直，感动上意。于是皇上变法之意益决，于四月廿三日大誓群臣，宣改革之意；于同月廿七日召见康先生，询变法之略。康先生请皇上以俄前皇大彼得之心为心，以日本明治之法为法，因进呈《日本变政记》二十卷，谨述贵邦三十年以来改革之情形，参以敝邦特别之状质，斟酌损益，条理秩然，皇上见之，益信改革之可以成，就将次第举行。而满洲诸大臣以为变法不利于己，共思借西后之力以阻挠之。其满洲大臣之最奸雄者，则荣禄为首也。彼等思阻挠变法，非废立皇上不可，因与西后定议，命荣禄出为直隶总督，节制北洋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之三军，而定期于九月，胁皇上随西后巡幸天津，阅视三军，其意盖欲乘此时以兵力废立皇上也。此意凡为满洲大臣莫不知之，汉臣中亦多知之者而不敢言。翁同龢最忠于皇上，因力谏天津之行，遂以罪去官。自此以往，更无敢言者矣。

我皇上之英明仁厚，真旷古所罕有，骤以语他邦之人，必以吾言为夸而不相信，即启超等未觐见皇上以前，亦不料真能如是也。盖二十年来腐坏之政府，皆西后所造成，而外人不知者，以为一切政策，真出于皇上，故其恶名嫁于皇上，此实不白之奇冤也。皇上于外国情形，极为瞭亮，于内邦积弊，疾首痛心，无一毫自大之见，无一毫恋旧之习。使皇上能有全权，则期月三年之间，必能尽扫千年之旧弊，尽行欧米之良法。即以数月以来之新政言之，千余年以八股取士之法，一旦毅然革除，遍设全国大学、中学、小学，注意教育制度，汰裁冗员，改革官制，许天下士民上书言事，下诏罪己，延见小臣，凡此诸端，皆支那数千年以来君主之所不能行者，而皇上奋然行之，其明断已可概见矣。

然此数月之中，皇上固未为能行其志也，西后事事掣肘，每欲禀一事，必经多少之勉强，始能准行，或准行其末节而不准行其本原，或准行其一端而不准行其全体。故数月以来，改革之迹，且于皇上心中之所欲行者，犹未及十之一也。皇上之意，欲设制度〔局〕于宫中，依贵邦明治初年之制，置议定参与等官，取各衙门办事之规则而更定之。因遣人游历贵国，考察法规，欲设地方自治之制，欲聘贵邦及英米各国人为顾问官。凡北京各衙门及地方自治衙门，皆设顾问官，聘贵邦人为之。欲易服以一人心，欲迁都以脱垢腻，欲去朝觐拜跪之礼，欲行游幸各国之典。凡此诸端，皆欲行而未能，所能行者，不过枝叶之事而已。然彼军机各部及各省督抚诸臣，明知国权在西后之手，皇上不能有黜陟之权，故虽皇上出令，莫肯奉行，三令五申，听之藐藐，自恃为西后所用之人，而皇上卒不能治其不奉诏之罪，此所以改革数月而不能大见其效也。然而满洲党欲去皇上之议，愈不能忍矣。

自五月以来，守旧之徒纷纷愬于西后，请禁止皇上之改革，驱逐康先生出京，西后皆笑而不答。盖彼于天津一役，布算已定。荣禄尝语其同党云：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废之。此实西后与荣禄之隐谋也。及七月，其谋为皇上所觉察，因坚持不肯巡幸天津之议，又于北洋三将之中，特召袁世凯入京，赏以侍郎，待以优礼，激以忠义，冀其有事可以保护。又赐密诏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令其设法保护，以冀免于难。不意其事遽为西后、荣禄之所疑，西后即日垂帘，荣禄驰入政府。以康先生最为皇上所信用，数月以来新政皆出其手，故诬以篡逆之恶名，罪及党类，务将皇上之股肱耳目先斩除净尽。于是幽皇上于南海之瀛台，凡旧日服侍皇上之内监，恐其为皇上之心腹，悉皆屠杀，而西后别易己之心腹以监守之，遂乃尽反皇上所行之政，遍捕海内有志之士，祸至今日，不堪问矣。

