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近代，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1919年“五四”运动，儒家经学由变化改造到退出历史舞台的八十年。

经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是封建政府用以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漫长的封建社会，儒家经典崇奉勿替，儒家创始人孔子也作为偶像被膜拜，在社会上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一种传统力量。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情况变了，经学的传统地位没有变；内容变了，经学的形式没有变。它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经学锢蔽思想，反映了封建势力的顽固性；进步的思想家也搬弄经学昌言变革，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学习西方”的“先进的中国人”没有摆脱儒家经学的羁绊，标榜“西学应世事”的官僚们维护的还是纲常名教。

鸦片战争以后社会矛盾的激化，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基督教义和农民的平均思想，洪秀全曾用以激发群众走向斗争，“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被捣毁，冲**了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思想。

太平军攻入湖南，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叫嚷这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以痛哭于九原”[1]。把大清的危亡和“名教之奇变”联在一起，把封建统治和孔孟联在一起，恰恰说明，传统经学是封建地主阶级维护统治的精神支柱。

地主阶级要卫封建之“道”，护孔孟之经，不允许“礼仪人伦”“扫地以尽”，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同时，对传统儒学也进行了一番改造。他要求摒除门户之见，“会通”汉宋之学，以加强本阶级的团结，以便“协力助剿”。由“一宗宋儒”，到“汉宋兼容”，标榜“礼治”，以挽救“名教之奇变”。利用儒经，锢蔽思想。即使学习西文西艺，也要课以封建儒经；对外妥协，也从儒经中去找理论依附，反映了封建势力的顽固性。

孔孟的儒经，不能挽救封建的沉疴；外敌入侵的加深，促使人们的觉醒。19世纪6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出现了，身处遭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和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最早地区的康有为，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学习西方”，80年代末，开始向光绪皇帝上书。当他想望能有辅佐周成王那样的周公，能有以“时王”为法的典制，没有达到目的后，乃“明今学之正”。康氏利用今文经说中的“三统”“三世”学说，昌言变革。把今文经学加以改造，把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诸如民权、议院、平等、选举等，附会到孔子身上，把孔子视作“制法之王”。他在“学习西方”之后，使今文经学注入了新内容，对儒家学说做重新解释，建立了变法维新的理论体系。这种“逆乎常纬”的反抗，是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思想的大胆冲**。然而，康有为却又是拿今文来对抗古文，拿孔子来对抗孔子。他要挣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又摆脱不了传统思想的羁绊，于是回过头来再向传统文化中寻求偏方，好像急病求医一样，依援的还是“孔子旧方”。这又反映了刚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说明了中国封建传统影响是何等顽固，精神枷锁是何等严酷！

统治阶级利用经学锢蔽思想，进步的思想家利用经学昌言变革，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种特殊思想形态。这是近代经学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根据经书立论，拘守经义的情况有所改变；根据社会需要，借用儒经的倾向逐益明显。它和封建时代的经学有别，反映了时代的特点。

封建时代的经学家，不论是汉学还是宋学，不论是西汉的今文学还是清代“复兴”的今文学，不论是东汉的古文学还是清代“复兴”的古文学，一般说来，都是以经书为指归，根据经书立论，是围着经书转的。近代经学则不然。龚自珍主张“救裨当世”“不必泥乎经史”，不是盲目信奉，恋栈儒经，而是借用“出没隐显”的“微言”，“通乎当世之务”。康有为更“立例编括”，撰写《孔子改制考》，说什么孔子的“托古”是为了改制，孔子为了改制又依赖托古。把孔子视为“制法之王”，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

封建时代的经学家，总是供奉中央王室，维护封建统治。西汉董仲舒强调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是为了把汉王朝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说成是天授的永恒真理。清代“复兴”的今文经学也“全至尊而立人纪”，强调尊亲事君，成其“一统”。但近代中国，内政衰朽，外敌凭临，一旦民族矛盾上升，就坚持主张反抗外来侵略。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主张“火器宜讲求”，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长技”，使中国富强。中法战后，康有为上书皇帝，要求改革，并从今文经学中汲取思想，倡导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后，章太炎更对清朝封建统治，由“革政”转向“革命”。他们根据社会感受，羼入自己见解，浏览东西载籍，灌注新的内容，不守绳墨，不守家法，和正统的为经学而经学者迥然不同。

不围着经书转，不是“唯经”；不随着皇帝转，不是“唯上”。即使是进步的思想家，也不能摆脱儒家经学的束缚，打上封建的烙印，但“学习西方”，已为时代所需，“革政”“革命”诸说，也非封建经学所能言。这是近代经学的另一特点。