要而论之，敝邦今日情形，实与贵邦安政、庆应之时大略相类，皇上即贵邦之孝明天皇也，西后即贵邦之大将军也，满洲全族即贵邦之幕吏也。敝邦议论之士，持公武合体之论者有之，持尊王讨幕之论者有之，而合体之说，固万不能行矣，何也？皇上苟不图改革，一切守旧，一切废弛，一切奉西后之意，一切任满洲大臣之欲，则无不可合，然如此则如社稷何哉！故皇上赐康先生密谕，有云不变法则祖宗之国不保，若变法则朕之位不保，此合体之所以难也。盖不改革则可合，改革则必分，改革则可存，不改革则必亡。两者比较，万无能合之理，此亦如贵邦公武合体之终不能行矣。

至于尊讨之说，以西后之罪论之，彼曾鸩杀慈安皇太后（文宗皇帝之正后），幽杀孝则皇后（穆宗皇帝之后），虐戮宗室，恣肆**，任用宦寺，卖官鬻爵，聚敛资财，骄侈**佚，其可讨之罪，诚擢发难数。且彼不过我文宗皇帝之妾，又非今上之母，以汉之吕氏、唐之武氏例之，讨之诚不为过。虽然，又有难矣。窃尝与贵邦昔年情形比较之，其较难于贵邦者有三端：贵邦幕府虽威福久积，然于皇室，则有君臣之分；敝邦西后则朝权久据，且于皇上冒母子之名，故讨逆幕则天下之人皆明其义，讨逆后则天下之人或疑其名，其难一也。贵邦天皇与将军一居京都，一居江户，不相逼处，故公卿处士之有志者，得出入宫禁，与天皇从容布置，而幕府无如之何。敝邦则皇上与西后同处一宫，声息相闻，且皇上左右皆西后之私人，皇上所有举动，西后无不立知，故此次仅下一密谕，图自强之法，未尝有一言及他事，而祸变已起矣。一旦废立事起，即使外邦有举义之兵，兵未及京师，而彼已可立置皇上于死地，是皇上直为西后之质而已，其难二也。皇上手下无尺寸之兵柄，与当时贵国之王室略同，然贵国当时有萨、长、土佐诸藩相与夹辅，故虽借处士之功，尤赖强藩之力，藩侯自君其国，经数百年，本藩之士民，皆其赤子，彼一举义，幕府无如之何，甚者如毛利公父子，黜其爵、讨其罪而已，而终不能削其兵力，禁其举义也。故王室得其维持，而志士有所凭借；若敝邦则不然，各省督抚数年一任，位如传舍，顺政府之意则安富尊荣，稍有拂逆，授意弹劾，即日罢官矣。即如此次之事，湖南为人才渊薮，敝邦之长门也，而政变数日，即已将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等一概罢斥，而一切权柄，悉归守旧之徒，无复可用矣。处士以区区一身，毫无凭借，惟有引颈就戮而已，其难三也。以故帝后合体之事，既无可望，尊帝讨逆之事，亦不能行，此敝邦志士所以吞声饮恨，血泪俱尽，志计俱穷，以至于今日，而我皇上之位，卒岌岌不能保，敝邦改革之事遂废于半途也。

虽然，敝邦之不振，非独敝邦之忧也。支那之安危，关系全地球和平争乱之局，欧米各国，虽五尺童子，无不知之，而与贵邦同处一洲，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尤为最易见之事，想贵国虽五尺童子，亦无不知之。今西后与贼臣荣禄等之主义，一意求露国之保护，甘心为其奴隶。虽未订有密约，然露人外交政策最险而最巧，常以甘言美语钓饵人国，所墟之邦，不知几何姓矣。今诸邦虽持均势主义，各谋在我邦得额外之利益以抵制之，然我之伪政府，惟露人之言是听，露人直以我政府为傀儡，而暗中一切举动，将悉阴持之，此他日必至之势也。故使伪政府不更易，主权不能复，则于东方之局，各邦常为客而露人常为主，以客敌主，常处于不能胜之势，恐支那之全折而入于露，为时甚近矣，何均势抵制之可言！

且即使能均势能抵制，而亦非日本之利也。支那苟为诸国所分割，日本惟福建一省，或可染指，然尚在不可必得之数，即能得之，抑亦甚微矣。欧力既全趋于东方，亚洲大陆必狼藉靡烂，日本能免其虞乎？露人可杀克之兵队，长驱以入关，蹴踏支那东北，日本能高枕无忧乎？故今日为日本计，支那安则日本安，支那危则日本危，支那亡则日本亦不可问矣。然支那之自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支那之能改革与否，全系乎皇上位权之安危，然则我皇上位权之安危，与日本全国之相关，其切近也如此，仆深愿贵政府之熟察此机轴也。

夫使敝邦果为未开之野蛮、已死之髑髅，则所谓朽木不可雕、粪墙不可圬者，虽欲提携而不能受力，苟其如是，则启超固不敢奢望于贵国也。然启超窃自揣之，敝国固非无可为者也，上之则有皇上之英明仁厚，实出寻常意计之外，苟有可以安国家、利生民者，知之无不行，行之又无不力。但使皇上有复权之一日，按次第以变法，令行禁止，一二年间，一切积弊可以尽去，一切美政可以尽行，以敝邦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岂有不能自立之理，此敝国君权之可用也。下之则数年以来，风气大开，各省学会、学校，新闻杂志，纷纷并起。少年之人志盛气锐，爱国心切而无一毫自尊自大之习，咸濯磨讲求专门之学，以备国家之用，计湖南、广东两省，此类之志士，其数不下三四万人，各省亦所在多有。大率敝邦之人，三十岁以上者，则为一种类，二十岁以下者，别为一种类，两种之人，其意想气象，正大相反。惜旧种遍居要津，而新种皆贫贱之士，手无尺寸柄，现时不得不忍受鱼肉耳。然而愈压之则愈振，愈虐之则愈奋，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者。今时不过萌芽而已。数年以后，此辈皆成就，欧人欲臣而妾之，恐未易也，此敝国民气之可用也。故以鄙意计之，以为敝邦现时之情形，视贵国三十年前未多让也。

然而，又有不同者，则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急，其大忧仅在内讧，故专恃国内之力而即可以底定。敝邦今日，如以一羊处于群虎之间，情形之险，百倍贵国。大患既迫于外，则亦不能不借友邦之力以抵御之，此启超所以不能不为秦庭之哭，呼将伯之助，而深有望于同洲、同文、同种之大日本也。

九月十二日，贵历十月廿六日

启超等再拜

〔说明〕本件录自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光绪二十四年政变ノ袁世凯ノ免官》中《清人梁启超、王照，大隈伯：上书，并志贺参与官卜梁启超卜ノ笔谈》，编号500282-500300，共十九页，手迹，另附日文译本。《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一卷第一册第696-705页曾辑入，但有误。据函后日期为“九月十二日”，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政变”后，梁启超、王照流亡日本时所书。

梁启超与志贺重昂笔谈记录

一

梁：久闻高名，曾读《日本风景论》及其他地学各书，略窥硕学之一斑，今日相见恨晚。

海外羁逐孤臣，君王被幽，同志惨戮，情怀之难堪可知。幸承贵邦诸君子雅意保护，授餐适馆，优待逾恒，忘其在客中也。

敝邦此次政变，非徒敝邦之忧，实牵动地球全局。而贵邦唇齿相依，所关尤为重大。盖东方之安危，全系乎敝邦之能自立与否？敝邦立，则日本之边防、商务、工艺皆受其利，敝邦危则皆受其害，此情事之最易见者，无待仆言也。然敝邦之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敝邦之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之有权无权。然则我皇上今日之失权，其牵动于日本之国础者，甚相切近矣。故仆等之意，深望贵邦之助我皇上复权也。