第三，思想体系中的阶级性和继承性，在近代经学中也很显著。中国经学史中学派的形成，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富有时代的特点，带有阶级的烙印。近代中国，封建统治依然存在，儒家思想仍很牢固，但社会性质变了，于是在“继承”关系中也有了新的情况。举例来说，清初顾炎武想用“经学”来保存民族意识，扛了“舍经学无理学”的大旗来抗击元、明“宋学”，“复兴”古文经学，希望文字流传，人心不死，汉族有复兴的一天。所以他注重经史，读书与抗清结合，著述与实践（致用）一致，是清代古文经学的开创者。但是，乾隆、嘉庆时期，继顾氏而起的经学家，却“继承”了他的音韵训诂，而放弃了他“读书致用”的本意，学者有时为考据而考据，脱离了实际生活。他们在文字训诂和考据工作方面颇有成就，但政治上却和顾炎武不同。只是到了20世纪初，章太炎又重新汲取了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思想家的民族主义思想，为他的“排满”革命服务。他不是单纯地继承古文经学派的治学方法，而是将顾炎武经学思想中的经世含义进一步发展，并适应新的时代特点，为“排满”革命服务，和乾隆、嘉庆时代的古文学者放弃“读经致用”本意不同。

另一种情况则是学派在形成中原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但在发展过程中却又因社会的变动，代表一定进步倾向的阶级利益。例如，清代今文学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庄存与、刘逢禄，揭橥了《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利用这些“微言大义”来说明“一切既受命于天，故宜畏天命，需应天顺人，示人以拨乱反正”[2]，要人们在清朝做顺民，以应“天命”。而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康有为，则在民族危机严重和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情况下，也揭橥了《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来“托古改制”，进行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他代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与完全代表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庄存与、刘逢禄有所不同。他继承的只是今文经学的形式，实际是援今文以议政，借孔子言“改制”。康有为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封建制度腐朽的情况下，改造今文学说，为他的变法维新事业服务的。

近代经学继承了前人的经学遗产，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服务。这是近代经学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近代经学充满了斗争，有时以学派斗争的形式出现；有时为了对抗新思想，旧势力也会联结起来，甚至披上新的外衣。这种以“经学”为形式所展开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是中国近代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反映。

这里，可以用维新时期以“经学”为形式展开的斗争为例。康有为在“明今学之正”以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将“汉学”专指今文经学，而斥古文经学派为“新学”，即“新莽之学”。他之所以专指今文经学为“汉学”，是要利用过去今文经学的思想材料“托古改制”，要从西汉今文经说中去找寻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进行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认为今文经学派得到孔子的“真传”，是“真正”的“汉学”；古文经学则是“伪学”，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也是“伪经”。用以打击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又为封建政府“合法”提倡或“默认”的两大学派，为维新变法扫除障碍。

就在维新运动掀起之时，封建势力就已嗅出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的“蛊惑民主”了，《新学伪经考》刚刚出版，即遭劾奏。他们除在政治上扼杀外，又想牵合各种经学流派，抗击康有为宣扬的“今文学”。例如，湖南叶德辉对今文经学就肆予攻击，说什么“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会之私智”[3]。将经学流派分为今文学、古文学、郑氏（玄）学，朱子（熹）学四派，说什么：“余尝言自汉以来，传孔子之道者，有四学。四学者，今文学、古文学、郑氏学、朱子学也。”[4]为了维护封建秩序，企图调和汉、宋学，取郑玄、朱熹牵合为一事，以抗击改良派。他的这种“分派”，也可说是封建顽固势力在改良派利用今文学说掀起政治改良运动时感到愤怒和恐惧的一种反映。然而，近代中国的社会情况和过去不同了，深闭固拒，因循守旧，不能抵挡新思想的传播。也有人不谈排斥西学的论调，也采用“托古”尊经的言辞，但他们这样做，却又是为了对抗援用今文宣扬变法的改良派。张之洞的《劝学篇》就是在戊戌年春天抛出来的一部“绝康、梁并以谢天下”[5]的作品。

康有为主张“学习西方”，又采用“孔子旧方”。张之洞是洋务派官员，又以“挽澜作柱”自熹，在《劝学篇》中对“中学”“西学”问题上也做了一番推敲。

康有为揭橥孔子“托古改制”，张之洞也尝“托古”，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说是中国古已有之，“圣经已发其理，创其制”[6]，搬运儒家经学，祭起圣经贤传。