矢野公使，昔仆在北京，曾数次相见，亲爱敝邦之情，深所感诵。今闻大隈伯、犬养君与足下诸君子为我皇上谋复权之策，此海外羁臣所稽颡祷谢者也。

西后之与皇上，固久已不相睦，然此次幽废之变，亦不尽为西后之初意。盖荣禄等满洲党人构而成之也。满洲党以为改革不利于己，思阻止之，然皇上既锐意改革，则欲阻改革，非去皇上不可。故彼等阴谋，迭谗于西后之前，谓皇上欲尽去满人，且欲废西后，故西后信之，遽兴此祸也。今若骤胁逼之，使归权于皇上，彼将恐皇上复权之后，必不容之，则必以死力相争矣。且如此则友邦之措词亦甚难也。今若能与英、米同仗义干预，令其归政，而复令敝邦每岁出五百万金之俸以供给之，诸国为之认保，然后可责以大义也。西后之见识，惟知有纵欲娱乐耳，其揽国权亦为娱乐计也。苟既给以厚俸，有诸国为之认保，彼既有娱乐之可图，加以仗义执言，外之以友邦之义举，内之有志士之同愤，彼或不敢不复权，然后事可图也。公谓何如？

志贺：仆亦闻高名久矣。鄙著各种，经高阅，不堪惭愧。敢问贵下今日情怀如何？

志士境遇，仆亦聊诵焉。贵下今遭时之阳九，流寓异邦，仆不堪相怜之情。

贵邦与敝邦唇齿相依，高说为最然，贵邦之祸，则敝邦之祸也，而亦系东洋大局之祸。今日之急，主在贵邦皇上复权。前日当矢野公使归任，外务大臣特命以此事，使矢野当机宜。矢野谒皇上，皇上健然。吾辈得报欢呼。盖皇上复权当非远。仆虽退外务参与官之职，亦私有所谋，贵下请少放念。切嘱切嘱。

梁：时已向晦，愿辞，乞示再相见之期。

二

梁：敝邦之内情，可得为足下一言之。彼满洲党、老臣党毫无政策，徒偷生贪禄者，不必言矣。至草茅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等前者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于下也。及今年四月以来，皇上稍有政柄，觐见小臣，于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为大有为之君，从前十余年腐溃之政策，皆绝非皇上之意，于是同志乃幡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盖革命者乃谋国之下策，而施之今日之敝邦，尤为不可行。外患方殷，强邻环伺，恐义旗未举，而敌人已借势而分割各省矣。今皇上之英明仁厚，实鲜有比，为能有全权，举而措之，则天下晏然，匕鬯无惊，而新政已行，旧弊已去，国体已立矣，此仆等之初意也。何图为母后贼臣所不容，以至有今日。为今日之计，若使我皇上不能复权，则如今日西后与荣禄等守旧之政策，岂复能保此积弱之国于群雄环伺之秋哉！不及数年，必受分割矣，此在上之可危者也。至于在下者，则南部各省之志士，咸动义愤，将兴师清君侧，仆等亦不能阻之。然义师之起，其险著居十分之九，盖欧洲诸国必将承其后，且各省伏莽，纷纷借名而起，**中原，而分割之事亦随之矣。故仆等之意，与其冒此险著而谋之于下，不如借友邦之力以谋之于上也。

志贺：高说妥当，仆亦为然。南方各省之志士，将举义师，虽出不得意，自是前门御虎、后门入狼者。敝邦今日之策，唯在期贵邦皇上复权已！敢问期皇上复权之工夫如何，可赖公明正大之策耶？将又可依隐微之工夫耶？

梁：仆等初时欲主隐微之工夫，此乃贵邦一国之力即可办到，无俟再约他国者。然恐贵国未必肯出此策，且此策于半月以前尚易行，今已难行矣。若仆顷所谓仗义执言者，则公明正大之策，然似必联英、米始能有效，借此事以成日、清、英、米四国联盟之局，亦地球之一好机会也。若贵政府肯相助，则仆等将再航米、英而乞之。

志贺：仆谓康先生先航英国，以图英人之间，而贵下淹留敝邦施后图。

仆有一小女儿，龄甫四岁，与婢女方嬉笑吟曲，不觉异邦志士在邻室，旁若无人，请勿咎小儿无心。

梁：今有一同志之士，名曰容闳（前任驻札米国公使，乃曾国藩君所任用，为人所谗免官，寓米国三十余年，曾在米大学校领有政治科博士券者），约一月以后即来东京，与康先生同航英、米，今康先生欲行之心甚急，已函催其来，来后拟即行，仆拟留此间，与贵邦志士共商也。

志贺：王照君与康君同航否？王君久患肺疾，可远航否？

梁：王君今疾尚未愈，恐不能同行，当同淹贵邦也。

足下著述宏富，钦仰无似，仆既淹贵邦，此后当可常亲颜色，他日尚乞赐教也。

志贺：广东陈士廉、梁元理二人将往北京，拾康有为之弟某遗骨，而北京警严，不容广东人，电送矢野公使、郑领事以此事。

〔说明〕本件录自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光绪二十四年政变ノ袁世凯ノ免官》中《清人梁启超、王照，大隈伯：上书，并志贺参与官卜梁启超卜ノ笔谈》，编号500324-500330，共七页，手迹。《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一卷第一册第703-705页曾辑入，但有误。笔谈原件无日期，但它置在《致大隈重信书》之后，《致大隈重信书》发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后）九月十二日，则此项笔谈亦与该函时日相近。

致山本梅崖书

梅崖先生有道：

沪上一瞻风采，匆匆未尽所怀。每一东望，未尝不思。此者相见，差慰饥渴。愿〔顾〕胸中所磊塞而欲吐者，十分未得其一也。闻之康文羽子，深悉先生近状。又闻为敝邦之变，驰驱入东京，上书贵政府，为之营救，感何可言！弟等为吕、武、操、莽所不容，空拳徒张，寸心未死，忍留七尺，来哭秦廷。适值贵邦政海翻澜，朝士汹汹，洵莫能执咎。事机迅逝，后此难迫〔追〕，既为敝邦痛，抑亦为贵邦惜也。窃察贵邦人士颇有畏露如虎之心，仆以为露之为东方患，虽五尺童子皆知之矣。然我东方欲自保独立，必及露人羽翼未成，庶几尚可以之〔止〕之，则今日正其时也。及今不图，数年之后，岂复有图之之时哉！仆甚不解贵政府之徘徊瞻顾者，将欲何待也？敝邦虽孱矣，然一二年来，南部诸省，民气奋发，智力开张，颇异畴昔，以湘拟长，以粤拟萨，未敢多让也。愿〔顾〕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迫，故仅扩国内之力而即可成。敝邦今日敌氛四张，非借友邦之助而难奏效，是则所以深望于贵邦者耳。闻之西人之论也，曰冒险家多者，其国必强，反是则弱。吉田、西乡，皆第一冒险之人也。贵邦近日得无有千金性质之子，坐不垂〔堂〕之想，而渐失前者冒险之乎？何其勇于争朋党而怯于谋大局也。先生蒿目亚艰，其必有以处此。贵邦后起之秀，可以济他日之时艰者，先生夹袋中必有其人，幸举以告我。协和会之成，东方之福也。今集者几何人？不胜祝祷。言语未达，接见不易。贵翰往返无异谈，伏乞勿吝金玉，幸幸。敬请道安不一。