康有为主张学习西方，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又是这样说的：要讲西学，“必以中学固其根柢”[7]，一切都要“折衷于圣经”[8]他虽然也讲新旧兼学，也或新旧互訾，而其要，则曰“旧学为体，西学为用”[9]。西学只能“补中学之缺”“起中学之疾”，而作为“道本”的中学则不能变。中学为体，起决定作用，而西学则仅能辅助。为了维护“体”而汲取辅助的“用”，而“用”的辅助，正是为了“体”的维护。“体”是根本，不容变更，用者“辅助”，仅能“补缺”，“补缺”的用，还得“无悖乎经义，无损于圣教”。那么，《劝学篇》维护的还是封建秩序。

叶德辉以康有为援用今文经说为“离经叛道”，张之洞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也始终反对。康有为在外患日深的情况下宣传保国、保教，张之洞则以“明礼教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10]，“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11]。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是以经学为形式而展开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近代中国，又是遭受外来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灾难深重的时代，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不同学派也会一致御侮救亡。甲午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运用今文“微言”，宣传变法维新，组织强学会，创刊《时务报》。本来是俞樾的学生，并以“私淑”首先宣扬古文经籍的刘歆（子骏）自居的章太炎，却也助资强学会，任职《时务报》，与康门弟子共事；并在当时所撰文篇中，有着沾染今文的迹象。如《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说：“是故整齐风俗，范围不过，若是曰大一统；益损政令，九变复贯，若是曰通三统。‘通三统’者，虽殊方异俗，苟有长技则取之”。“吾闻《齐诗》五际之言曰：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革政。……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通三统”是《春秋》公羊家言，《齐诗》传者喜以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它们都是今文经说。

今文学派的学说，并不排斥其他学派的援用；但作为严守家法的古文学派来说，每每视若鸿沟。章太炎诋击康、梁，批驳今文，而在维新运动时期却一度援用，这是因为甲午战后，外侮频仍，国势浸衰，康有为等提出救亡图强，代表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意义。章太炎对康、梁的同情，主要是对这种政治主张的同情，从挽救民族危亡，进行变法图强来说，他们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经学为形式展开的斗争，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动**；而社会的动**，也促使一些受儒家经学传统影响的人，不能固守藩篱。有的跟随社会发展，走向时代前列，如康有为改造今文经说，呼吁救亡图存；章太炎一度援用今文，赞同维新，以至后来的以古文对抗今文，以革命反对改良。也有在封建旧势力的笼罩下，把本来已具进步倾向的经说转趋保守的，如邵懿辰和戴望。

当初，魏源发挥今文“微言”，讥切时政，诋排专制，也从事今文经学本身师传的探寻。他写了《诗古微》，发明齐、鲁、韩三家今文《诗》的“微言大义”；又写《书古微》，发明西汉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注目今文经书的专门研究。但他是为了议政言事，借用今文，从而明“今学之正”的。邵懿辰、戴望则不然，邵懿辰撰《礼经通论》，认为“《仪礼》本非缺佚不全之书，而大小二《戴记》文皆可依次列入”[12]，使“《礼》复于西汉”。戴望则初好颜元之学和古文经学，后受宋翔凤启发，肄习刘逢禄所撰书，大为佩服，撰《论语注》，“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13]。他们主要继承的是西汉今文学派的某些治学方法，严守《公羊》义例，斤斤与古文学派争孔子真传，讲究今文师法的“经学正统”和魏源不同。

邵懿辰、戴望拘泥师法，似乎和现实接触较远，难道就一点没有政治主张，真的为学术而学术吗？不是的。只要看，邵懿辰见曾国藩“进官之速”而“赋诗勉之”[14]。戴望也为曾国藩所罗致，“夤缘入曾湘乡偏裨之幕”[15]，在曾所创设的金陵书局校勘旧籍，向曾国藩推荐治《穀梁》的柳兴宗，请求援之以手，不惜奖借[16]。还劝曾“功名成就，急流勇退”[17]，他们和曾国藩都有渊源。

邵懿辰、戴望所处的时代，又正是太平天国革命展开，清朝封建统治危机重重之时，他们和曾国藩有渊源，政治立场也与之相同，对太平军是切齿痛恨的。在他们的文章中，有不少“怀念”抗拒太平军致死的清朝大小官吏的“行状”“传略”，如邵懿辰《戴文节公行状》，记戴熙“从容就义”“殉难始末”[18]，戴望更为“城陷，阖户自经死，妻及子妇皆从”的周学汝撰《墓表》[19]，为“骂贼”死的金华教谕凌堃撰《墓志铭》[20]，为“贼陷湖州”，“从母赴水死”的程庆余撰《墓版文》[21]。他们是维护封建秩序，忠于清朝统治的。

非但如此，戴望“闻湖州已陷，则仰天长号，僵仆绝气”，终为“曾文正公闻其名，悯之，始延之校所刻书”[22]。邵懿辰更于太平军攻杭州时，说什么“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与其求免而辱，何如一死殉城，犹为心之安乎？”[23]乃“殉城而死”。他们植根封建可知。