〔说明〕此书录自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11月20日《台湾日日新报》第五版《梁生片札》。首云：“清国志士梁启超氏，其平日之怀才，及此次之逃难，前报曾略叙大概矣。近日又得友人传其手札一篇，乃系本月六日，已在我邦东京流寓，适值大阪日清协和会行发会式之际，特寄此书，付与该会中人山本梅崖翁，借陈感慨。兹即将原书录之，以公众览，亦足见其为人焉。”

致犬养毅书

一

木堂先生有道：

频侍教，欣喜无量。仆昨日适横滨，彼中绅商感先生教诲之意甚至，且亟命仆请于先生，求其日所演说之文稿，欲悬诸讲堂，以厉诸生，并刊诸报章，以告同志。伏望先生日间为录出一通，交仆寄出，副其饥渴之望，不胜大愿。贵恙近日何如，想已尽痊。敬念无已，伏承起居。

启超再行

二十四夕

二

木堂先生有道：

数日不侍几仗，方思走诣。顷见柏原君，始知贵体清恙稍剧，想念之至，伏乞为大局自保重，善自调摄，不胜企祝。仆顷为康先生译人来滨，须往彼一会晤，两日内归京，更当走谒。问讯一切，敬请兴居。

梁启超再行

四月十四日

三

西欧之人，常谓敝邦人无爱国之性质，斯言仆几无以辨之也。然仆敢谓敝邦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因未与他国人相遇，故不自知其为国也。然则观之于海外之人，则可以验其有爱国性与否矣。今内地督抚无可望，民间受压制，不敢小行其志。欲其扶危局难矣。故今日惟求之于海外，庶几有望也。

孙逸仙曾见先生乎？仆等之于孙，踪迹欲稍疏耳，非有他也。而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滨人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敝邦有志之人既苦希，何可更如此相仇，仆欲一见孙、陈而面解之，先生有暇日，约会见于此间，可乎？至仆等与彼，踪迹不得不疏之故，仆见彼当面解之也。

〔说明〕木堂，犬养毅，日本冈山人，今其故居为“木堂纪念馆”，属冈山县乡土文化财团，以上三函，均藏该馆，蒙冈山大学助教授石田米子女士复印见赠。第一函编号为3-2，No.1，上有“木堂先生书翰”，系犬养毅秘书鹫尾氏亲属寄赠。第二函编号3-2，No.2，上亦有“木堂先生书翰”，闻为鹫尾家属寄赠。第三函编号等与第二函同。

致柏原文太郎书

一

拜启。顷间发一电，奉告南海先生已安抵神户，想承鉴察。南海本拟即入东京，奉问吾兄及大隈、犬养诸公，惟初至百务匆匆，且汤君觉顿行后诸多未便，故拟稍迟。想不以为失礼，并望先转致大隈、犬养诸公为荷。顷专有一事奉启，南海此来匆匆，未能觅得馆舍。而此间屋宇多狭小者，即尽力完之，恐亦未能适用、今忽思泷川辨三邸，不知出租否？月赁几何？欲恳代商之。若得此屋则万事都便，惟吾兄尽力与商之，幸甚。兄能一来否？南海极相念也。敬问大安。

启超顿首

十二夕

柏原君鉴

二

东亩仁兄足下：

顷康先生有信来，徐君自横滨携而入京，欲一面见足下，并往观中小学校等。如足下有暇，或来此间，或弟与徐君等同造尊寓，何如？康先生到彼岸，邦人接待欢欣，欲办之事，必有效也。日间拟一造木堂先生处言之。又承君所荐大同学校日语及体操教师，顷学校同人拟于数日内请其临校，望告之为幸。余俟面详，此请兴安。

弟启超顿首

三

弟顷奉急电东归，已到东京，望于午前九时到五刹〔？〕町之寓，商晤一切，幸甚。

东亩吾兄

〔说明〕柏原文太郎，号东亩，东京专门学校英语政治科毕业，为大隈重信所赏识。后加入东亚同文会，曾任东京高等大同学校长，为犬养毅之左右手。政变发生，康、梁逃亡日本，即由柏原照料。原函照片，日本东洋文库藏，第一函信封上书“东京小石川区高田老松町十七番地，柏原文太郎殿，须磨双涛园”。信中有梁启超名片，上有汤睿（觉顿）签名，原汤睿代笔。函称“康先生已安抵神户”，查康氏于九月十日（10月24日）晚十二时抵日，十一日（25日）上岸，则此信当写于康有为抵神户的后一天，即九月十二日。

第三函则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梁启超由澳洲返日后发。信后附录《留别柏原东亩一首》，则为“己亥腊月”。诗云：“我昔灵山会，与君为弟兄。千劫不相遇，一见若为情。许国同忧乐，论交托死生。如何别容易，无语只惺惺”。下署“梁启超游草”。诗收入《饮冰室文集》之《壮别二十六首》。前有序云：“首涂前五日，柏原东亩饯之于箱根之环翠楼。酒次，出缣纸索书，为书‘壮哉此别’四字。且系以小诗一首，即此篇之第一章是也。舟中十日，了无一事，忽发异兴，累累成数十章。因最录其同体者，题曰《壮别》，得若干诗。”此诗列第十三首。

致柏原文太郎书

东亩吾兄执事：

十余年相依，情如昆弟，契阔以来，踪迹似疏，而怀思逾笃，吾兄想亦同之。前发一电，□熊君电报事，顷读新闻，知已达览，并承为之辩解，感何可言。在此与山座星使屡次晤言，情好日密。顷敝国新内阁将次成立，所幸阁员半原同志（可称为准进步党内阁），外交方针，大略预定。敝国前此常持远交近攻之邪说，弟生平最为反对，曾在《国风报》中著外交方针，私议在辟其谬，吾兄想犹记忆。今后贵我两国邦交，正值刷新之机会（吾力倡中日特别亲交之说，熊君和之），吾侪十年来所主张，或可现于实际（弟入阁任司法□□以自隐耳。弟所负责任，实专在外交、财政两端，公当会此意）。但使两国朝野有力之政治家能默契此旨，则国际前途之乐观，正自无量耳。自顷南京有误戕贵国侨民之惨耗，闻此不胜骇悼。将来敝政府必当有相当之处置。惟弟所最悬悬者，两国特别亲交之机，在今日为千载一时（此言望兄勿泛泛视之，弟□不敢为各责任之应酬语也），若缘此薄物细故，阻其进行，则东亚大局之不幸，孰过于是。深望吾兄直接间接匡正舆论，毋使互挑恶感，庶吾党所主张有发展之余地，则大局之幸也。早稻田老伯，木堂、愕堂两先生处，幸为我珍重致候，并密达此意。情态变迁如何？亦请常有以诏我，不胜大幸。舍下诸皆平吉，小女感念盛德，常不去口，想兄乐闻之。敬承大安不尽。

启超顿首

九月九日

〔说明〕本件藏日本成田山灵光馆，凡四纸，八行黄色“任公集琅玡刻石残字别笺”，信封书“日本东京小石川区高田老松町五十七”，双挂号，天津邮戳。末署“九月九日”，无年份，函尾注：“复书请寄北京太平湖进步党本部。此书望秘之，勿以登报，惟宜一示木翁。”“吾力倡特别亲交之说，熊君和之”。边注上有眉批：“进步党外交方针二条：一、各国悬案，迅速解决；二、近邻友国，特别亲交。此方针乃刍议，未便公布，然志在必行也。”

致长明书

长明我兄惠鉴：

承示及隆贶，感非言罄。寿言已增光宠，百拜敬颂。名画丝联，实不敢受。非曰客气，严命不敢违也，谨奉璧，容当踵谢。即颂旅安。启超顿首。

筱珊先生乞先附府报代叩谢。

〔说明〕原信一页，日本坂出祥伸教授复印见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