邵懿辰、戴望在学术上拘泥师法，在政治上维护封建，他们又都和曾国藩有关联。本来和政治关联较深，并在封建危机隐伏的情况下昌言“更法”，主张“变易”的今文经学，至此发生了变化，至此受到了锢蔽，这不能说不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展开有关，不能说不和曾国藩的利用经学锢蔽思想有关。

近代经学，充满斗争，而论战的双方，都是以经学为形式，这是近代经学的第四个特点。

综观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十年中，进步的思想家，挣脱不了传统经学的羁绊，封建势力又利用经学锢蔽思想。既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气候下，呈现出新的特点，又像一条绳索紧紧地缠绕着思想界。

既然要汲取西方新文化，对封建旧文化就毫不批判吗？并不如此。近代思想恰恰是在和封建文化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龚自珍、魏源对传统经学曾经“冲击”，康有为更对汉、宋两大学派猛烈冲**，辛亥前夕，章太炎对康、梁奉为神圣的今文学派诋之不遗余力，能说他们对传统的儒家经学没有批判吗？

问题是，近代的思想家，他们反对传统儒学，只是其中某一派别或集团，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地反封建，他们往往扮演成以儒经反对儒经，以孔子反对孔子的闹剧。他们对一向认为“圣人之书”的经典发生怀疑，爬梳史料，曲予考辨，使研究的范围扩大，对我国古史的探索提出了古籍真伪等课题，破坏了传统的盲目信古，导致此后的“疑古”“辨伪”之风。然而，孔子的权威并未动摇，像康有为那样还利用儒家学说中的“孔子旧方”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对封建势力又是何等妥协！

问题又是，近代的思想家看起来争论的是经籍中的经学问题，而实质上却是社会实际问题，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见解。他们在经学问题的后面，隐藏着各种各样的观点、思想方法和理论体系，在不同的时代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服务。辛亥前夕，章太炎利用古文反对今文，又是革命和改良，“排满”和“立宪”的斗争。至于封建制度的卫道士，也在新的形势下，建立起一种新的统治思想体系，曾国藩对内“汉宋兼容”，对外“忠信笃敬”，张之洞的“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又是适应历史的变化，利用封建文化中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尽管也说“西艺”，强调的还是“明纲”“教忠”，也只是封建统治思想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思想转化的缩影。

近代经学，是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一些进步思想家都接触西方文化，要求改革现状。但他们每每用自己的思想去发挥经书里的东西，借经书里的东西去证实自己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不同场合中尊奉各自的孔子，不敢动摇孔子的权威，不断搬用传统的儒经，在近代史上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有时还以“经学”的形式展开，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反映。

进步的思想家摆脱不了儒家经学的羁绊，封建势力利用经学锢蔽思想，经学传统的牵制束缚之深，可以想见。这种情况，直到五四运动以后，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才发生变化。然而，由于经学在我国流传甚久，影响很广，经书及其注释中也保留了古代的历史和思想资料，要批判和继承我国的文化遗产，还脱离不了经学。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经学是要批判的，但作为当时的文化思想，却不能简单抛弃，而要认真清理。

[1] 曾国藩：《讨粤匪檄》，《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

[2] 大意见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第30页。

[4] 叶德辉：《皮锡瑞六艺论疏证序》，转引自皮名振：《皮鹿门年谱》第65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5]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清流党》第9-10页。

[6]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一三《会通》。

[7]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一三《会通》。

[8] 张之洞：《劝学篇》内篇五《宗经》。

[9]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三《设学》。

[10] 张之洞：《劝学篇序》。

[11] 张之洞：《劝学篇序》。

[12] 邵懿辰：《致张鼎书》，《礼经通论》附第33页，张氏适园丛书本。

[13] 戴望：《论语注叙》，《谪麟堂遗集》第2页，宣统三年归安陆氏刊本。

[14] 邵懿辰：“五言古诗”，《半岩庐遗集》遗诗。

[15] 李慈铭：《赵缦堂日记》同治十一年（1873年）五月十六日日记。

[16] 戴望：《与曾相国论荐柳兴宗书》，《谪麟堂遗集》第9页。

[17] 马叙伦：《石屋余沈》第161页。

[18] 邵懿辰：《戴文节公行状》，《邵位西遗文》第74-81页。

[19] 戴望：《周孝廉墓表》，《谪麟堂遗集》第13-15页。

[20] 戴望：《凌教谕墓志铭》，《谪麟堂遗集》第19页。

[21] 戴望：《先师程君墓版文》，《谪麟堂遗集》第16页。

[22] 施补华：《戴君墓表》，《谪麟堂遗集》卷首。